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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造假型挪用公款罪等罪数形态研究——《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浅析

发表时间：2026-07-13 15:39:08

律师代理建设工程合同案件之挑战与应对

发表时间：2026-07-10 10:21:58

青年律师刑辩业务进阶“三部曲”

自2013年执业至今，笔者一直专注于刑事辩护业务，现结合自身经办案例、写作实践和执业感悟，谈谈青年律师在刑辩业务领域的成长之路。三部曲之第一部：入门阶段，四个关键词：听、看、写、说(一)听——在倾听中汲取养分要想做好一名刑辩律师，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能力：分析证据能力、解释法律能力、司法论证和逻辑推理能力、沟通和说服能力。而这四种能力的基础，首先是“听”的能力。1.听庭审。青年律师最迷茫的是什么？是之前学到的理论不知道怎么用，执业初期办理案件不知从何下手，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惑。笔者的经验就是去听庭审，学习同行如何把程序辩护用好、用活。笔者建议：每位青年刑辩律师准备一本“庭审旁听笔记”，至少完整旁听20场庭审，包括听整体流程、听质证方法、听辩论策略、听判决说理等。每一场庭审笔记都应包括案件基本信息、庭审焦点归纳、辩护亮点记录、自己的反思等。2.听接待。接待客户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甄别过程，当事人家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绪前来，他们的表述必然有主观成分。青年律师要学会在倾听中区分“事实”和“意见”，在共情中保持专业判断。笔者的经验是：让家属充分表达，然后用专业的问题引导他们回到案件的关键事实上，情绪安抚和专业引导缺一不可。3.听会见。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很多时候不是“我说”，而是“我听”。当事人最了解案件事实，但往往不知道哪些事实对辩护有意义，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倾听来发现线索。尤其是首次会见，要明确谈话边界、划定沟通禁忌，反复向当事人强调各项注意事项。其次是阅卷后的会见，阅卷后案情了然于胸，这是和当事人达成共识、建立信任的最佳时机。4.听沟通。每一次与办案人员的沟通都是一次信息收集的良机，检察院的承办人员对案件的关注点在哪里，法官在庭前会议中透露了什么倾向？这些都需要律师敏锐地去捕捉。刑事辩护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有的放矢。(二)看——打开刑辩的视野“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刑事辩护的功底，同样在法庭之外。“看”决定了一名律师的格局和上限。1.看同行办案。要养成“跟着案子跑”的习惯，向优秀同行学习，看他们如何拆解案卷、如何梳理证据、如何构建辩护体系。2.看法条。这绝不是简单地读条文，而是做“法条的系统性阅读”。3.看案例。每办理一起案件，都要尽可能把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案例、无罪案例看一遍。重点看“争议焦点”和“裁判理由”，因为这就是判案法官的思维逻辑。4.看判决书。建议大家不仅要看自己办的案件判决书，还要看同类型案件的判决书。特别是对无罪判决，更要反复研读，法官为什么会判无罪，辩护人的哪些意见被采纳了？这种“逆向学习”对拓展辩护思维的帮助极大。5.看理论文章。理论功底决定了你在法庭上能否以专业能力清晰地讲明一个问题。刑辩律师要做那个推动细节完善的人，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和喊口号上。（三）写——用笔升华思考“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是刑辩律师最锋利的武器，也是最忠实的伙伴。写作是律师自我深度对话的方式。1.写旁听笔记和庭审笔记。每旁听一场庭审、每开完一个庭，要当天写庭审笔记，不追求文采华丽，但求忠实记录。要重点写清楚三件事：法庭上发生了什么、个人有什么收获、如果是我来办这起案子我会怎么做。2.写所思所悟。笔者办理每一起案件都会写“办案心得”或“辩护手记”，记录辩护策略的形成过程、与办案人员沟通的关键节点、庭审中的突发状况和应对策略。3.写专业文章。从执业起，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每个周期至少写一篇办案心得或法律评论。坚持一年你会发现，自己的专业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有明显提升。（四）说——让表达有力量“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法庭是刑辩律师的“主战场”，而语言是我们最为锋利的武器。如果说“写”是刑辩律师的内功，那么“说”就是刑辩律师的刀法剑法。写得再好，如果说不出来、说不到位，辩护效果都会大打折扣。1.法庭辩护。这是最核心的表达场所，找到案件中最能打动法官的那个点，无需面面俱到，而是单点突破。2.表达观点与同行交流。抓住每一次公开发言的机会训练自己，从单一案件的表达到一类案件的方法论提炼，从就事论事到举一反三，这是刑辩律师思维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3.模拟法庭和自媒体传播。建议律所每季度组织一次模拟法庭案情推演，律师穿上律师袍和没穿律师袍的感觉完全不同，只有经过反复演练，才能在真正的法庭上做到从容自信。同时，青年律师要善于运用自媒体平台，既能锻炼表达，又能把专业知识传播出去，扩大影响力。笔者建议：坚持复盘，记录每一次法庭发言，事后回看查漏补缺；模拟训练，至少参加10次模拟法庭案情推演；公开演讲，争取在每一次沙龙、讲座的发言机会；复述训练，找一个复杂案件，力争用3分钟把辩护要点讲清楚。三部曲之第二部：进阶阶段，四个关键词：跟、帮、练、温（五）跟——在追随中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刑辩之路上，你需要师傅、需要同行、需要一切可以学习的对象。律师这个行业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不可能通过学校教育或自我摸索就成为优秀的律师，必须找到可以跟随的人。1.跟师傅一起办案。阅卷、整理证据目录、起草法律意见书……做得越多，学到越多。你要在工作中观察、揣摩、领悟。所谓“跟”，其核心在于主动性，走马观花式地“跟”与全身心投入地“跟”，效果完全不同。做到三步：用眼看、用心想、用笔记。2.跟同行切磋。大案要案的辩护若要取得良好效果，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否则独木难支。刑辩律师之间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战友。3.跟家属沟通。当事人家属是律师最重要的“同盟军”，但也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源”。跟家属的沟通工作需要清晰的边界意识，既要让其理解辩护策略、提供有利信息，又要守住执业底线。（六）帮——在助人中成就自己“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的过程，恰恰是你自己进步最快的过程。1.帮师傅独当一面。当从“听师傅吩咐”进阶到“帮师傅分担”，意味着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办案能力。先从师傅交代的单一任务开始，一份法律意见书、一次补充会见等，逐步过渡到独立负责一起案件的某个阶段。2.帮同行解决难题。你解决的问题越多，你的经验就越丰富。每一次解答都是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再次激活，帮助同行的过程也是你专业水准的展示。笔者建议：积极主动帮助同行解答问题，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你的专业威信会逐渐建立起来。3.帮当事人解决需求。当事人或其家属聘请律师，最核心的需求是维护其合法权益。我们要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穷尽一切可能，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结果。（七）练——在实践中蜕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刑事辩护没有捷径，唯有多练。这个阶段是青年律师进步最快、成果最显著的时期。“练”不是等准备好了再上，而是边干边学。1.初试牛刀，敢于尝试。不要怕案件小、案情简单，每一起案件都是律师的训练场。2.刻意训练关键技能。笔者为大家列举了一个“必须刻意训练”的清单：（1）阅卷速度，三天内能否完成一个案件上百本卷宗的通读？（2）法律检索，能否在一个小时内找到办理案件所有相关法条和类似案例？（3）证据分析，能否在一张A4纸上画出案件所有证据之间的印证和矛盾关系？（4）辩护词写作，能否把复杂的案件事实用1500字以内的文章讲清楚？3.在实践中试错和调整。年轻律师不要怕出错，只要你善于复盘和调整，每一次试错都会让你更接近正确。（八）温——在复盘中升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复盘是刑辩律师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必经之路。刑辩律师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了不知道为什么成功，失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失败。1.结案必复盘。每一起案件结案后，都要坚持做到“一案一复盘”，包括程序复盘、实体复盘和策略复盘。程序上有没有遗漏的辩护节点，实体上辩护理由是否充分，策略上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种复盘要形成文字，不是脑子里想一想就完了。2.对比复盘。把相同案由的前后案件进行对比，找出不同案件中辩护策略选择的共性和个性。3.跨案件提炼。例如对言词证据的穿透式审查、对鉴定意见的程序性质疑、对管辖权问题的策略性利用等，总结成体系化的方法论。笔者建议：建立一个“个人办案数据库”，每起案件按“案情摘要—辩护策略—关键节点—结果—经验教训”五要素进行结构化录入，这是日后撰写专业文章或出版专著的宝贵素材。三部曲之第三部：独立阶段，四个关键词：敏、独、传、惜（九）敏——练就一双“鹰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刑辩律师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在看似绝望的案卷中发现希望。敏，是成熟刑辩律师最重要的职业素养：敏锐洞察、敏捷行动。不能做反应迟钝的律师，不能让无罪的可能性从眼皮底下溜走。1.敏于洞察无罪空间。每一个无罪判决都是从一个“疑点”开始的。2.敏于捕捉案件趋势。青年律师要善于在变化中寻找机遇。3.敏于行。发现了案件的突破口，不要等、不要犹豫，立刻撰写法律意见书、及时申请会见、尽快和办案人员沟通。笔者建议：每拿到一份新案卷，用一张A4纸画两个圈，左边的圈写“有利事实”，右边的圈写“不利事实”，中间的交集部分是案件突破口。这个简单的行为，会帮助你的视线迅速聚焦。（十）独——真正的独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意味着不再依赖任何人，而是敢于为自己的判断负责。“独”是成熟阶段的标志，意味着你可以独自面对复杂的案件，同时承担全部的责任和压力。1.独立办案。从“帮师傅办案”到“自己独立办案”，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律师费怎么谈，辩护策略怎么定，要不要做无罪辩护……这些事没有人替你拿主意。你会感到孤独，但正是在这种孤独中你才能真正成长。当然，独立办案不等于信息隔绝，遇到复杂案件时仍然需要与同行交流研讨，但最终决定必须由你自己作出。2.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敢于质疑。刑辩律师的独立思考绝不是为质疑而质疑，而是基于证据和法律的审慎判断。3.独当一面。在复杂的多人涉嫌犯罪案件中，如何协调多名辩护律师的策略？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如何在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之间找到平衡？在对当事人不利的局面下，如何果断调整策略？这些都需要你能够独当一面、当机立断、承担责任。独立办案不等于“单打独斗”，笔者总结了以下思路供大家参考：1.案件评估：收案前完成证据和法律关系的初步研判，判断无罪空间或辩诉交易空间。2.方案设计：制定“A计划+B计划”，为主策略设计备选方案，惟有未雨绸缪才能进退自如。3.团队协作：复杂案件邀请专业互补的同行组建协作团队，做到“一人成军、合作共赢”。4.客户沟通：保持透明、真诚、及时的沟通，管理预期、防范风险。（十一）传——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将以往的案例复盘总结并形成文字记录，也是一种传播法治理念的有效方式。刑辩律师不仅要办好案子，还要讲好故事，在遵守法律规定和律师执业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出版著作、举办讲座等方式传播自己的执业故事。（十二）惜——爱惜自己的“羽毛”“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刑辩律师要守住底线、珍惜声誉，这是比打赢官司更重要的事情。惜，是刑辩律师的最后一个课题——珍惜声誉、爱惜品牌、守住底线。1.珍惜职业声誉。做刑事辩护业务，风险无处不在。有些律师因为不规范操作而葬送了职业生涯，例如违规会见、不当承诺、与委托人发生利益冲突等。一个律师积累声誉要十年，而毁掉声誉只需要一个案子、一次错误。2.爱惜专业品牌。不要贪多、不要什么案子都接。应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领域，把一个类型的案件做到极致，这比办一百起“二把刀”式的案件更有价值。3.不错过成长机会。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挑战机会以及与优秀同行交流的机会。法律在不断完善，作为律师，我们也要不断进步、不断提升自己。4.始终保持对职业的敬畏。古语有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愿今后的每一天，法治的光芒能够照亮每个人的内心和前行的道路，这是每一个律师的使命和信仰。（作者：张进华，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7-09 10:12:47

数据资产担保的法律制度构建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据日益成为企业核心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4月，国家发改委与国家数据局联合发布的《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鼓励数据资产质押、担保等金融服务创新，适配登记公示、价值评估与处置流通等制度需求。实践中，数据资产能否作为担保物，如何设立担保物权，担保权益如何有效实现等问题还需法律明确规定。在此背景下，探索契合我国现行法律框架的制度构建路径，对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激活数字金融创新活力具有现实意义。数据资产担保的设立困境及其成因数据资产担保在其设立阶段即面临多重法律与事实障碍，导致担保物权难以有效成立或产生对抗效力。这一困境根植于数据资产本身的特殊属性与现行担保制度、民法核心原则要求之间的不适配。（一）客体适格性争议：数据资产能否成为担保物权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规定，权利质权可适用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物权法定原则要求担保物权客体类型由法律明文界定，客体特定性则是担保物权成立的基本要件。数据资产是否属于“其他财产权利”，能否满足客体特定性要求？支持者认为，当代社会中数据已具备显著的财产属性，可交易并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特定化；反对者则质疑，数据天然具有非排他性和可复制性，难以实现传统物权意义上的“占有”或“交付”，无法契合传统担保物权对标的的要求。争议的核心在于现行物权体系与民法原则框架能否容纳这种新型资产形态。将“数据能否担保”这一问题拆解为“何种数据在何种条件下可担保”更具操作性。（二）权属未经法定：担保人处分权限不明担保物权的有效设立以担保人对标的物享有合法处分权为前提。然而，现行法律仅要求数据处理不与现有权利相冲突，未明示数据之上的民事权利。例如，平台企业收集的用户浏览数据，其权益归属是平台、用户还是二者共有，平台单独设保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类似数据资产处分行为缺乏明确的民法规则指引，担保合同的效力存在不确定性。（三）公示机制缺位：缺乏法定对抗效力载体公示公信是担保物权的核心原则，《民法典》规定动产抵押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权利质权依不同权利类型采取交付权利凭证或登记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开方式让第三人知晓担保物权的存在，以维护交易安全。但数据资产既无物理形态，也无统一的权属凭证，难以适用现有的公示规则。登记内容如何描述、登记机构是否有权受理、法院是否认可其对抗效力，均无定论。这意味着即使担保合同有效，担保权人也无法对抗后续受让人，失去了担保的意义。（四）法定合规限制：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需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则对重要数据出境实施严格管制。这些规定直接影响数据资产的可转让性与流通性，其不确定性使数据担保的设立缺乏稳定的实现预期。破解路径：构建“轻量化、渐进式”的运行机制面对数据资产担保在设立与实现环节所面临的问题，应当在尊重现行法律框架的基础上，严格恪守物权法定、公示公信、诚实信用、公平效率等民法核心原则，构建一套“轻量化、渐进式”的数据资产担保运行机制。（一）明确可作为担保数据的类型边界，恪守物权法定与客体特定性原则物权法定原则要求担保物权的客体类型、设立方式等由法律明文规定，而客体特定性是担保物权成立的核心要件之一。数据资产作为新型标的，需通过分类规制回应民法原则要求，解决“何种数据可作为担保数据”的基础问题，避免因客体界定模糊导致担保物权无效。结合现行法律规范，可尝试通过部门规章、司法解释或地方试点政策，建立“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合规审查”的规制体系，明确可作为担保数据的范围、条件与标准，为市场主体提供确定的法律预期。正面清单，即锁定权属清晰、符合客体特定性的合规数据，以清单的形式固定下来。纳入正面清单的数据资产需同时满足权属可界定、价值可评估、流通可规范、客体可特定四大要件，契合担保物权客体的基本要求。即经合法采集、完成充分脱敏的企业经营数据，如销售流水、库存周转数据、供应链物流轨迹等，可通过锁定数据库表、API接口等技术手段实现特定化，满足客体特定性要求；公共数据经法定授权加工形成的标准化数据产品，如区域消费指数、行业景气报告、产业发展数据分析等，此类数据权属归授权加工主体，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价值与流通性较为稳定；企业合法交易取得、已完成权属核验的商业化数据。这些数据具备独立的经济价值与可支配性，以完整的交易凭证和合规证明佐证担保人享有合法处分权后，应允许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担保物权的客体还须严格排除违法数据，即负面清单——包括受法律管制的数据资产和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非法数据，如黑产交易记录、非正当渠道获取的商业数据等。合规审查是为确保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有效性，建立前置性核验机制，要求担保人在设立担保前提交数据资产的来源合法证明、脱敏处理报告、权属核验文件等，由第三方合规机构或地方数据交易所完成前置性审查。审查的核心是担保人对数据享有真实、合法的处分权，从源头避免因权属瑕疵、合规缺陷导致担保物权无效，降低接受担保一方的尽职调查和处置风险。（二）构建“备案+技术控制”的替代性公示与控制机制，落实公示规则公示公信是担保物权的重要规则。《民法典》规定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其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数据资产由于无物理形态，且无法统一权利凭证，不能直接套用传统公示规则。在国家统一的登记系统建立前，可采取“地方先行、备案为证、技术补位”的策略，构建契合数据资产特性的替代性公示与控制机制，既实现担保物权的对抗效力，又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数据资产的“准占有”。首先，建立公信备案机制。由地方数据交易所、大数据主管部门联合牵头，设立第三方数据资产担保备案信息库，将担保物权的设立信息公开化。企业订立担保合同时，需将数据资产的类型、来源、脱敏方式、哈希值标识、担保金额、担保期限、双方当事人信息等主要内容上传备案。备案信息库对金融机构、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开放查询；在纠纷发生时，备案记录可作为司法机关判断担保权人是否善意、权利顺位是否优先、当事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证据，在不突破现行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实现担保信息的公开化。其次，嵌入技术控制条款，实现数据资产的“事实准占有”。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决定了其难以被物理占有和排他占有，因此担保合同中应将技术控制作为担保物权设立的重要补充条件。控制方式包括：一是违约触发的访问控制机制，约定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债务时，担保人立即关闭相关数据库、API接口的访问权限，由担保权人接管数据的控制权；二是第三方密钥托管机制，将数据密钥交由具备资质的可信第三方机构保管，密钥的启用、变更需经担保双方共同确认，仅在违约发生时，担保权人可凭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启用密钥，实现对数据的实际控制；三是数据溯源与追踪机制，在数据文件中嵌入不可见的数字水印与唯一哈希值标识，对数据的复制、传输、使用全程进行监控，防止担保人擅自复制、转售数据资产。如设立担保的权利持有者需继续使用数据，可在限制核心数据知悉范围的前提下，由担保权利方许可同意，并协商收益归属。“协议约定+技术控制”的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数据资产的实质性控制，为担保物权的实现提供了崭新路径。后续可通过修订《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增设“企业数据资产”子类目，完成数据资产担保的法定登记，最终融入现行物权体系。（三）推动建立一体化的估值与定向处置通道，契合公平与效率原则担保物权的核心价值在于债务清偿的保障。数据资产的价值具有场景依赖性和时效衰减性，其处置还受合规性限制。需构建专业化、闭环式的估值与处置通道，通过定向处置提高变现效率，解决“估值难”“处置难”的实践瓶颈。制定统一的估值规范，保障估值的公平性与科学性。由资产评估行业协会联合数据交易所、科研机构，共同制定《数据资产估值指南》，明确不同类型资产适配的估值模型，为担保资产价值的确定和变现定价提供依据。对具备稳定收益预期的经营性数据可采用收益法，在充分考虑数据的时效衰减性与场景依赖性基础上，根据数据使用的预期收益进行估值；对投入成本可清晰核算的加工数据可采用成本法，以数据生成、存储的实际成本为基础，结合数据的预期收益调整估值；如市场已有同类数据商品则采用比较法，参照数据交易所的同类数据交易价格，结合数据的质量、规模、时效性和应用范围进行修正。设立定向处置通道，实现处置的合规性与效率性。依托现有地方数据交易所，设立“担保数据处置专区”，构建封闭式、定向化处置通道，既避免了公开拍卖可能引发的隐私泄露、数据滥用风险，又能提高买家匹配效率。该专区仅对经资质审核、具备数据消化能力、合规的数据处理资质与安全保障能力的高资信买家开放，处置严格遵循合规审查前置原则，由独立第三方合规机构对拟处置数据进行二次核验，重点核查来源合法性、是否涉敏，再由估值机构出具正式估值报告，确定处置的参考价格。然后在处置专区发布转让信息，组织买家竞价或协商交易。交易完成后，由数据交易所监督数据的交付过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的安全传输。（四）完善司法保障与配套规则，强化制度的司法适用与体系化衔接数据资产担保制度的落地实施，离不开司法系统的协同支持。相应机制的建立需以《民法典》为核心，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明确数据资产担保的司法认定规则，同时推动配套制度的修订与完善，实现数据资产担保与现行物权、数据监管、资产评估等制度的体系化衔接，让“轻量化、渐进式”的运行机制具备坚实的司法保障与制度支撑，确保民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数据资产担保制度的构建，本质上是数字时代对传统物权法体系的一次调适，更是民法核心原则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延伸。数据资产具有非排他性、易复制性与场景依赖性等独特属性，既无法被简单纳入既有担保规则，也不宜通过激进立法强行改造现有法律框架。本文所述的“轻量化、渐进式”路径，以《民法典》确立的物权法定、公示公信、诚实信用、公平效率等民法原则为根本遵循，着眼于回应实践需求，在兼顾数据安全与个人权益的同时，释放合规数据的金融价值，实现金融创新与民法原则、法律秩序的有机衔接，让数据资产担保的设立与实现均有明确的民法原则指引和具体规则遵循，使数据担保真正成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金融工具，同时推动民法原则在数字时代的持续发展与完善，实现法律制度与数字经济的同频共振。【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GJDC-2026-01-86）】（作者：马游莘、李承阳，北京工业大学）【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7-08 15:59:02

资金分析成果证据转化的演进、实践与展望——“金析为证”的制度创新与完善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涉众型、网络型经济犯罪高发，传统资金查证模式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求。资金分析鉴定作为资金分析成果证据转化（简称“金析为证”）的制度创新，历经侦查辅助、证据转化、法定鉴定三个阶段，已正式纳入公安机关法定鉴定体系，形成程序规范、主体明确、技术统一的制度框架。该制度有效破解了资金查证难、效率低、采信弱等现实难题，在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助力追赃挽损、推动刑事证明体系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律师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其演进历程、制度构建、实践价值与完善方向，以期为推动“金析为证”制度行稳致远提供参考。一、从内部辅助到法定证据：发展历史回顾我国资金分析工作的制度化进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一）侦查辅助阶段（2023年之前）资金分析在经济犯罪办案中早已存在，但仅用于线索研判、方向锁定与团伙刻画，属于内部侦查辅助手段。相关成果主要有两种去向：一是以台账、图表、分析说明等形式存在，未纳入法定证据体系，仅作内部参考；二是如需进入诉讼，通常需经由司法会计鉴定或专项审计等载体，方能获得证据资格。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资金分析不具有独立证据地位。（二）证据转化阶段（2023-2024年）随着涉众型、网络型经济犯罪高发，涉案资金数据呈指数级增长。传统模式下，资金分析若要成为诉讼证据，只能依赖司法会计鉴定或专项审计。但上述方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应对数百万笔流水、多层级嵌套的资金网络。与此同时，侦查机关内部资金分析虽能快速穿透资金关系，但因缺乏全国统一程序与证据标准，成果无法直接进入诉讼。在此背景下，公安部经侦局于2023年7月正式提出“金析为证”这一工作方向；2024年3月26日印发《公安经侦部门资金数据分析成果转化工作指引（试行）》，首次从全国层面规范数据获取、清洗、检验、分析、报告等关键环节，统一文书体例与转化路径，将资金分析成果从“侦查辅助”拓展至“诉讼证据”领域，资金分析报告在大量案件中作为诉讼证据被采信，但其证据属性尚未明确。（三）法定鉴定阶段（2025年至今）2025年4月7日，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工作程序规定（试行）》，正式将资金分析鉴定纳入公安机关法定鉴定体系，明确其法律定位与程序规则。同年7月29日，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准入、管理、责任作出系统规范。技术层面，公安部技术监督委员会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四项行业标准：《法庭科学资金数据获取规程》（GA/T2158-2024）、《法庭科学资金数据清洗规程》（GA/T2159-2024）、《法庭科学资金数据检验规程》（GA/T2160-2024）、《法庭科学非法集资类案件资金数据分析规程》（GA/T2161-2024），于2025年3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1月19日，再次发布了《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标准体系表》《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软件技术要求》，并于同年7月1日正式实施。程序规范、主体规范、技术标准协同发力，标志着我国资金分析鉴定实现了机构专业化、人员职业化、程序法定化、技术标准化，资金分析成果完成从“内部材料”到“法定鉴定意见”的跨越。今年3月31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就袁某、石某等人虚开发票案作出一审判决，采信四川省公安厅资金分析鉴定中心出具的《资金分析鉴定书》。资金分析鉴定意见被法庭作为定案证据正式采信，标志着其从制度文本走向司法实践。二、“金析为证”的制度构建与规范“金析为证”从侦查辅助工具到法定鉴定类型的制度演进，形成了以鉴定意见为证据形态、以法定程序为运行基础、以专门性问题为规制对象的规范化证据制度体系。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司法鉴定类型，其制度设计既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制度的基本原理，又契合资金数据分析穿透的专业属性，呈现出法定化、专业化、程序化、可质证化的基本特征。从律师执业与证据审查视角观察，制度构建与规范既是理解“金析为证”运行逻辑的关键，也是开展证据质证、权利保障与程序抗辩的基础依据。（一）证据属性：法律定位与类型归属依据《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工作程序规定（试行）》，资金分析鉴定属于公安机关法定鉴定项目，在证据种类上归属于鉴定意见。其一，交易特征分析、资金链路穿透、多层账户识别、资金回流验证、金额认定、关系关联等均属于“专门性问题”，需专业知识判断；其二，由法定机构、适格人员依规范作出，形成结论明确、可供质证的书面意见；其三，归入鉴定意见可直接适用现有审查规则，避免制度冲突，提升司法稳定性。与司法会计、审计、电子数据、书证不同，资金分析鉴定不依赖会计账簿与财务凭证，而是以资金数据流为核心、以分析穿透为方法，具有独立技术逻辑与证明功能。（二）主体规范：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双重准入资金分析鉴定实行机构登记管理与鉴定人资格管理并行模式。鉴定机构需满足人员、设备、场所、质量体系等条件，经严格评审核准登记后方可执业；鉴定人需具备法律、金融、数据分析、侦查等复合背景，经培训考核评审纳入名册管理。双重准入从源头保障中立性、专业性，防范“侦鉴不分”“自侦自鉴”风险。（三）程序规则：全流程诉讼化运行资金分析鉴定程序的诉讼化运行体现为其嵌入侦查、起诉、审判全链条，形成完整的诉讼闭环。在制度设计上，严格遵循侦鉴分离、科学中立、权利保障、全程留痕等现代司法鉴定基本原则。具体而言，程序规则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其一，委托与受理环节，要求依法委托、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有严格要求、规范受理程序；其二，检材管理环节，对资金数据的获取、封存、移交、归档等实行全程留痕，确保检材来源清晰、流转可溯；其三，技术实施环节，严格按照已发布的六项行业标准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工作；其四，内部复核环节，通过复核程序对分析结论进行交叉验证，保障结论的严谨性与可靠性；其五，鉴定书出具环节，要求格式统一、要素齐全、签章规范，满足证据形式要件；其六，权利保障与出庭质证环节，依法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并明确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义务。上述程序规则的系统构建，使资金分析鉴定从封闭的内部技术活动转变为可审查、可对抗、可救济的诉讼活动，为法庭质证与司法审查提供了程序基础。三、海量数据时代“金析为证”的贡献在数字经济深度发展、资金交易呈现电子化、网络化、跨境化、高频化的背景下，经济犯罪案件中的资金数据呈现海量性、碎片化、弱关联、多层嵌套的特征，传统取证模式与证明方式已难以满足刑事诉讼对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要求。“金析为证”制度以法定鉴定为基础，以数据技术为支撑，以程序正当为保障，形成了适应数字时代司法需求的新型证据供给机制，在破解实践困境、提升司法效能、保障权利实现、推动社会治理等方面具备多层次、体系性的时代价值。（一）破解复杂资金查证困境，实现资金事实的专业化还原在非法集资、洗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资金密集型案件中，犯罪分子普遍采用空壳公司多层划转、拆分转账、跨境汇兑、虚拟货币转换、第三方支付嵌套等手段隐匿资金轨迹，导致资金链路隐蔽、关系复杂、流向模糊。传统人工核对、财务查账等方式难以对非结构化、超海量资金数据进行分析穿透，往往出现“查不清、算不准、对不上”的证明困境。“金析为证”依托资金数据获取、清洗、检验、关联分析、模型构建、可视化呈现等一系列标准化技术方法，能够对分散、割裂、无序的资金数据流进行系统性整合与专业性判断，实现对资金来源、流转路径、最终去向、实际控制人及受益关系的精准把握。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传统模式下难以识别、难以固定、难以呈现的资金事实，转化为具有稳定性、清晰度、可验证的鉴定意见，为案件事实认定提供关键支撑。前述成都市青羊区袁某、石某等人虚开发票案中，鉴定机构通过标准化资金分析穿透，精准锁定598份发票、价税合计940余万元的虚开事实，其鉴定意见被法院直接采信，充分印证了该制度在复杂资金事实还原上的独特优势。（二）提升执法司法效率，优化刑事诉讼资源配置传统资金事实证明高度依赖司法会计鉴定与专项审计。该类模式以会计准则为基础、以人工逐笔核验为方式，在面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动辄数百万笔交易流水、多层级账户结构、跨地域资金划转的情形时，普遍存在周期长、成本高、灵活性不足、与办案节奏不匹配等问题。“金析为证”以数据技术为支撑，以标准化流程为依托，能够在更短周期内完成海量资金数据的处理、分析与判断，大幅提升证据形成效率。同时，全国统一的程序规范与技术标准可以降低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与审查成本，促进诉讼流程顺畅高效运行，实现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协调统一。（三）强化证据合法性与规范性，提升庭审采信度与司法公信力此前，资金分析成果多以内部报告、分析说明、资金图表等形式存在，因缺乏法定主体资质、统一程序规范与技术标准，在法庭质证中常因证据资格、证明力等问题难以获得有效采信。将资金分析鉴定正式纳入司法鉴定体系，从三个层面实现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系统性强化：其一，主体适格，由登记在册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实施，具备法定资质基础；其二，程序正当，遵循委托、受理、检材管理、技术实施、复核、出具意见、权利告知等全流程规则；其三，方法科学，严格执行有关行业标准，确保分析过程可重复、可检验、可溯源。由此形成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具备完整证据能力，能够经受庭审实质性审查，有效解决了以往资金类材料“易抗辩、难采信、不稳定”的制度短板。前述成都市青羊区案件中，法庭采信理由包括：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均为核准登记的法定资质主体、独立于办案机关；鉴定程序严格遵循法定流程与行业标准；分析过程可溯源、结论可质证。最终形成控辩审三方认可的定案依据，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重要司法参照。（四）助力精准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经济犯罪尤其是涉众型经济犯罪，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更直接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权利，被害人的核心诉求在于挽回经济损失。然而，在资金多层嵌套、快速转移、混同交织的情况下，准确界定涉案资金、区分合法与非法资金、识别可追缴资产，长期以来均为实践难点。“金析为证”通过穿透式资金分析，能够实现对资金性质、归属、流向、用途的精准判断，清晰区分合法资金与涉案资金、主犯资金与从犯资金、可追缴资金与已挥霍资金、共同资金与个人资金，为定罪量刑提供事实依据，也为追赃挽损、资产查扣、清退返还提供了清晰指向与数据支撑。四、在理性审视中稳步前行“金析为证”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突破性制度创新，实践成效显著。但作为创新制度，其仍处于起步完善阶段，需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提升。第一，技术标准与操作规范需进一步细化统一。现有标准以通用性为主，对传销、洗钱、网络赌博、证券期货等类案适配性不足，模型选用、异常识别、关联规则、可视化、文书表述仍需精细化指引。第二，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协同机制需继续深化。资金流转往往跨区域、跨平台、跨机构，当前数据权限、数据质量、互通时效、协作程序仍不够顺畅，亟需构建公安、检察、法院、金融监管、支付机构、清算机构间高效协同机制。第三，鉴定人复合型专业能力需持续加强。资金分析鉴定要求法律、金融、数据分析、侦查等复合能力，当前复合型人才仍相对不足，需强化培训、考核与法律伦理建设。第四，对新型资金形态与犯罪手法的适配性需不断提升。虚拟货币、链上支付、智能合约、跑分平台等不断翻新，现有模型对去中心化、匿名化资金的识别能力仍需增强。第五，庭审质证规则与证据认定标准需进一步明确统一。作为新型鉴定意见，司法审查尺度尚不完全统一，质证机制、分析论证逻辑、重新鉴定启动标准等，需通过指导案例与规则进一步明确。“金析为证”作为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创新，是破解资金查证难题、提升执法司法质效的基础支撑，也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构建数字化证明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这一制度顺应数字经济与犯罪演变规律，回应了专业化、规范化、数据化证据供给的司法需求，有效破解了资金链条穿透难、证据固定难、庭审采信难等瓶颈，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范金融风险、追赃挽损、保障民生、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者：毛洪涛，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7-06 16:22:10

人工智能时代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之诉讼策略

时代背景与维权困境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算法、大数据等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软件相关技术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研发企业的核心资产与市场竞争的关键支撑。然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侵权案件的频繁发生，不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软件企业的创新活力，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科技行业的健康发展。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5）》，其中收录了笔者代理权利人起诉的一起具有典型意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侵权案件。此前，笔者曾在另外一起涉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代理被诉侵权人抗辩。通过复盘两起案件可知，无论权利人还是被诉侵权人，均面临软件源代码举证困难、接触事实认定困难、相似性比对技术门槛高、共同侵权方式隐蔽性强等难题。为更好地研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侵权案件的诉讼策略与审判思路，本文拟就这两起案例展开分析。案件争议焦点（一）案例一：代理权利人维权原告是一款人工智能专业医疗软件的著作权人，该软件仅在相关医院内部使用。原告的前高管吴某离职后不久，被告H公司便获得被告W医药公司的一份价值1200万元的软件开发服务合同，而实际开发的技术人员仅有吴某一人。随后，W医药公司投资设立L科技公司，并火速向市场推出一款高度相似的竞品软件。Y医院系被诉侵权软件的终端使用者。原告认为，吴某、H公司、W医药公司、L科技公司、Y医院共同侵害了其软件著作权，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权利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软件的完成时间、公开时间，无法进行实质性比对等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诉侵权人停止侵权、停止使用并全额支持了权利人主张2250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权利基础困境：在被诉侵权人质疑权利人内部代码管理服务器（SVN）数据可被修改的情况下，权利人如何初步证明其对迭代开发、非公开发行的涉案权利软件享有著作权？（2）侵权比对困境：被诉侵权人以“服务器故障，源代码丢失”为由拒不提供被诉侵权软件源代码，权利人如何进行有效的“实质性相似”比对？（3）举证责任分配困境：如何动态调整本证与反证的举证责任，以便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4）共同侵权定性困境：面对被诉侵权人通过多个关联公司进行分工合作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各被诉侵权主体在主观上具有共同侵权的合意？（二）案例二：代理被诉侵权人抗辩德国某公司系成立于上世纪中叶的工业无线电遥控设备研发与制造商，原告H通讯公司是我国A股上市公司，原告主张其为德国某公司在华唯一合作伙伴及独占被许可人。原告通过公证方式购得被告K1科技公司、K2技术公司生产销售的两款涉案产品，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并以此为由主张二被告混同经营，共同实施了软件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诉请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等共计550余万元。经过法院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均认定二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或不正当竞争，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权利基础困境：在涉外案件存在多个跨境主体、授权链条冗长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境外主体身份及授权内容的真实性？（2）侵权比对困境：在权利人单方委托鉴定却拒绝提供软件源代码的情况下，被诉侵权人如何对“在先”“接触”及鉴定意见中相似度高达99%的比对结果进行抗辩？（3）举证责任分配困境：面对“被诉侵权人通过技术手段破解权利软件加密措施进而侵权”的指控，如何动态调整和分配举证责任？（4）共同侵权定性困境：在权利人主张被诉侵权人存在多个关联主体、股东和高管人员相同、注册地址相同的情况下，如何抗辩共同侵权合意、破解共同侵权责任？诉讼攻防与博弈在案例一中，一审法院以权利人权利基础存在瑕疵、无法进行侵权比对等为由驳回权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权利人及其代理律师在二审中加大举证力度、优化论证逻辑、提升说理深度、善用程序规则，围绕四个争议焦点展开精准有效的应对并成功破局，最终取得二审改判的结果。重构证据链条，巩固权利证明。权利人及其代理律师在二审中，系统性地补强提交了权利软件多个历史版本的著作权登记材料，证明权利软件开发的一致性和延续性；通过对SVN服务器中权利软件V3.0版本的前后20个历史版本进行公证，证明了软件代码演进的合理顺延；通过从第三方医院公证提取的2016年安装的权利软件安装包，与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软件V3.0版本进行一致性比对，构筑了稳固的权利证据链条和权利基础支撑。采取技术比对路径，穿透刻意规避行为，直击实质性相似本质。在被诉侵权人以“服务器发生故障导致源代码丢失”等理由拒不提供被诉侵权软件源代码的情况下，代理律师通过采取技术比对路径的方式精准锁定“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定标准，通过反编译程序对被诉侵权软件的可执行文件随机抽取10个关键代码文件进行比对，发现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之间存在大量高度相似的代码段、完全相同的特有标识、函数名称、日志记录BUG、空函数等，甚至存在相同的、独特的软件缺陷（例如不符合正常设计习惯的完全无规则的光标移动顺序、提示信息中因为误操作而出现的多余空格等），已经远超偶然巧合的可能；此外，虽然被诉侵权软件通过将数据库表名前加上字母“t”，或者将英文单词改为汉语拼音等方式刻意规避实质性相似，但仍有部分表中的数据库ID值、创建时间等完全一致，而这只能是直接复制使用同一数据库备份文件的结果。由此，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权利人完成了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存在实质性相似的初步举证责任。善用程序规则，明确区分本证、反驳与反证、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合理分配并转移举证责任。经过举证质证，二审法院认为，在权利人提供的本证足以达到初步证明其是权利软件著作权人的情况下，被诉侵权人仍然以“SVN数据可篡改”为由否认权利人本证的真实性，该否认意见属于反驳，但并未导致权利人本证真实性达到真伪不明的程度，故不足以对抗权利人本证的证明力。此外，主张“SVN数据未经修改”是消极事实，主张“SVN数据可篡改”则为积极事实，在被诉侵权人仅对权利人的权利基础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反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权利人并要求权利人继续证明“SVN数据未经修改”这一消极事实，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予纠正。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被诉侵权人应当就其所主张的积极事实（即“SVN数据可篡改”）承担反证责任，在其无法完成反证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厘清商业本质，辨识共同侵权合意，明确共同侵权责任。在案例一中，二审法院认为W医药公司、L科技公司、吴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被诉侵权软件并非H公司或L科技公司自主研发，并合理推定吴某、H公司、W医药公司、L科技公司对整个侵权行为均属明知，并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将侵权所得洗白为合法收入。二审法院透过繁琐复杂的商业外观，厘清了共同侵权的本质。在案例二中，由于两级法院均采纳了被诉侵权人关于不侵权的抗辩，驳回了权利人的诉讼请求，故本文重点就一审被诉侵权人的抗辩思路进行梳理和分析。抗辩涉外主体身份真实性，质疑权利人的权利基础。在本案中，被诉侵权人首先对权利软件的原始著作权人即德国某公司的涉外主体身份之真实性提出抗辩，要求权利人补充提交德国某公司的公证认证手续及翻译件。权利人起初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交，后以参考资料方式提交了德国某公司商业登记簿（附公证认证手续和翻译件）。一审法院根据《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规定，将授权材料认定为域外证据、私文书证并推定为真实，之后才对权利人的权利基础予以认定。反向拓宽“接触”认定思路，要求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法院认为，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权利软件在中国境内的发表时间早于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间，且其对权利软件数据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对于被诉侵权人而言，的确存在通过一般技术手段进行破坏和获取程序代码的现实可能性。然而，经过有效抗辩，权利人既未完成“中国境内在先发表”的举证义务，其自身亦无法做到在破解软件加密措施的同时仍能完好保存芯片中的目标代码。无惧单方鉴定意见，瓦解高达99%的相似性比对结果。权利人向法院提交了单方委托鉴定意见书，主张两款软件的目标程序相似度高达99%。对此，被诉侵权人首先向法院提交了其多年来保持一致性与延续性的研发记录文件，证明被诉侵权软件系由被诉侵权人自主研发；其次，被诉侵权人主张权利软件已采取加密措施，而被诉侵权软件未作加密，故权利人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检材样本中的数据文件，极有可能直接来源于被诉侵权软件本身，因而呈现出99%至100%的相似度。基于此，被诉侵权人主张应当对权利人检材样本的来源、检材样本中数据文件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检材样本数据文件与权利软件目标程序的对应关系和一致性等进行重点审核。最终，因权利人未能完成举证，其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仅为书证，不构成司法鉴定意见，且无法确认权利人检材样本数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故法院不予采信。善用程序规则，准确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般情况下，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侵权案件中，若存在“证据偏在”情形，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法院通常会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诉侵权人。然而，本案情形恰好相反。在法院释明保密义务并告知可以加密方式提交源代码进行比对的情况下，被诉侵权人主动向法院提交了被诉侵权软件的源代码，而权利人则以泄密为由坚持认为其现有证据已足以证明侵权，无需再提交并比对源代码，故拒绝提供权利软件源代码。显然，本案不构成“证据偏在”，而是权利人经法院释明后仍主动选择拒绝提交权利软件源代码等关键证据。在此情况下，无须进行举证责任转移分配，仅依“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相关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可。抗辩共同侵权合意，破解共同侵权责任认定。本案中，针对权利人提交了被诉侵权产品的购买合同、发票及相关网页显示的经营信息等证据，被诉侵权人抗辩上述基础材料仅能证明K2技术公司是生产者、K1科技公司是销售者，不足以证明二者存在人员、经营、财产混同等情况，亦无法证明二者具有共同侵权合意或共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抗辩意见得到法院采纳。新型裁判规则启示通过对比上述两起案例的权利人视角与被诉侵权人视角可以看出，传统的裁判规则主要针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作品，其接触认定和实质性相似比对较为直观，司法审查难度相对较小。而在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侵权案件则因为权利链条冗长、侵权方式隐蔽、取证难度较大等因素，已演变为权利人与被诉侵权人之间的一场系统性的“技术攻防战”和“数据攻坚战”；加之现实案情千差万别，司法裁判规则不再绝对单一地依赖软件源代码的比对结果，而是转向了更加开放灵活、更加契合当下技术发展现实需求的多元方向，并通过举证责任分配与转移、举证妨碍规制与约束、目标程序接触与比对、权利软件特有内容或专属特征标识残留抓取等构建新型裁判规则，以综合判定侵权行为的成立与否。【作者：安筱琼，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姜润，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7-02 10:13:54

新修订《仲裁法》之制度创新与实务前瞻

发表时间：2026-06-29 10:58:45

香港：律师专业弥偿计划以保障公众权益为目的

香港律师会的“专业弥偿计划”（ProfessionalIndemnityScheme，简称PIS）是一项为所有在香港执业的律师行及律师提供强制性专业责任保障的计划,它由香港律师会设立，并由其全资附属公司香港律师弥偿基金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和执行。该计划并非商业保险，而是一个由所有律师共同供款、旨在保障公众利益的互惠基金计划。该计划自1989年起生效，受《法律执业者条例》（第159章）的附属法例《律师（专业弥偿）规则》（第159M章）规管。全面的保障范围根据《律师（专业弥偿）规则》所载的条件及不保事项，专业弥偿计划就弥偿人因执业而导致的民事法律责任申索所引致的损失提供弥偿。就2019年10月1日或之后首次通知及首次向弥偿人提出的申索而言，每宗申索的弥偿限额为2,000万港元（包括讼费）。专业弥偿计划提供的保障，在许多方面比市场上普遍商业专业弥偿保单更全面。例如，专业弥偿计划提供的赔偿总额并无限额，而曾在香港律师行工作的退休成员，即使已不再向专业弥偿计划基金供款，也可享受免费的未了责任保障。专业弥偿计划与商业保单的另一个区别是其对投保的律师行并没有选择权。根据《律师（专业弥偿）规则》，专业弥偿计划必须为所有香港律师行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相比，业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享有如此全面的保障。以英格兰和威尔斯为例，由于香港和伦敦皆是全球顶尖金融中心，具备一定的比较意义。在过去九个弥偿年度（2025年数据），香港的专业弥偿计划缴款平均比率（扣除理事会审批的减幅）一直保持在总费用收入的1%或以下。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年度，平均费率（扣除减幅）为年度总费用收入的0.66%。在英格兰和威尔斯，英格兰和威尔斯律师监理局与法律服务委员会委托进行一项关于专业责任保险市场的研究，于2023年9月对近300间律师行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发现之一是律师行所支付的专业责任保险保费通常占其年营业额的3%至9%，中位数为5%。此外，一间全球保险经纪公司发表了一份关于2024-2025年专业责任保险市场的报告，该报告基于其2024年约1,700间受律师监管局监管的业务组合的分析，其中一项发现是2024年平均主要保险费率（显示主要保险成本占收入的百分比）为4.25%。以保障公众为目的设立专业弥偿计划有多个重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公众权益，使在香港执业的律师根据《律师（专业弥偿）规则》进行专业活动引起的民事法律责任获得弥偿。专业弥偿计划提供的保障可维持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和信心，让公众明白律师重视问责、专业责任和道德标准。财务可行性乃实现其目的之先决条件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专业弥偿计划必须具备财务可行性，以便为律师提供充分的“保险”。使他们免受所涵盖的责任影响，从而保障公众权益。在现行架构下，保险公司是所有风险的直接承保人，主要承担提供赔偿的责任。换言之，专业弥偿计划是主要赔偿承担者，而商业保险市场则是次级责任分保人。律师行须缴付的供款金额根据《律师（专业弥偿）规则》附表1第2(1)段订明的公式计算，但理事会可酌情调整下一个弥偿年度须缴付的供款总额。在行使其酌情权时，理事会必须审慎行事，以确保基金具备长期偿付能力。储备水平需要高于商业保险公司，因为基金是其本身的风险保障者。也就是说，如果基金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索赔和相关费用，所有成员都应被要求弥补不足之数。因此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基金财务可行性的决策时，必须格外谨慎。自1989年设立专业弥偿计划以来，随着律师行业的发展，基金所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必须注意的是，若对律师行的索偿不断增加，而律师行已遵守《律师（专业弥偿）规则》，则基金不得拒绝向该律师行发出提供专业弥偿保障的收据。专业弥偿计划在维护自我监管方面的作用自我监管制度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证明该行业有能力维护制度的可信任度。该行业必须确保制度正常运作，符合公众利益。行业必须维持高超的专业水平，并为疏忽行为向公众承担责任。行之有效、可靠的专业弥偿计划是增强公众信任和信心的重要因素，对维护行业的自我监管至关重要。香港律师会将继续加强专业弥偿计划的运作，以确保其有效实现设立目的。（作者：汤文龙，香港律师会会长）（本文原载于《HongKongLawyer》2025年4月刊）【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06-26 10:20:43

《生态环境法典》框架下环境犯罪恢复性治理的制度构建

发表时间：2026-06-23 11:16:13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及其实务研究

202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颁布30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2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提出，在新就业形态下，尽管平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具有很多新的特点，但判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仍然必须抓住劳动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特征，即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为进一步回应司法实践需求和社会关切，202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发布一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一“某运输公司诉杨某劳动争议案”中，法院裁判运输公司与杨某之间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应当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理由是：其一，杨某对运输任务、运输价格均不具有自主决定权，运输公司存在对其进行扣罚等劳动管理行为；其二，公司按月结算工资，杨某基本每天都有接单，运输收入构成其主要经济来源；其三，杨某从事的混凝土运输工作属于该公司的业务组成。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劳动者的权益有重要影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获得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等一系列权利；反之，若被认定为民事合作关系，劳动者将难以获得《劳动法》层面的保护。因此支配性劳动管理标准的确立，不仅有助于统一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标准，更为维护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一、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演变自《劳动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经历了若干阶段性的调整，其核心逻辑在于回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用工特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一）书面劳动合同标准的确立与适用1995年《劳动法》实施初期，劳动关系认定主要围绕书面劳动合同展开。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一时期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标准在于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否，法律强调书面化要求。此阶段的认定标准主要目的是推动正规化用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承载着推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功能。（二）从属性标准的兴起与应用背景随着民营经济发展，不签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等现象普遍存在，若仍以书面合同作为唯一认定标准，将导致大量劳动者无法维护自身权益。针对这一情况，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5年5月颁布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确立了“从属性”认定标准。该通知第一条规定，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主体资格、接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的，劳动关系成立。这一规定涵盖了三重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人格从属性。从属性标准突破了单纯依赖书面合同的局限，有助于实质性识别事实劳动关系，较好适配了当时工业化组织体制下的用工特征。（三）《劳动合同法》确立的“用工事实”标准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推进了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质化。该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将“用工事实”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旨在确认劳动者是否实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是否实际支付劳动报酬以及双方是否具有相对稳定的用工关系。“用工事实”标准延续了从属性标准的实质认定思路，同时进一步降低了认定门槛。“用工事实”标准与“从属性”标准相结合，成为司法实务的主流裁审口径。二、新就业形态下从属性标准的局限性与支配性管理标准的确立新业态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用工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用工方式的高度灵活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常不受固定时间和场所约束，可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工作频率和地点。上文所述“某运输公司诉杨某劳动争议案”中，杨某虽能自行决定每日是否接单，但其基本每天都有接单，且接单渠道、账号绑定均需经公司审批，形式上的灵活并未改变其受到实际管理控制的本质。二是平台经济的间接管理化。新就业形态用工依赖于平台的技术规则、算法推送、信用评分等间接控制手段。劳动者虽自主接单，但在任务分配、收益计算等方面高度依赖平台。该案中，杨某先通过微信群接受派单，后通过平台账号绑定公司接收任务，公司根据接单数、运输量、是否超时、有无罚款等指标按月支付报酬，构成一种间接但有效的管理控制机制。三是劳动关系的去组织化。新就业形态用工缺乏固定的劳动组织架构，劳动者之间彼此独立，难以纳入传统组织从属性框架。但该案裁判揭示：只要劳动者从事的业务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且劳动过程受到用人单位的实际管理和控制，就仍可能构成劳动关系。由于这些特征，传统从属性标准在新就业形态下的适用效果大幅削弱。而支配性管理标准的确立，正是我国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针对新就业形态的有力回应，有助于识别新型用工模式中的隐性控制关系，强化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三、支配性劳动管理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要点（一）从“从属性”到“支配性管理”：认定思路的深化传统从属性标准下，认定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证明人格、经济、组织三重从属。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往往与平台企业签订承揽、合作协议，甚至被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传统的从属性证据较难获取。支配性劳动管理标准的提出，将关注焦点从形式上的从属关系转向实质性的管理控制程度。在案件处理中，需要重点考察以下事实：账号绑定与审批流程是否经企业控制；劳动者对工作任务与价格是否具有自主决定权；企业是否存在扣罚、考核等劳动管理行为；劳动者的收入是否构成其主要经济来源。（二）算法与规则证据的审查重点新就业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实施间接管理。在权益保障实务中，对以下证据的审查尤为重要：平台派单规则与任务分配机制、劳动者接受任务的沟通记录、平台对劳动者进行奖惩的系统通知、收入结算明细等。（三）“去劳动关系化”安排的效力认定部分平台企业通过与劳动者签订承揽、合作协议，或引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意图规避劳动关系的建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已明确裁判立场：协议的名称和形式不影响对法律关系实质的判断。其中，指导性案例237号指出，劳动者主张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作出相应认定；指导性案例238号进一步明确，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的，个体工商户身份并不当然妨碍成立劳动关系。在权益保障实践中，应当坚持事实优先原则，透过合同形式审查实质用工关系。（四）不同职业类型的差异化考量新就业形态涵盖网约货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多种职业类型，不同职业的用工模式存在差异。对于网约货车司机，应重点考察企业是否通过派单、审批、考核等方式对运输任务和价格进行控制，以及运输业务是否属于企业业务组成部分；对于外卖骑手，应关注站点管理、排班制度、系统派单、超时扣款等管理机制；对于网络主播，应考察平台或经纪公司对直播内容、时长、收益分配是否进行实质性管理控制。针对不同职业特点，灵活运用支配性劳动管理标准，方能实现精准的权益保障。（五）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中，劳动者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的，原则上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新就业形态下，大量管理数据存储在平台企业一方，劳动者难以自行获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实务中，劳动者一方在初步证明用工事实的基础上，可依法申请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责令平台企业提供相关数据，以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平衡。（作者：陆敬波、周铁军、王琪，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06-22 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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