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所涉法律风险探析
在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线路等建设项目穿越矿区时，项目单位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第三方权利人的矿产勘察开采权会出现重叠，即压覆矿产，这可能导致矿业权人无法在该压覆区域内实施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进而引发纠纷。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裁判实务，对压覆矿产纠纷中的重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一、构成压覆矿产资源的实务认定（一）权利人已就前述矿产享有合法的矿业权权利人须拥有合法有效的矿业权，才存在其权利被侵害的可能。对在建设单位进行压覆之前，权利人的矿权证已被注销的，该主体不能成为压覆赔偿纠纷的适格主体。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裁定书中指出，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给甲矿业公司曾坂铜多金属矿地质普查探矿证的准许期限至2015年8月18日，但甲矿业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申请延续或保留探矿权，其主张系未与乙高速公司在探矿权期限届满前达成补偿协议、未确定压覆范围，才导致探矿权灭失，与事实不符。对压覆的矿产资源并未计算至矿业权人的资源/储量，该主体也不是适格主体。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明确，案涉压覆矿产资源虽然在安顺某公司的采矿权证面积范围之内，但该压覆矿产资源并未计算至安顺某公司的资源/储量，二审判决认定安顺某公司未取得案涉压覆资源的矿产使用权，其向另一能源公司主张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权利人的矿业权设立在先，建设项目实施在后，才可能构成建设项目对矿业权的压覆。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中明确，XX煤矿整合扩建工程（乙公司）的批准和建设在甲公司XX隧道建设完成之后，XX煤矿的扩建工程应服从XX隧道建设，故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承担相关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和权利人矿业权范围存在重叠为确保项目的安全运行，在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线路等建设过程中均依法设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范围。《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在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铁路桥梁外侧以及在铁路隧道上方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从事露天采矿、采石或者爆破作业的，必须与铁路运输企业协商一致，并依法报批和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规定，在国道、省道、县道的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00米，乡道的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50米，公路渡口和中型以上公路桥梁周围200米，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100米范围内禁止从事采矿、采石、取土、爆破作业等危及公路设施安全的活动；《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规定的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百米地域范围内，禁止抛锚、拖锚、挖砂、挖泥、采石、水下爆破，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地域范围内，除修建铁路等公共工程需要外，禁止采石、采矿、爆破；《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在距电力设施周围500米范围内（指水平距离）禁止进行爆破作业。（三）前述重叠情形将导致权利人不能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法律意义上的压覆不仅要求建设项目压覆区与矿区范围存在物理位置上的重叠、埋没、挤压等情形，还要求该重叠情形已经达到影响矿业权人正常开发利用的后果，否则不作压覆处理。二、构成压覆矿产资源时建设单位的法律风险（一）未履行报批手续的构成侵权行为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工程开工之前没有依法报批的，构成侵权行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中明确，铺设库A路未履行报批手续，与B煤矿探矿权所有人甲公司未进行协商，造成压覆矿区的实际危害后果，A铁路业主存在明显过错，其上述行为构成侵权。即便取得在先土地使用权，但未履行压覆矿审批的仍构成侵权。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中明确，虽然甲集团万吨选矿厂改扩建项目工程经该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建设，也经过了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但甲集团在明知万吨选矿厂下方储有乙公司矿产资源且没有得到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万吨选矿厂改扩建工程的施工，构成了对乙公司的一号、三号矿体矿产资源的压覆。（二）依法履行了报批手续的仍可能承担补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指出，甲公司在与乙公司达成压覆补偿意向后，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报批手续，故A铁路局在张唐铁路项目建设期间压覆丙矿业公司名下探矿权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建设单位在依法报批后，又与矿业权人就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性意见的，认定不构成侵权，但矿业权人有权要求建设单位进行补偿。（三）建设项目压覆过期的矿业权仍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矿业权人的权利过期系建设单位原因导致的，由建设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裁定书明确，现有证据证明某公司采矿场的关闭系由高速公路分公司实施建设工程造成。故原审判决认定高速公路分公司的行为与某公司关闭停产具有因果关系，并无不当。因矿业权人自身原因导致矿业权未能获得延续的，建设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中明确，某公司停产原因为A区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未完成与B市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批复，而并非C水库管理局进场道路改建工程导致其停产。对上诉人某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四）司法实践中对压覆赔偿或补偿范围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按照矿业权人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明确，压覆矿产资源的补偿范围应限于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按照矿业权人的直接损失加预期利润进行赔偿。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裁定书中明确，《鉴定意见》中4159.2251万元停产损失因压覆造成某煤炭公司2007年10月18日至2008年8月31日期间全部的正常经济利润和非正常生产的维护费用……故一、二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作为对某煤炭公司停产损失的定案依据并无不妥。按照矿业权价值进行赔偿。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中明确，《备忘录》中各方协商确认矿业权补偿金额为4295.49万元，符合甲铁路公司与乙公司长期就矿业权补偿问题磋商的意思，亦不属于对甲铁路公司不利的事实。故《备忘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补偿协议，但其中甲铁路公司与乙公司达成一致的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在特殊情形下，即使建设单位未严格履行压覆审批手续，人民法院也会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对矿业权人的赔偿、补偿请求进行限制。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判决书中认为，尽管甲公司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未严格按照规定报请压覆审批并提前与乙煤矿协商补偿事宜，但其承担的侵权责任亦应当根据双方达成的会议纪要，严格限于乙煤矿的直接损失，而不能无限扩大致使损害公共利益。三、构成压覆矿产资源时建设单位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一）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前，建设单位应先向项目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规划、矿产资源分布和矿业权设置情况。如确定建设项目需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按要求编制矿产资源评价报告，并依法提交当地自然资源厅（局）报批，待取得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二）积极与矿业权人签订《补偿协议》结合项目实际，与矿业权人签订压覆矿产资源的补偿协议。如暂不能协商达成一致的，双方可先签订意向性协议，载明矿业权人同意建设项目压覆，建设单位承诺合理补偿等内容并据此先行报批，补偿范围及金额可待项目建设实施后确定。（三）积极沟通确定安全防护措施建设单位应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要求，在工程施工经过矿产资源区域时预留相应的安全距离，并结合实际情况与矿业权人积极沟通协商，确定合理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承担矿业权人按照安全防护要求实施防护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线路等项目作为重要的民生建设工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在实际建设过程涉及压覆矿产时，相关建设单位仍应提高对相关法律风险的重视程度，积极对项目实施可能涉及的压覆矿产情况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确保项目建设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有序进行，从而既能有效降低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也能更好地发挥这些项目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作者：秦美虎，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29 1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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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刑事保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的重大战略任务，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需要协同发力，其中从算法安全角度进行构建是关键环节。《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风险防控，推进算法分级分类安全管理，有效识别高风险类算法，实施精准治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算法作为联结大数据和规制决策的技术纽带，通过复杂的算法模型来统计和分析海量的网络数据，进而得到预定的结果，已被广泛应用于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分析用户偏好、优化业务流程等方面。一、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法益识别（一）国家安全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从传统的提高计算效率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算法被普遍运用于司法、新闻、医疗等领域，并且在军事、金融、交通等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算法在处理大量数据、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决策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用于情报分析、监控预警、决策支持等方面，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为此，《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一条规定，算法推荐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出现违法情形。（二）制度利益方面在数字经济领域，分类分级并非一个新名词，根据数据、信息所面临的风险等级差异，法律规定了相应的分类分级保护措施。如《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数据分类分级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一条将个人信息分类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要求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管理；《网络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要求按照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分级并规定了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三）算法自身方面此前，算法往往是数学家、程序员们所讨论的话题，在提高计算效率、优化应用程序等方面发挥作用。进入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对社会治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进入法学家的视野。例如算法黑箱可能挑战人类决策的知情权与自主决策、算法可能威胁个体的隐私与自由、并且可能导致歧视与偏见，而这些担忧都源自于算法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所谓保密性是指算法不授权给非经授权的任何主体，能够防止非授权者获取这些算法；完整性是指未经授权不能改变的特性，即算法在存储或传输过程中保持不被修改、不被破坏和丢失的特性；可用性是指合法许可的用户能够及时获取网络信息或服务的特征，是算法一致性、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实体同一性的要求；而可控性是国家对重要数据实际支配权力，避免被其他组织或国家非法操纵、监控、窃取和干扰。由于算法本身固有的特性，算法安全与由此带来的“信息茧房”、算法歧视、个人数据保护等存在冲突。为此，《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强调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主体必须符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二、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法理展开在合作保护模式下，算法安全治理不仅是民法、刑法等某个部门法的任务，也不仅是涉及某一个执法部门的事情，而是需要多个部门法共同作用、多个部门互相配合协同治理，同时需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算法综合治理在算法综合治理视域下，分类分级是一种制度性工具。我国2021年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对算法服务提供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规范算法推荐服务。算法综合治理大体形成了：准备事项的算法分类分级、算法安全评估；输入端的算法备案；过程事项的算法安全检测；输出端的算法审计等制度组合。这有助于发挥算法繁荣数字经济、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其中，算法分类分级是数字治理的一种创新性监管理念，它是数据、算法、算力得以发挥基础作用的重要制度，能彰显科学监管、高效监管和精准监管的内在逻辑。（二）数字经济市场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计算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重要经济形态。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算法分类分级治理也是数字经济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平台治理中，按照平台应用场景和功能设定，可以将平台分为网络销售、生活服务、社交娱乐、信息资讯、计算应用五种类型。此外，平台自身的用户规模、业务种类和能力范围也影响其分类，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的划分，就是遵循分类分级原理的自然结果。（三）信息技术标准算法分类分级治理，除了需要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正在施行的国家标准GB/T42888-2023《信息安全技术机器学习算法安全评估规范》、GB/T21078.4-2023《金融服务个人识别码管理与安全第4部分：核准的PIN加密算法》、GB/T41989-2022《公共安全虹膜识别应用算法评测方法》等等。除了国家标准之外，2023年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行业标准JR/T0221—2021《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评价规范》。这些标准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算法分类分级治理。（四）各部门法规范算法一方面属于技术中立性的评价范畴，要求平台实施的算法技术是中立的，以计算过程以及计算结果中立为基础。从规范论角度，这些互联网平台所实施的算法必须秉持合法、公平、公开等原则，算法技术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以《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为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构成了制定《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上位法依据。与此同时，针对算法推荐技术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上述法律规范同时又构成制止违法行为、维护用户合法权益的部门法规范；《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为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提供了实体以及程序保障；而对那些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需要动用刑事处罚才能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目的时，《刑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亦构成了考察算法安全法益的间接依据，而《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第二百五十三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规定，则构成了对具体犯罪行为施加刑事处罚的规范基础。通过各个部门法之间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引领技术发展向上向善。三、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刑事立法（一）法益类型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刑事保护，首先要考察其在刑事立法中对于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法益识别问题，即刑事立法中关于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法益类型问题。从犯罪类型角度看，关于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刑事立法几乎都是法定犯。有关法定犯的保护法益，传统理论和司法实务采用了“秩序法益+个人法益”的复数客体结构，但这无法准确揭示两种法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此而言，有学者提倡基于主体间互动的保护法益方案。刑事立法中，这种基于主体间互动的保护法益对于本文的研讨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一方面，除国家安全法益需要重点研究外，制度利益和算法自身这两种法益各自能够体现主体间互动的特征。另一方面，就制度利益而言，主体间互动方式、程度等方面影响其保护法益。为此，下文拟简要展开国家安全法益和制度利益。1.国家安全。在算法分类分级视野下，与国家安全法益关联最为紧密的是国家秘密安全。国家秘密安全具有结构性，除包括国家安全和利益外，还包括与国家秘密相关的个人信息权益和数据网络公共法安全。通过刑事立法识别和衡量国家秘密安全法益，应当体系性考察《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防止刑事立法与这些基本法律出现不协调，避免仅按照单一立法模式作出立法回应。例如，在有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的刑事立法，就需要在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安全保护、核心数据保护、人类遗传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行融贯式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之一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保护法益，除涉及公共卫生管理秩序利益外，还可能涉及国家秘密安全、个人信息利益等。2.制度利益。制度利益是指算法分类分级在社会各领域中保障算法服务应用平稳运行的利益。算法并不是一种标准化的物，而是一种人机交互的决策。因此，算法的法律属性会因为具体场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算法法律规制的原理必须建立在场景化的基础上。如在智慧司法场景下，算法分级分类需要与人机交互决策的运作模式相适配。如果出现不适配情形，并且不适配情形值得刑事保护，这就成为算法分级分类在智慧司法中值得保护的制度利益。（二）行为样态刑事立法中，规定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行为样态，可从安全生命周期视角进行展开。具体来说，包括非法侵入算法系统型犯罪、非法获取算法技术资料型犯罪、破坏算法应用型犯罪、非法利用算法实施危害公共利益犯罪等。这些犯罪包含的行为样态与传统计算机犯罪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关联之处在于，行为样态的自身属性近似，“非法侵入”“非法获取”“破坏”“非法利用”均构成了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犯罪和传统计算机犯罪的主要行为样态。区别之处在于，行为样态在各罪名中的具体指向有所不同。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犯罪主要指向的是算法系统，传统计算机犯罪主要指向的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两者之间存在技术属性和应用属性上的差异。（三）归责标准关于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犯罪的归责标准，可用以讨论的理论是规范责任论和功能责任论两类。规范责任论强调，行为人对损害结果负责的原因是其在主观上具有可责性，即主观本可以实施合法行为，却基于个人意志实施了不法行为。规范责任论彰显的是责任主义的理论价值，在刑事立法上不应存在违反责任主义的规定。功能责任论则强调，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程度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选性是刑法的归责标准。我国刑法在犯罪论中原则上采用的是规范责任论，只在分则个别条文中突破规范责任论的范围。笔者认为，关于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犯罪的归责标准可倾向于考虑功能责任论，当然这一功能责任论要做改良。一方面，法规范的忠诚程度旨在强化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合法性要求；另一方面，社会解决冲突的可选性旨在彰显不同治理工具对于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保护效能。四、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刑事司法评价（一）罪质判断算法安全风险有着不同于数据安全风险的特征，它不是一种单一类型的风险，而是延伸到几乎所有其他类型的风险。从犯罪到责任，再到财产和伤亡损失，并将其相互联系起来，其危害程度是如此不可预测和前所未有，以至于很难想象精算的复杂性仅仅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或使用更复杂的建模工具就能被获悉。为充分回应这种风险特征，需要在刑事司法评价中进行算法安全分类分级。司法部门可以通过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综合考虑主客观方面的各种等级因素，设定各类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入罪门槛。按照基础类型与增强类型的划分和低中高等级的划分，排列组合成6种算法安全分类分级情形，这6类情形的入罪门槛有所区分。当然，算法安全的等级因素是变量，这将持续影响相关犯罪的罪质判断。为此，司法部门可以结合相关量刑指南，大致列出相关罪名在算法安全分类分级下的具体定罪标准。（二）罪量评价我国刑法罪名采用“罪质+罪量”的立法模式。“情节严重”是常见反映罪量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数额、物数、人数、次数等。算法社会的评价范围及边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对于算法安全犯罪，原本反映犯罪数额的情节严重，对罪量的影响逐渐变小。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应用，算法安全犯罪的罪量评价已从“唯数额”或者“数额为主”，过渡到“数据与情节兼顾”甚至“情节为主”的模式。笔者认为，可以结合算法技术应用特征，运用不法风险的主客观判断相结合之方法，对侵害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的情形进行罪量评价，从而实现刑事保护精准性。（作者：方祝银，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李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25 09: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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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起源发展和适用构建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现象，这对国家的司法实践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实行一刀切的情况，笔者认为，可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作为参考。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旨在弥补现行刑事责任年龄的弊端，从源头上控制或减少未成年人在十四周岁以下犯罪行为人的犯意、犯意表示和犯罪行为，为有效遏制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发挥积极作用。一、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概念和发展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最早出现在英美法系相关国家，是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产生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提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针对特定年龄层的行为人，法律通常会推定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然而，在公诉方充分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若证明行为人在实施严重犯罪行为时存在故意，那么就可据此反驳并推翻这一推定，将该参与者认定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对其实施相应的刑罚。此类规范针对的是低龄行为人在实施恶性行为时的主观恶意，即他们的认知与掌控能力。（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内涵和认定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核心内容是“恶意”，它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包括对自身行为的判断。在普通法系国家，关于恶意行为的定义还没有一个全面统一的表述。在英国刑法中，关于恶意行为的解释是：控方需提供明确证据来证明行为人不仅是在犯罪意图的支配下实施了特定的危害行为，而且明确地认识到他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并非单纯的行为挑衅或恶作剧，而是一个实质性的违反法律的重大错误。“恶意”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犯罪未成年人具备相应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危害性等要素，并且具备一定的控制意愿，因而选择采取非法手段实施犯罪。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地化适用从国际范围应用来看，笔者认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一）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必要性鉴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以及AI等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各类信息传播涵盖范围广泛，且接受程度亦较高。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开始出现，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初次犯罪时的年龄下降；二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逐渐暴力化；三是犯罪行为呈现出一定的组织性。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核准追诉”回应了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引发的社会关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校园暴力等恶性事件，若未造成严重结果就难以被追诉，这显然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甚至导致再次被侵害。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未成年人低龄犯罪案件频发的现状，在刑法年龄限制的规定方面适度运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将会更有效地遏制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发生。（二）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可行性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悠久历史与实际运用，为我国在现实中引进该规则提供了可行性。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所侵犯的法益几乎相同，甚至更为严重。这表明，“举轻以明重”的观点对于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干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实施使得部分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上升至刑事处理范畴。这种情形与我国积极倡导的刑法观念相符，同时也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严谨性、社会法理精细化的特点相契合。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首先基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假设，当具备确切证据表明其存在恶意行为时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质上遵循了无罪推定原则，而非简单地将未成年人视为有罪推定。此外，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犯罪行为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以及无罪推定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排斥。（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现实意义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个别下调的特殊规定，但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习惯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不适宜统一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如果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基础上再结合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这样既可以弥补立法时的不足，还可以增加法律运用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此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规定，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不负刑事责任，而免除责任则属于一种法律概念，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当然免罪。所以当行为人的主观恶意超过了恶意补足年龄的限度时，采取相应的刑事处罚是必要且合理的。三、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构建通过借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旨在实现我国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协调，在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社会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之间实现平衡。（一）明确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主体为确保本土化需求，依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基础，有必要设定一个适宜我国国情的最低年龄准入门槛。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十二周岁，但适用刑罚的范围仅限于未成年人极端恶性犯罪，而这在根本上不会对大多数罪错未成年人的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关于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年龄多为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即从十周岁至十四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相关文件表明，低龄化犯罪现象日益加剧。鉴于规则制定的稳定性，笔者认为，将最低年龄设定为十周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二）明确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案件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在未满十四周岁至不满十六周岁适用的八类特定犯罪，已满十二周岁至不满十四周岁则进一步限缩为两类，前者基本涵盖了未成年人可能实施的严重罪行并已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效果较好，后者则因适用范围较窄和出台的时间尚短等原因，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调整。根据现有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八种特定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发展趋势一致，具备较强的前瞻性。在八种特定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展网络犯罪的行为。（三）明确“恶意”的举证责任在规则本土化构建过程中，识别恶意存在成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尽管恶意证据具有语言表述的局限性，但要想明确恶意行为以及其程度，则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取证来确定。多数情况下，在大部分使用该规则的国家中，对于“恶意”的认定，主要依据公诉方的证明陈述。在对调查机关收集的证据进行详尽审查之后，检察机关在案件进行中需确保调查结果具备事实明确、证据确凿、且充分的状况，以促使诉讼行为得以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对调查机关所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等环节具有关键性监督作用。可以将反映恶意内核的外在表现为证据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范文件为法律骨架，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特点为限定范围建立起系统的、具有选择空间的恶意存在判断标准。同时，明确由公安机关负责对“恶意”的证明调查取证，并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和举证。（四）明确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须报经最高检复核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针对的是实施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般来说，规则适用案件都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因此不适合由基层检察院来作出起诉或不诉的决定。规则的本质并非要求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意来填补其年龄，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该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刑法处罚。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特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在实施特定犯罪行为时，需要经过最高检的批准并追诉。我国在构建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过程中，可以参照本条关于经最高检批准追诉的规定，对符合规则实施刑法处罚的未成年人必须经过最高检的批准。经最高检核准追诉是一项程序控制，此举有助于确保恶意补足年龄的认定更加严谨和精确。（作者：陶克俭西安交通大学陈国华北京市律师协会）【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8 09: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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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律所实践探索
在蒸汽机轰鸣的19世纪，工人曾因机器替代人力而恐慌；如今，人工智能（AI）的浪潮席卷全球，律师行业在其变革中亦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查案例、审合同、写文书……这些传统法律工作中耗时费力的环节，正被AI以分钟级的速度重塑。抗拒变化只会让人停滞不前，唯有拥抱变化，才能与时代共舞。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通过不同路径主动拥抱变革，他们用实践证明AI不是对手，而是助手；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从效率工具到服务提升植德、澜湄、卓建三家律所在AI布局上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将律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让专业价值向更高处攀升。“我们以前查案例要花一整天，现在AI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份初步的筛查报告。这样律师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正需要专业判断的地方。”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首席运营合伙人潘扬说。植德所以“工具先行”策略构建AI生态，该所开发解决行政服务的“小植同学”，学会资本市场知识的“植小资”等智能助手，基于RAG（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将律所积累的知识库转化为实时应答能力。同时，还有根据不同业务领域开发的AI助理，如破产项目业务AI助理“植职不困”，企业“出海”业务运营助理“Obot出海宝”等。此外，植德所在内部建立了自动化系统接管报销、信息搜集等行政工作，形成新的数智化系统，解放了部分人力工作。这种“高频场景+轻量工具”的组合，让AI迅速渗透至日常，成为律师的“隐形搭档”。国内外许多大型律师事务所也通过与法律科技公司合作探索数智化时代律师工作新方式，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林介绍，卓建所正是以“实验室+生态合作”模式推进AI在律所应用的。2023年12月5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广州睿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聚法科技（长春）有限公司三家机构负责人签署了《法律人工智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成立“卓建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旨在推动卓建所全面转型成为基于AI技术之上的数智化律师事务所。实现AI与律师在线紧密协作，共同为用户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目标。目前，卓建所接入聚法科技“案例法规大数据平台”，实现5分钟内精准匹配相似案例。例如，在2024年某房地产抵押纠纷中，系统自动推送全国范围内98%匹配度的判例，帮助律师制定差异化诉讼策略。该所与睿律智能开发的“法律数智平台”，能够实现在1分钟内提供各领域法律问题的通俗型和专家型答案，可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日常法律咨询和专业研究双重需求。同时，能够10分钟生成和自动审查各类法律文书以及合同，并自动输出写作报告和对照版本。不同于植德所、卓建所，澜湄所走出了一条中小所运用AI的创新之路。“澜湄的创新在于建立智能中台，即在合伙制律所的基础上设立内部的一体化智能团队”，澜湄所高级合伙人杨昕月说。智能中台团队由擅长使用AI工具的年轻律师、实习律师组成，为全所提供“小秘书服务”“全程服务”“分项服务”“科技服务”“品牌宣传服务”五大类服务项目，共计30余项标准化服务。智能中台以“按需采购”模式运营，各项服务通过流程控制基础质量、运用法律AI技术提高效率，而采购律师只需对签约、开庭、核心会议参与等关键节点进行把控，其余均由智能中台依照标准流程+AI工具执行生成初稿，再由采购律师和独立律师库律师指导中台人员。这种“内部市场化”机制，既释放了采购律师的精力、时间，也培养了中台的年轻律师。同时，采购律师借助智能中台运用AI，推动了AI技术的“代际传递”。“澜湄通过这项制度建设，以较小的成本迈出了律所智能化的第一步，同时也对年轻律师使用AI的质量进行把关，控制了使用AI过程中的风险。”杨昕月总结道。应对挑战的务实探索AI在律所的落地并非坦途，数据安全、技术可靠性与达成共识都是难题与挑战，三家律所的破局之道颇具借鉴意义。随着AI在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入应用，律师在工作中积累的业务知识数据作为AI的训练资源，有可能脱离律所和律师的控制，造成客户隐私和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因此，律所应高度重视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确保客户数据安全。植德所采用“私有云”和专属服务器部署，同时对敏感数据实施分级脱敏；卓建所采用私有化管理平台部署方案，并同时引入电子签、公证存证等方式，逐步推进数据安全建设。如何让AI工具更可靠，让全所律师更加信任、愿意使用是另一个难题。AI从“工具”进阶为“伙伴”，背后需要技术与经验的反复磨合。植德所探索通过RAG、结构化数据等，提升AI回答准确率。“律师习惯‘单打独斗’，但AI运用需要协作”。潘扬说：“我们在律所内举办‘AI极客大赛’，让大家在实践中感受AI的价值并推动技术的应用。”卓建所则融合律师个人知识库和范本库，让AI生成的合同更贴近实务，避免模板化、公式化、机械化。对于澜湄所这样的传统提成制律所，没有强制力保证AI工具的使用，很难带动整个律所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杨昕月回忆起智能中台运营的初期：“律所采取了很多办法，想让律师们用起来，但是效果都不好。”后来，智能中台的伙伴将用AI修改好的合同发到律所群里，并主动约合伙人时间，操作展示AI工具，每年举办多次AI培训。“律师看到了AI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对AI能力也更加认可，就更愿意去使用新的科技。”AI与律师的共生进阶AI的浪潮已不可阻挡，国内律师事务所需提前谋划，明确数智化转型的具体目标和措施，方能把握主动，精准施策。潘扬认为，律所数智化转型要循序渐进，先从简单的开始，比如信息提取、文本对比、法律检索、制度问答等，挑选高频、标准化程度高的业务场景切入，同时做到全员参与、加强培训，并关注数据合规问题。“今年，植德所将在强化数据合规和信息安全、优化系统功能和使用体验方面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果为导向，帮助律师和客户切实感受到因为数智化而带来的质量和体验升级。”潘扬说。“一家律所的数智化转型需要‘领头羊’，至少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律师团队去专注进行智能化产品打造，用来服务所内律师并拓展市场，从而带动整个律所进行数智化转型。”杨昕月认为，“了解律所转型最核心的需求，不用追求大而全，也不要一直等一个完美的方案，可以在此过程中调整方向。”澜湄所正在测试一款面向用户的智能化法律服务平台——法链智服小程序。“这是智能中台将服务律师过程中强化梳理过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流程作为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开发的新程序。”杨昕月介绍道。这种“对内练兵，对外赋能”的策略，将律所智能中台的能力转化为市场化产品，开辟了新的成长路径。今年，卓建人工智能实验室将重点推进智能预测系统，并计划于2026年前实现“AI虚拟律师”辅助接待、自动生成诉讼策略书、实时庭审风险预警的三级跳。“我们也正在探索研究《人工智能律所建设规范化标准》，期望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律师行业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杨林说。回望三家律所的实践，AI的价值早已超越“提效工具”。基础工作交给AI，而律师则专注于更需要策略、情感与道德判断的领域。正如行业内所言：“替代律师的不是AI，而是会用AI的律师。”当技术狂潮退去，留下的不是焦虑，而是更清晰的职业坐标——律师的核心价值。它正在从“知识储备”转向“智慧创造”，这场AI与律师行业的革新进化或许才刚刚开始。【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6 15: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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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典：劳动立法归宿试析
2024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给我国劳动立法法典化提供了立法借鉴。对于健全劳动法律法规，除了修改和制定单行劳动法律之外，还要重视修改《劳动法》，待条件成熟时编纂劳动法典。一、法典与法典化大陆法近现代意义上较为典型的部门法法典，即由立法机关明文制定并公布实施的某一法律部门较集中系统的总体规定。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根据一定学理指导，在原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和内部和谐统一等特征，是“大陆法系特有的一种高水准制定法”，其典型代表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法典定义为：“对某种现行部门法进行编纂而制定的比较系统的立法文件，是现行法的系统化形式”。将法典化定义为：“重新审定某一法律部门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废除已经旧的，修改相互抵触的部分，弥补其缺陷或空白，使之成为基于某些共同原则、内容协调一致、有机联系的法律的活动”。劳动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于十九世纪，与产业革命的出现及工人运动的声势日益壮大密切相关。英国在1802年通过《学徒健康和道德法》，是现代劳动立法的开端。此后，西方主要的国家大都相继颁布了劳动法规。从1802年以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法典形式的劳动法则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法国是世界上最先制定劳动法典的国家，1910年颁布的《劳工与社会福利法典》，编纂了此前许多有关工业和劳动法规。第一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法典是由前苏联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1918年12月颁行第1部，其中包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制定的劳动立法。法典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均有劳动的义务，并确立了工作日制度、休息制度和妇女产假等基本制度。二、我国劳动法法典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新中国的劳动法律制度的立法发展来看，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以《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体系，对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全面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我国劳动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这部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的劳动法并非尽善尽美。在《劳动法》颁布以后的贯彻执行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的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总结出许多新经验和新做法，也相应制定了新政策，既对修改《劳动法》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修改《劳动法》奠定了实践基础。比如，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发展，中国的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不断规范；弹性就业方式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工资指导线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正在实行和完善之中；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日益扩大，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又有新进展；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涉外劳动关系的数量及形态的增多等等，都向《劳动法》提出充实内容的要求。《劳动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关系、同工同酬等需要进一步加以科学而严谨的界定；一些基本原则，如权利保障、诚信、公平等均需进一步研究、归纳，加以明确，以供劳动立法工作有所遵循；还有一些疑难问题，如用人单位不当解雇员工的惩罚问题，竞业禁止如何操作问题，以及敏感的罢工、怠工问题等也需要加以调研，考虑是否需要和如何写入《劳动法》。总而言之，急需对现行《劳动法》进行修改并补充新的内容。此外，上述劳动法律体系中只有一部基本法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部法律的出台才有所改善。《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相关劳动立法也不断完善，劳动执法力度不断加强，劳动者合法权利得到更有效的维护。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规范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立法现状来看，目前实务中主要依据各种政策性文件，这难以适应新时代保障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要求。另外，部分配套法律文件陈旧且位阶较低。比如，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起配套作用的多为规章、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关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分、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的认定等基础问题存在争议。总之，我国已经形成以《劳动法》为基本法，《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单行法，辅之以数量众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具备了进行法律编纂制定劳动法典的基础。同时，对于不同层级、数量众多的陈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也能够通过法典编纂的废改立使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综观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现状，笔者建议在修改《劳动法》的基础上，制定我国自己的劳动法典，使之早日以更加独立、健全的法律部门立于我国法律体系之中。2022年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劳动法典作为劳动法律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已成为学界共识，它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典化的总体取向。2022年1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出，关于编纂相关领域法典的六件议案，其中一件就是劳动法典。三、针对劳动法典体系的初步构想我国现行《劳动法》虽然不是劳动法典，但是已经具备劳动法典的雏形。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劳动法典的体例，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法典体系大致可以包含以下内容：1.劳动法总则，包括立法宗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法基本原则、基本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等。2.就业促进法律制度：包括政策支持，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等。3.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包括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人事保证合同等。4.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包括工时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工资制度、职业安全健康制度（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特殊群体的特殊劳动保护）等。5.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制度：包括三方协商机制，工会法，集体合同，集体协商，罢工与闭厂，职工民主参与，规章制度等。6.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包括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征缴等（社会保险法纳入劳动法典属于广义劳动法的范畴，如果采用狭义劳动法可以将这部分内容剔除）。7.特别规定，包括特殊劳动关系特别规定（新就业形态、律师、船员和渔工、飞行员、出租车、涉外劳动关系与涉外法律适用等）和人事关系特别规定。8.劳动监察法律制度：包括劳动监察机构与职责，劳动监察事项与实施（劳动监察权、劳动监察形式、劳动监察管辖、劳动监察程序）等。9.劳动法律责任制度：包括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为违反劳动法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10.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包括劳动争议范围，劳动争议处理原则，劳动争议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诉讼（仅对特别事项作出规定，未尽事宜适用民事诉讼法）、裁审衔接等。11.附则：包括法律术语界定、新旧法律衔接、法律生效时间等。（作者：张照东，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4 10: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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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如何做好法律研究业务
一、律师参与法律研究业务的优势律师的法律研究业务通常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研究等方式产生。上述主体委托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开展研究，由后者根据要求和约定提供相应的法律研究成果，这类业务被称为法律研究业务。律师在与委托人管理领域、所在行业、产业相关的具有涉法因素的领域中具有以下优势：（一）律师具有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跨学科思维使律师能够将法律知识与行业知识相结合，从而有效地解决法律研究业务中的难题。例如法律顾问服务内容的复杂性与对象差异性，要求律师在提供顾问服务时，除了需要熟练掌握民事、商事、刑事、劳动等法律规定，还应根据企业的行业属性和经营范围掌握相关的法律规范及政策依据。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方式赋予律师跨越单一法律领域的能力，并整合来自金融、科技、工程等多领域的信息和见解，为委托人提供全面、新颖的法律分析和解决方案。（二）律师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是知识方面的优势。由于律师的服务对象涉及多种职业、行业，他们不仅有条件谙熟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地方性知识，更有机会了解多区域、多群体的相关情况。这使律师在调研时能跳出单一视角，洞察调研对象的核心问题，进而提出独到的研究观点。二是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律师的社会关系网涵盖律师群体、媒体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各界人士。这为律师的法律研究业务提供了多渠道、多方位的支持。例如律师可以组建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专业团队，收集来自社会的多方意见，向有关支持者争取研究资源。（三）律师工作具有紧密联系实际的特质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研究者必须善于观察问题和发现问题，保证调查研究的前沿性和现实性。律师在日常服务委托人的过程中具有紧密结合实际的优势，有机会深入了解、剖析委托人所在行业的状况，具备个体经验的支撑，能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能够反映社会上一些现象的新问题，解释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难题，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四）律师的办案思维能够强化法律研究结论的实证基础尽管法律研究业务与传统的律师业务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二者并非完全割裂。律师在开展法律研究业务时，办案思维强调精确理解法律条文和灵活运用法律规则，遵循这种思维所做的法律研究业务往往更具专业性。律师通过法律解释学、司法判例分析等方法，研判法律研究的结论能否获得行政机关、司法部门的认可。这为律师形成扎实的应用法学思维视角提供有力的支撑，确保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二、律师开展法律研究业务的调研方法论（一）调研的基本态度与要求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律师在做法律研究业务时应深入调研，得出既切合实际又精准细致的结论。律师若一味地“闭门造车”，与一线工作相脱节，最终提供的法律研究往往会脱离实际。笔者总结律师调研的基本态度与要求如下：1.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重实效。一些采取形式主义的调研方式难以产出具备实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只有踏踏实实地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得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法律研究结论。2.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是引导、组织法律研究业务的基本逻辑，发现问题、分析本质、探索规律、提出方案，构成整个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中，律师调研是发现问题、研究规律、寻求解决的必经步骤。3.坚持深入细致钻研，拒绝表面研究。不深入、蜻蜓点水式的调研难以获取真实情况，单次调研、形式化调研催生的话题往往只能触及表面，难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律师应把调研融入日常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全过程，即律师既主动服务，又主动调研，将调研内化于服务过程中，推动调研活动的常态化。唯有如此，律师才能不断深化对研究重点、难点的认识，产出富有建设性的成果。4.坚持系统全面调查，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求调研者将与调研对象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构建完整的研究体系。律师要深入探索研究对象及其内部之间的联系与规律，广泛、全面地收集材料和了解真实情况，以期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质”的飞跃。5.注重内外合作，发挥多方优势。大型法律研究项目不会只涉及单一的专业领域，这就要求不同专业的律师紧密配合、分工协作。同时，律师可以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智库、行业协会、企业的有关专家进行深度合作，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开展调研，有效借力，凝聚合力，使法律研究业务获得人才与技术的支撑。（二）调研设计律师基于法律研究进行的调研通常是解释性、应用性、专题性的调研，即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针对某一具体现象或问题开展调查，探寻研究现象背后的原因，揭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主题发生变化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律师在着手调研之前应制定一份详尽的调研方案，一份好的方案可以让调研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制定调研方案时，律师应遵从实用性、时效性、经济性、灵活性等有关调研设计的基本原则。调研方案应涵盖从调研题目的选定与研究启动到资料的全面搜集与深入分析，直至调研报告最终撰写完成。具体包括确立调研的目的、界定调研对象、明确调研内容、选择调研方法、安排调研时间、经费预算和后勤保障等。（三）调研的具体方法1.检索：调研前的准备工作。律师应先做好文献检索和法律检索工作，为之后的调研确定方向，文献检索在调研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可以帮助律师了解某项法律研究业务在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筛选出的优质研究成果能为律师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律师解释、论证重要的研究结论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持。在检索文献时，律师可以交替使用检索工具查找法和参考文献查找法，力求在资料准备上达到“穷尽”的程度。法律检索是律师在工作中获取法律规范、案例、资讯等信息的重要方法。全面细致地检索法律规范及相关信息则是关键。法律检索要求律师拥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当面对一个不熟悉或不确定的法律问题时，律师需要迅速辨析问题的本质及其所属法律领域，通过检索找出对应的信息，解决相关的问题。法律检索能力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获得的，律师通过法律检索获取的有效信息又能拓展法律检索的广度与深度，以此不断往复。2.四种调研方法。调研方法大体包括问卷法、深入访谈法、座谈法、大数据法。问卷法是运用统一的有问有答的资料收集工具向各个被调查人了解情况与意见的一种方法，通常分为结构化问卷和无结构问卷。结构化问卷指的是每个问题都事先预设了可能的答案，调查对象可以从中选择恰当的答案。这类问卷适合需要量化结果的大范围研究，便于将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进行对比分析。无结构问卷中的问题虽是统一的，但事先未列出任何选择答案，调查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回答。这类问卷适合不需要量化且对调查对象主观反馈诉求较高的研究。律师可以根据不同的调研需求选择使用上述两种问卷，或灵活交叉使用。深入访谈法主要用于收集个人的特定经验过程所做的访问，被广泛用于对于个人生活史及有关个人行为、态度等的深入调查中。定性研究主要依靠访谈法来完成，律师调研应主动走入田野、走到现场、走进一线，与调研对象面对面地深入交流。座谈法亦称为会议调查法，是指调研者邀请若干被访者，通过座谈的方式回答问题，围绕某一焦点，基于结构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座谈提纲系统地访谈一群参与者，从而收集资料，针对焦点作出定性的调查方法。实践中，座谈既可以是调研者与被访者以口头交流的形式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调研，也可以是以书面咨询、电话会议、网络会议等形式进行间接调研。该研究方法既可以在研究进行时使用，从而帮助调研者改进、完善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也可以在研究后期用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补充资料，便于更全面地解释定量研究结果。大数据法也被称为定量分析法，是指将研究对象加以定量化表述以及综合处理，以探索、揭示事物内在数量规律的过程和方法。使用该方法时常依赖于一些统计分析系统，若缺乏足够详实的数据支撑，研究成果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说服力和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三、律师撰写法律研究报告的要求法律研究业务的成果应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通常而言，该类报告围绕特定的法律问题展开，具有明确的主题；所选材料均来自实践，具备典型性甚至创新性；报告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体现出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律师撰写法律研究报告的基本要求如下：（一）在理念层面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律师应对研究报告的主题和内容具有政治敏感度，有学者指出：“在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情况下，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尤为重要。”二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和写作时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开中药铺”式的罗列现象，不作任何理论分析；另一种是用一些空洞的原理或信条来解释现象。律师应充分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要发挥自身的实务优势，又要重视对应的理论学习。三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创新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从调研入手，发现新问题、新情况，提出新观点、新对策；从写法入手，如在多级标题、篇章结构、典型实例等方面求新。（二）在内容层面一是制作简明、精美的可视化图表。一份精心设计的可视化图表在展示复杂的法律关系、理顺繁冗的业务脉络时往往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律师在写作时不能只负责抛出问题，而应提出一套甚至多套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三是注意保密。律师在做一些敏感且重要的涉密项目时要有保密意识，对委托人承担保密责任。在涉密项目中，律师不仅要对调查收集而来的资料予以保密，而且对自己撰写的研究报告也需严格保密，否则会给各方造成被动局面甚至严重后果。（三）在语言层面律师若把研究报告写得过于学理化，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故应避免将研究报告写成学术论文，追求文字的深入浅出、言近旨远。若写得过于叙述化，容易产生论述、分析不够深入的不佳效果，应尽量避免用新闻报道、娓娓道来讲故事的方式撰写调研报告。总之，律师使用的语言宜最大程度地符合委托人的阅读习惯，用委托人惯用的话语体系释明法律逻辑，体现法理深度。（作者：赵昕阳、褚亮、赵青航，浙江理工大学）【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1 09: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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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兑仓交易模式下法律责任的认定
银行保兑仓交易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担保模式，主要依托于银行信用，利用银行承兑汇票作为结算工具，由银行控制货权、卖方以承兑汇票与保证金之间的差额作为担保。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对保兑仓业务模式及其纠纷处理规则进行回应，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有关担保合同的规定，集中体现了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担保形式的限制，以实质担保功能为核心确认其法律效力。《民法典》及其《担保制度解释》的立法变化，进一步为保兑仓交易的纠纷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以典型案例引入，分析保兑仓交易模式以明确卖方承担差额退款的法律责任。一、基本案情某银行与某商贸公司（买方）、某通信终端公司（卖方）签订《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交易模式如下：某商贸公司、某通信终端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某银行经申请同意贷款给某商贸公司，出具某通信终端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以支付某商贸公司在贸易合同项下的货款。随后，某银行根据某商贸公司所缴纳的保证金比例，向某通信终端公司发放提货单。如某商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款项的，某银行向某通信终端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书》，要求其对银行未签发《提货通知书》部分对应的款项（即卖方收到承兑款项减去银行已签发《提货通知书》货值金额之间的差额）承担退款责任。实际履行中，某银行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承兑汇票付款义务，在某商贸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偿付款项时，某银行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向某通信终端公司邮寄两份《退款通知书》，主张其承担独立的差额退款责任。某通信终端公司称其与某商贸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未履行差额退款，后形成诉讼。二、法律分析（一）保兑仓合同的效力问题《九民纪要》第68条规定：“保兑仓交易作为一种新类型融资担保方式，其基本交易模式是，以银行信用为载体、以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工具、由银行控制货权、卖方（或者仓储方）受托保管货物并以承兑汇票与保证金之间的差额作为担保。”《九民纪要》第69条规定：“保兑仓交易以买卖双方有真实买卖关系为前提。双方无真实买卖关系的，该交易属于名为保兑仓交易实为借款合同，保兑仓交易因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被隐藏的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有效。保兑仓交易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的，不影响卖方和银行之间担保关系的效力，卖方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九民纪要》的规定，保兑仓业务需建立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之上，基于此签署的保兑仓合同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若买卖关系并非真实存在，这是否会影响到保兑仓合同的法律效力呢？在保兑仓交易模式中，当事人之间可能构建起包括买卖、融资、担保、仓储、票据以及资金监管等在内的多重法律关系。针对这些交易关系，应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并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来处理。为了鼓励服务实体经济和促进商事交易发展，应积极确认相关合同的效力，避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即使在交易模式的某个环节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也并不意味着其他环节的法律效力会被自动否定。即便在保兑仓交易中买卖双方的关系被视作借款合同关系，卖方仍需承担因买方与银行之间融资行为而产生的付款担保责任，这主要涉及保证金与承兑汇票之间的差额部分。若保兑仓交易中的买卖合同环节缺乏真实贸易背景，并不直接影响上述担保关系的有效性。换言之，买卖合同环节的真实性问题与担保关系无直接关联，因此不会影响卖方与银行之间担保关系的法律效力，卖方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二）差额退款责任的担保性质差额退款责任是保兑仓融资中一种常见的约定方式，具体来说，如买方在承兑汇票到期时未能足额支付款项，核心企业即卖方则需对买方到期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与提货通知单总额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还款责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关于卖方承担的这种差额退款责任的性质存在争议。在理论层面，差额退款责任纠纷的核心争议点集中在其法律性质上，即该责任究竟属于担保性质还是非担保性质。在不同的合同文本中，差额退款责任呈现出多样化的表述方式。有的文本直接将其界定为“卖方为买方向银行申请开立的、用于采购卖方货物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有的则表述为“在符合特定约定条件下，卖方应将买方累计提货价值与买方融资金额的差额退还给银行”。亦如本案中涉及的合同约定“卖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商业汇票票面金额/款项金额减去银行已签发《提货通知书》中载明可提取货值累计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退款责任，或者卖方将原商业汇票直接退还银行，买方对此没有异议”。针对这些不同的约定形式，学界和实务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差额退款责任应被视为一种无名合同，不属于传统的担保范畴；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卖方所承担的退款责任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责任。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已将保兑仓交易认定为一种新型融资担保交易，而2019年《九民纪要》的出台进一步统一了裁判思路，再次强调并确认了“保兑仓交易作为一种新类型融资担保方式”的法律类效力，从而明确了差额退款责任的担保性质。同时，《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纳入“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以及《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法律、行政法规尚未规定可以担保的财产权利设立担保，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进一步为这种新型融资担保方式提供法律支撑。这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和解读，为理解和处理差额退款责任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在实践层面，关于差额退款责任纠纷，法院通常会根据合同条款直接作出裁决。然而，多数被告则主张该责任具有担保性质，并据此提出担保效力的抗辩。如本案，卖方的抗辩理由是，担保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法院往往不会支持这类抗辩。例如，在公报案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与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民终870号）中，最高法的裁判观点亦未支持被告即卖方的抗辩理由。三、裁判要旨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其银行的诉求均得到支持。纵观三个诉讼程序，法院的观点为：第一，《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已明确约定各方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已获得其董事会或者任何其他有权机构的充分授权，那么某通信终端公司抗辩未经授权无权提供担保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保兑仓交易属于混合合同而非合同联立，即便不存在真实的交易背景，也不影响卖方与银行之间的保证关系以及买方与银行之间的承兑汇票关系，因此双方之间并非依存关系。第三，《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了卖方差额退款的责任，该责任实质是卖方在买方未向银行足额偿还款项时，就该差额向银行承担保证责任。涉诉的《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约定了银行在要求卖方承担差额退款责任时，（1）不必先向买方索偿；（2）或先对买方采取任何法律行动；（3）或先对买方提出破产申请。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卖方即被告承担的应当是连带保证责任。四、正确对待金融创新中的非典型担保保兑仓交易为金融创新中的非典型担保，其不仅着眼于保障主债务的履行，更强调可预期收益的获得，具有独立性的特征。市场主体为了满足实际需求，开始自行设计并涌现出大量的非典型担保方式。金融创新中出现的非典型担保，实质上是市场主体之间基于合同自由原则所作出的安排。这种担保形式充分体现了交易各方的意思自治，构成一种合法的合同法律关系。只要该类合同未触犯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未违反公序良俗，便应得到尊重，并按照合同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其法律效果。因此，在符合法律与规范的前提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应被轻易否定。金融创新中的非典型担保作为一种商事合同关系，与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担保形式通常由一系列紧密相连的合同构成，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交易安排未完全符合传统担保的要件而轻易地否认其效力，当事人所设计的交易结构将失去其原本的意义，贯穿其中的商业逻辑也将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在《民法典》编纂中，部分已在市场广泛应用的非典型担保如融资租赁合同、所有权保留买卖等被正式纳入法律，成为法定担保措施。而其他如保兑仓交易等虽未直接入法，但也通过司法解释和政策加以确认，这体现了立法及司法审判中对非典型担保的认可态度。（作者：王欢，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0 1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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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能源法》对电力行业的积极影响
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能源法》既调整不同能源形式之间的关系，也调整同一类型内部能源开发利用关系，贯彻落实好这部法律对电力能源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归属经济法部门，平衡电力能源市场主体利益，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一）作为经济法，具有电力公法的性质《能源法》将能源宏观调控、战略规划、开发利用、市场、储备应急等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纳入调整范围，平衡行政机关与能源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权益。这就要求电力企业积极参与编制并遵守能源主管部门制定的能源规划，按照安全-结构-转型和节约-环保等价值顺序，执行能源产业开发利用政策，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主动开展能源科技创新，配合和服从能源监管，依法履行信息报送和公开义务等。（二）作为经济法，兼具电力私法性质《能源法》调整着能源生产、加工利用、供应消费等方面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从纵向看，国家平等保护能源市场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投资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从横向看，国家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推动全国统一能源交易市场建设。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电力能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充分维护电力投资者、生产者、建设者、经营者、服务者和使用者的平等权益，提高其参与电力能源市场活动的积极性。作为基准法，配套集成的先进制度适用于电力能源发展，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完善的体系和机制能够推进电力能源规划的科学编制并有效衔接，更有利于发挥其引领作用和执行刚性。《能源法》明确规定了能源规划的四种类型、五个要素以及编制主体、依据、程序等内容，同时规范着电力能源的分领域规划编制和实施。这也增强了电力能源编制和实施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避免电力能源市场的盲目发展。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策略和价值取向，提升了全社会对电力能源发展安全、节约和绿色的共识。国家对不同类别的能源开发利用采取不同的策略，绿电证书、配备使用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加强需求侧管理的规定，将用户节能义务法定化，促进节能效率。公共机构优先采购使用清洁低碳发电和节能产品服务成为法定义务，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电力能源消费观念，带动电力能源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有序竞争的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确认了电力能源改革“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原则，实现自然垄断和竞争业务的分别管理。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竞争环节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分类别能源交易市场；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有公平、无歧视开放义务。这些规定明确了电力能源与竞争环节相区隔的自然垄断法定地位。全国统一电力交易市场的建成，有助于按照市场方式确定电力能源的配置，提高了电力能源的利用效率。功能完善的能源储备和应急体系，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电力储能和应急，缓解了电网企业单方保障电力能源安全的压力，为企业社会责任储能提供了法律依据。能源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储备，遵守能源应急法律制度，适时启动应急响应。电网企业的电力能源社会责任储备主要在调峰、调频等发电能力储备，适当增加电源投资和经营范围，确保一定比例的可调节的富裕装机容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电力企业要积极加入政府主导的电能储备和应急体系，按照规划制定电力应急预案，承担相应义务。电力能源创新纳入国家科技发展重点支持领域，可激活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激发电力能源的创新活力。电力企业要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投入促成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围绕电能开发利用技术、储能技术和节约电能技术等基础性、关键性和前沿性开展科技创新，积极参与建设并利用电力能源基础设施和电力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电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创新，电力与其他能源形式多能转换和互补的数字智慧创新，与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作为“政策宣示法”，明确了国家能源发展目标方向，决定着电力能源发展的策略、措施和行为（一）明晰了国家对电力能源发展的立场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在国家能源政策宣示条款中，使用“完善”作为行为描述的有12次，“建立、构建、建设”等出现15次（其中5次用“加快”修饰），“鼓励”9次，使用“推进”6次，“制定”4次，使用“积极”表达态度立场的8次，“加强”7次。从这些统计数据看，未来我国需在跨区域电力能源规划、分类开发利用政策、节约能源政策、能源市场体系、能源储备体系、电力能源应急管理体制、能源标准体系等方面按照时序“建设”能源配套制度。（二）明确了政府及其部门电力能源行政和监管职责权限《能源法》共列举了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省级以上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等13类不同的主体，并区分不同主体行使电力能源行政主管权、规划权、监测考核权等。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区分不同事项，理清不同行政主体的职责权限，适用恰当的主体开展业务，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三）规定了企业和自然人电力能源开发利用的义务从事能源开发利用的主体应当遵守环保、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等规定，能源企业、能源用户应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承担社会责任。能源用户应按照安全使用规范和有关节约电力能源的规定依法履行节约电力能源的义务，积极参与电力能源需求响应，扩大绿色能源消费，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任何单位不得从事危及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的活动。作为电力特别法，十二个条款直接影响着电力企业的责任定位和《电力法》修订的走向优化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能源法》将现行《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电网企业“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消纳责任”调整为“接纳、配置和调控”责任，主体由“电网企业”调整为“供电企业、售电企业、相关电力用户和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考核。这些规定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电网企业的重心将转移到电力输送承载能力建设，满足优先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剧增输送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力能源开发利用，国家给予了差异化的价值选择。小水电、海上风电与核电发展受到限制，煤电发展设定了条件，生物发电具有地域性特征，光热发电具有前景，水电开发更注重综合效益。上述不同类型价值取向是电源投资主体必须遵守的产业发展政策，也是电源接入电网的时序规范，更是未来不同类型电源的结构图。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了法律环境，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定，确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的法定地位；电源电网协同建设，确立了电源输送工程投资成本的分摊方式；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升电网对电力能源的承载、配置和调节能力。进一步明晰了供电企业的五项供电服务义务。供电企业应当保障营业区域内的用户获得安全、持续、可靠的电力供应服务。这些义务来源于现行电力行政和监管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在《民法典》和《电力法》等法律中也有概括性规定，是自然垄断性供电企业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进一步明确了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法律属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输送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预留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用海，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电力等能源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提高运行安全水平。接入能源输送管网的设施设备和产品应当符合管网系统安全运行的要求，这些规定有利于通过行政机关的作用保障电力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明确将电力设施认定为基础设施，这不仅是保护电力企业财产权，更重要的是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提供了法律基础，丰富了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措施和手段。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电力能源交易市场。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协调推动全国统一的电力等能源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建立功能完善、运营规范的市场交易机构或者交易平台，依法拓展交易方式和交易产品范围，完善交易机制和交易规则。这有助于实现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调节能力，推动形成适合中国国情、有更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新型电力系统，进而激发电力交易活力，增强电力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减少电力的用能成本，在更大范围有效推进能源转型。作为能源综合法，调整范围幅度大，法律的实施必将对电力能源带来深远的影响设定了五个立法目的，影响着电力企业的实施行为。立法目的包括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这既是司法和执法融会贯通把握的尺度，也是电力企业遵法的尺度。电力企业应当根据《能源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调整包括电力在内的多种能源形式和类别。《能源法》既调整一次能源也调整二次能源；既调整化石能源也调整非化石能源；既调整可再生能源也调整非可再生能源；既调整传统能源又调整新能源。电力企业要根据法律条文中“能源”的抽象概念或具体概念遵守相应的规则，区别全称“能源”和特称“电力能源”，不能仅采用专门的“电力”条款。（作者：石长清、李会芝，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9 1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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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经济权益保护与治理体系重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全局，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今年4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自5月20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系统构建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框架，既确立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方针，又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权益保护等关键领域作出具体规定，将党和国家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和实践经验转化为法律制度。《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为原则，从法治层面固化“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强化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权益保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制度支撑。该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将以法治力量护航民营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民营经济促进法》创新了权益保护制度体系与实现路径作为我国首部聚焦民营经济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构建起多维保障体系。其中，第七章“权益保护”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经营自主权等核心权益，并在权利救济机制、行政监管边界、司法保障措施等方面实现了多项制度安排，形成了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契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权益保护框架，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权益保护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全篇条款的体系化设置形成了规范协同效应。既通过专门章节确立基础性权利框架，又借助细分条款实现具体场景的精准规制，更注重制度间的协同增效。特别是将平等保护理念贯穿市场准入、监管执法、纠纷解决全流程，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从零散政策向体系化制度的重要跃升。（一）在人身权利保护方面，实现了制度突破与立体化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将人身权利保护置于首要位置，体现了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人格尊严的高度重视。该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进一步细化了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保护范围，包括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等。为了强化人格权保护，该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严禁利用网络侵害人格权，并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同时完善了人格权侵害救济规则，强化了司法保障力度。在路径选择上，可通过设立民营企业人格权纠纷速裁法庭，建立涉企人格权案件绿色通道，实现立案、证据保全、行为禁令申请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恶意侵权案件，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推行惩罚性赔偿规则。此外，还可以构建“初步举证+平台协查机制”，有效解决网络匿名侵权难题。（二）在财产权利保护方面，构建了权利保护创新规则体系产权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其制度效能直接决定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活力。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财产权平等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规范，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八条确立了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财产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构建起涵盖有形财产、无形财产与新型财产的立体化保护体系，为市场经济注入法治化制度供给。1.构建双重保障机制。针对实践中“趋利性执法”“选择性司法”等问题，《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双重保障机制：严格限定征收、征用的法定条件，并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形成程序正义、实质公平的双重保护网。2.确立原始创新保护与侵权惩处双轨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十三条确立原始创新保护与侵权惩处双轨制，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允许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部门协作，为民营经济组织知识产权提供全面保护。3.加强民营经济数据权保护。面对数字经济挑战，《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明确民营经济组织享有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第二十九条支持其参与数字化、智能化共性技术研发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回应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时代命题。4.明确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五条明确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民营经济组织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平等获得直接融资，将股票、证券权利纳入法治保护范畴。5.加强合同债权法律保护。《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分别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应当依法或者依合同约定及时向民营经济组织支付账款，不得拖延或拒绝支付，并强化政府的诚信义务，构建了民营经济组织合同债权的法律保护网。（三）构建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自主权法治保障体系1.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八条赋予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自主决策权，涵盖经营方式、交易对象选择、市场进出等核心环节，具有激发创新动能和稳定市场预期的双重价值。该法通过政府依法行政与负面清单管理，构建起经营自主权的法治防护网。2.确立了行政执法的谦抑性原则。政府依法行政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条要求行政机关避免或尽量减少对民营经济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第五十一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平等原则，确保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在行政处罚中享有与其他经济组织同等的程序权利与实体待遇；第五十二条在行政检查中引入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减少选择性执法对民营经济组织正常经营的干扰。负面清单管理方面，明确了市场准入的平等权，第十条规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提供了新兴业态的包容性监管，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了试错空间；第十一条要求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的动态优化，防止隐性歧视，确保民营经济组织在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领域享有平等机会。二、构建行政与司法“双重机制”，深化民营经济组织权益保障《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确立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立法原则，构建起以行政保障与司法保障为核心的权益保护机制，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一）行政保障：规范公权力行使，筑牢权益保护防线《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依法履职，第五十条确立了行政执法谦抑性原则，防止权力滥用。强化了政务诚信要求，通过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构建账款支付保障机制，第七十条明确规定政府应履行政策承诺与合同，禁止“新官不理旧账”。规范了执法程序，第六十条明确执法程序中应当避免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并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严格管理，防范超权限、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为。规范异地执法行为，第六十四条规定建立健全异地执法协助制度，防止执法权滥用。第五十一条确立了行政处罚的平等原则与比例原则，防止歧视性执法与过罚失当。这些制度设计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强化了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权益的行政保障，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司法保障：强化司法救济，维护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强化司法保障，为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权益构筑起坚固的法治防线。具体而言，《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三条确立了罪刑法定与疑罪从无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涉民营经济案件时，必须谨慎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防止以刑事手段非法干预经济活动。第六十二条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了严格要求，防止超权限、超范围查封扣押财产。第六十六条赋予检察机关对涉民营经济案件的监督职责，要求其及时受理申诉、控告，纠正违法行为。三、加强政府与市场“双向重构”，完善民营经济组织治理体系《民营经济促进法》不仅在权益保护层面实现了制度突破，更在治理体系层面构建了政府与市场“双向重构”的全新范式。这既体现为政府职能的法治化转型，也包含市场主体的自我革新，从而在法治轨道上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平衡，二者共同构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基石。（一）市场主体的自我革新：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十四条强调党组织在民营经济组织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该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的规定，促使民营企业依法依规建立管理体系。实践中常见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二）政府职能的法治化转型：从“管理”到“治理”《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法律条文重构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制度供给的规范化、政策执行的程序正义以及公共服务的高效化等措施，构建了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推动政府职能从行政管理者向服务型治理者转变，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三）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民营经济促进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数字化治理的内容，但其精神为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法律支撑。第三条“国家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奠定了法治基础。譬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了民营经济组织信用评价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实现了对民营经济组织的精准服务和有效监管。（四）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责任担当与形象塑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参与公益事业是民营经济组织提升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四十二条鼓励、引导民营经济组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应急救灾等活动，展现良好的社会形象和责任担当精神。综上笔者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创新了民营经济权益保护制度体系，构建行政与司法“双重机制”，加强政府与市场在治理端的“双向重构”，在深化民营经济组织权益保障的同时，将大力推进民营经济组织治理体系的完善。更重要的是，通过权益保护、公平竞争以及依规发展的法治生态链构建，推动我国民营经济组织治理体系现代化、赋能新质生产力，从而助力我国民营经济实现长期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作者：曹志龙，上海中因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8 09: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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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可诉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于今年5月2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共九章七十八条，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六个方面全面规定了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各项措施。对于《民营经济促进法》发挥作用的程度，有观点认为该法重在提倡和激励。笔者认为，并非只有倡导的功能，也有强制效力，其中相当多的条文可以成为解决争议中裁判的依据，是一部具有可诉性、能从程序和实体上切实保障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法律。一、促进型立法的一般特点根据法律发挥作用的不同，学界将我国的立法模式区分为“促进型立法”和“管理型立法”。前者以提倡、激励、服务、引导以及对政府的考核评价作为核心价值，后者则直接为各类主体设定权利义务。从促进型立法的一般特点看，将该类型法律作为裁判依据具有一定的困难。一是立法目的与手段的特殊性。促进型立法的核心价值并不重在强调法律责任，往往被称为“柔性”立法形式。在立法语言上，促进型立法往往有“支持”“保障”“鼓励”等表述的倡导性、宣示性条款，对具有管理性的具体措施多只规定到落实部门，不再作详细规定，导致直接适用的难度较大，实施效率较低。二是法律规范的抽象性。促进型法律的政策性和抽象性较强，内容较为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诉性。三是司法资源与政策考量，即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需要考虑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对于促进型法律，司法机关大多认为其属于政策层面的调整，而非司法干预的范畴。但是，促进型立法的语言特征并不代表其不能或不会被用于解决争议，无论是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还是和政府之间的行政争议，甚至在刑事程序中，促进型立法都有其作为的空间。二、“促进法”的可诉性发展（一）将促进型法律作为裁判依据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立法目的和作用，还是从社会需求看，促进型法律都有必要成为裁判依据。1.权利保障的需要。促进型法律虽以推动发展为主要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如果相关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仍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中，如果中小企业认为政府未履行相关扶持义务，有权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2.法律体系的完善。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一些促进型法律也在逐步细化和具体化，增加了可操作性条款，为实务操作中的可诉性提供了可能。3.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部分判决中已经引用了“促进法”，通过个案审理的累积可以逐步明确相关法律的适用标准和范围。（二）“促进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实证分析据统计，包括《民营经济促进法》在内，我国目前出台了14部促进型法律，其中大部分以“促进法”作为名称，少部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不以“促进法”为名称，但符合促进法的分类标准。经不完全检索，2024年全年民事案件引用促进法的判决共487例，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共233例；行政案件引用促进法的判决共154例，其中126例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促进法在判决中引用的条文均为管理性措施，往往含有“应当”“必须”“不得”等表述。虽然促进法本身并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但可以被引用作为确认违法性和判定民事责任的依据。例如，（2015）鼓知民初字第50号案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十九条为裁判依据。法院认为：根据该条关于“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的规定，依法酌情认定奖励金额，原告已获得的60000元奖励不应重复计算。此案例中，促进法的条款表述中规定了具体的比例数字，使其具有可诉性，提高了作为裁判依据的可行性。三、《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分析《民营经济促进法》从立法语言上看，确实有促进型立法的特点，例如其中29处使用了“支持”、13处使用了“保障”、15处使用了“鼓励”。而在条文中含有“应当”的表述45处，主要涉及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行为规范、政府部门的职责与工作要求、市场竞争与资源分配的原则等方面，体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对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制性规范要求。从内容看，《民营经济促进法》中的公平竞争审查、公共资源交易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组织人格权保护、依法查扣冻财产责任、不得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异地执法规范化、检察机关依法监督、保障中小企业货款支付、政府履行承诺等条款可能将成为裁判依据。笔者拟从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两个方面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可诉性作以下分析：（一）作为公平竞争的裁判依据1.对损害公平竞争政策文件的事先预防。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往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排除竞争提起行政诉讼受到很多限制。自2016年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来，各政府部门已经清理了大量损害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文件，将妨害市场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从事后监督调整为事先预防，从源头上防范行政垄断行为的发生。《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法律实施后，对于因受行政垄断影响而发生的招标、采购等交易，在经公平竞争审查而导致基础性文件被撤销后，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主张相关交易无效、应被撤销或重新作出交易行为，对平等对待市场主体具有积极作用。2.作为平等参与公共资源交易的裁判依据。为保障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指导意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规章，并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在公共资源交易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过程中应当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不得限制和排斥民营经济组织。在该法实施后，民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和规章的规定要求参与公共资源交易和相关采购活动，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采购活动通过投诉、诉讼等方式，主张交易行为无效或应当被撤销。3.作为融资活动的裁判依据。为解决金融机构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规定，金融机构在授信、信贷管理、风险管理、服务收费等方面应当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单方作出的增信要求、提前收回贷款、压贷等行为，将面临违法、违约风险，可能导致行为无效。（二）作为权益保护的裁判依据保护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权益是《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内容，相关规定具有制度刚性和权威性，将作为裁判依据发挥规范作用。1.作为民营经济组织和企业家人格权保护裁判依据。《民营经济促进法》单独提出了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的名称权、名誉权和经营者的荣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人格权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有针对性的规定。这部分内容可以作为受到恶意侵害的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措施、并对侵害者主张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2.作为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独立财产的裁判依据。以往对办理案件需要涉及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缺少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条件边界的规定。《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区分民营经济组织的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禁止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该规定对在办理行政处罚、刑事案件及民商事案件中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独立财产具有重要意义。法律要求办案机关严格依法依规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受到不当侵害的民营经济组织可以通过依法提出复议、诉讼等方式保护独立财产权。3.作为保障民营经济组织款项支付的裁判依据。为解决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构成的中小企业款项支付问题，国务院2020年制定实施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从付款期限、付款方式、逾期利率、禁止以不正当理由拖延支付款项等方面建立了以及时支付为中心的规则体系，为解决拖欠款项问题提供制度化工具。《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条例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民营经济组织，并再次强调不得以人员变更、履行内部流程等理由拒绝或拖延支付，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民营经济组织支付账款的条件。《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在诉讼中作为裁判依据被多次引用，可以预见《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关于保障民营经济组织款项支付的规定，也将成为裁判中被引用的重要法律依据。总之，《民营企业促进法》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部基础性法律，社会各界对其期待的不仅是倡导和引导，更是规范和保障。相信该法中的条文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真正发挥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作用。（作者：吴晨，北京宸章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4 15: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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