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资产化应用解析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据资产已逐步占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地。它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战略蓝图,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作出有效决策,帮助企业精准定位目标客户,优化运营策略,分析预警风险,为企业保驾护航。同时,数据资产本身就蕴藏着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若开发、利用得好,可以转化为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本文旨在解析数据资产化的广阔图景,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构建高效的数据管理体系;如何借助数据分析洞察市场趋势,优化资源配置;如何在确保遵守法规的前提下,探索数据资产的金融化应用,为企业开辟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推动长久发展。一、政策法规出台:驱动和支撑数据资产化在数字化时代下,数据的作用越发凸显。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数据作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之一,数据资产化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作为新兴生产力,如何界定数据权属、规范数据交易、发挥数据经济价值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高度重视数据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开拓创新,规范和促进数据资产的发展。2022年12月,《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发布,为数据确权定下基调,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数据产权运行机制。2023年10月1日,《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正式实施,提出了评估数据资产的原则、考虑因素、数据质量评价方法、适用不同评估方法的数据特点等,为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提供了指引。2024年1月1日,《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明确了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的具体要求。基于此,从数据权属界定,到数据价值评估,再到数据资产会计处理,上述规范性文件共同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政策依据。二、数据资产入表:资产化的实践进展数据资产入表是指将数据资产按照会计准则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等资产项目,并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从而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资产质量、资产结构等指标。根据相关报道,截至2024年一季度,已有23家上市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了“数据资源”的金额,涉及总金额14.77亿元。这表明数据资产入表已经从政策层面走向实际操作,企业开始认识到数据资产的价值,并在财务报表中体现。数据资产入表涉及数据资产的识别、评估以及会计处理等多个环节,随着《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与《暂行规定》的实施,数据资产入表已成为现实,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资产评估和管理方式。作为新课题,数据资产入表仍需在实践中探索,如数据战略、数据权益的归属、内部管理架构、制度、管理流程等问题均影响数据资产是否可以入表、是否有必要入表。笔者认为,现阶段可考虑分批实践,将数据作为长期发展战略的数据驱动型企业应起到适当示范作用,在实践中发现的现实问题也将促进我国数据资产保护的立法进程,鼓励中小企业迈出第一步。在数据资产入表过程中,企业需要对数据资产进行法律尽职调查,确保数据来源、数据内容以及数据处理过程的合法性。此外,数据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活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确保数据资产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数据资产入表后,企业不应仅满足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字,而是要充分发挥数据资产在融资、交易领域的金融价值。三、数据资产尽职调查:资产评估的新课题随着《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和《暂行规定》的正式施行,数据资产的管理和会计处理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数据资产的管理、确权、流通交易以及评估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案和专业法律指导。然而,数据资产的管理和利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数据资产入表这一新兴领域,企业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2022年12月出台的“数据二十条”为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随后《暂行规定》的实施,为企业数据资源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使得数据资产入表成为可能。这些政策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数据资产的管理和利用进入了新阶段。然而,数据资产与其他有形、无形资产不同,数据资产入表涉及数据资产的识别、评估、确权等多个方面,操作难度和不确定性均有所增加,企业需要进行深入的法律尽职调查。四、数据资产的金融市场价值:资本运作的新机遇数据资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运营中,更在金融市场上展现出巨大潜力。金融机构开始探索数据资产的金融属性,如数据资产增信贷款、数据资产抵质押融资等。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是指企业以合法拥有的数据资产作为质押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资本化运作的新途径,对融资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对融资企业而言,它拓宽了融资渠道,提升了经营效益;对金融机构而言,它拓展了业务领域,落实了国家战略,并有助于风险分散与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数据资产在金融市场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数据资产的识别、价值评估以及市场接受度等多个因素。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的操作流程也较为复杂,包括准备工作、申请与受理、尽职调查、合同签订、放款与监管、解除质押与结清融资六个阶段。在“数据二十条”中提出“三权分置”框架以后,数据资产权益就从行政手段被确定为企业的合法资产,从这一层面出发,数据资产质押融资已有其法律基础,如《民法典》中关于权利质押的规定。此外,数据资产质押合同会设置特别条款,如价值调整、数据管理、数据资产更新和安全保障等,以应对数据资产的时效性和易变性特点。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目前在实践中已有较多应用,如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向北京金融大数据有限公司提供数据资产质押贷款;工商银行宁波分行向宁波数字产业集团提供数据资产融资授信;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与数库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数据资产质押授信协议等。未来,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模式,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综上所述,数据资产已不再仅是企业运营的副产品,而是成为推动企业持续创新和增长的核心动力。数据资产的价值日益凸显,在战略决策、产品创新、市场拓展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对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产以获取资金支持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方式,使企业能够将其拥有的数据资产资本化,从而拓宽融资渠道并缓解资金压力。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的实践将更加规范、高效、安全,成为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作者:郑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4 10:40:30

新《公司法》之公司减资涉税处理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是通过法定程序,减少记载于公司章程的注册资本,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在我国实行多年的认缴制下,公司减资不仅是减少公司现有资本,还包括对公司未来资本的减少。新《公司法》对公司减资制度进行了多项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中第五十二条新增了股东失权制度,新增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公司可减少相应的注册资本。第二百二十六条新增违法减资的责任后果,违法减资股东需退还收到的资金并承担赔偿责任;若给公司造成损失,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管,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明确了股东同比例减资的基本原则,即所有股东应按照其出资比例进行减资。新《公司法》明确区分了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实质减资是指公司向股东返还出资;形式减资则是为了弥补亏损降低注册资本,并不向股东返还出资。对于形式减资,新《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特别规定,此类减资无需通知债权人,仅需在决议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公告并且在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等条款中,详细规定了减资程序和所需材料。一般减资流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制定完整减资方案。减资方案包括减资原因、方式、对价支付、减资后各股东股权份额比例及公司章程修改等内容。股东会作出决议或决定。股东会遵循《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依法通过减资决议或决定。修改公司章程。根据公司减资的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内容,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反映减资后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情况。通知债权人及债权人权利。公司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减资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后申请工商变更登记,若涉及实收资本变更或变动的,还应同时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或申报变动情况。减资的税务处理(一)减资所得税税务处理1.企业所得税。(1)被投资企业盈利时减资的税务处理。被投资企业盈利时,法人股东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依据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五条第一款,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2)被投资企业非盈利时减资的税务处理。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应当先使用任意公积金和法定公积金;仍不能弥补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依照本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公司通过减少注册资金弥补亏损是为了使公司的实际价值与公司注册资本接近。关于减资弥补亏损是否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需分解为两步,会涉及所得税;另一种是无需分解,则不产生应税所得,仅是权益科目内部调整。第一种观点认为,减资弥补亏损是指通过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去弥补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即企业将减资应返还给股东的钱直接弥补亏损。税务处理上,减资弥补亏损与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类似,需分解为两步分别处理。假设以现金方式返还,减资弥补亏损相当于投资返还(减资)+现金捐赠,企业先将减资的钱返还给股东,股东再将收到的钱捐给企业用于弥补亏损。第一步因投资返还会使股东产生相应的纳税义务。第二步的捐赠会使被投资企业产生营业外收入——捐赠利得。在企业所得税下,该捐赠利得属于接受捐赠收入,需要并入收入总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种观点认为,股东并未实际获得任何现金或非货币性资产,因此没有所得就不会有所得税问题。没有所得一借一贷只能调整权益性科目,属于权益内部调整,被投资企业净资产总额未发生变化,不产生所得税问题。综上,企业在减资时应当关注应税所在地税务机关具体处理方式,避免被认定为偷税逃税。2.个人所得税。(1)自然人股东减资时取得收益,需进行纳税申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41号公告)第一条规定,个人因各种原因终止投资、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从被投资企业或合作项目、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项目的经营合作人取得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的款项等,均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认缴出资股东减资。如果全体股东或者公司章程约定未实缴出资也可以享受利润分配,股东减少注册资本,取得对应收益,自然人股东就减资取得的资产在扣除初始投资成本(认缴出资下初始投资成本虽然为0,但基于补缴义务,因此认定投资成本为认缴金额)后的部分需要按“财产转让所得”20%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实缴出资股东减资。取得对应收益在扣除初始投资成本后,按照“财产转让所得”20%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2)自然人股东减资时未取得收益,无需纳税。公司亏损状态下,且股东减资时取得的资产未超过投资本金,相当于未收回全部投资成本,属于投资损失,股东不会产生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条第四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除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全体股东或者公司章程约定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股东减少认缴资本,未取得任何股权对价款,不需要缴纳税款。(二)印花税减资税务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第十一条规定,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比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计算应纳税额;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印花税按季、按年或者按次计征。实行按季、按年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季度、年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缴纳税款。《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关于退税的具体情形,仅明确了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变更后所列金额减少的,纳税人可以就减少部分的金额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抵缴印花税。同时规定,纳税人多贴的印花税票,不予退税及抵缴税款。综上,目前没有“股东减资,被投资企业可申请退还营业账簿印花税”的规定。税务风险(一)自然人股东减资税务风险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67号公告)第十一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一)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若申报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税务机关有权对股权转让收入进行核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将导致纳税额增多,公司股东在减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因此产生的税务风险。(二)法人股东减资税务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取得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在计算股息所得时,初始出资部分的价值相对固定,因此进行股息所得的确认时,部分企业将除了初始出资及税费等扣减后的所有收入作为股息记账。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五条明确规定: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明确了股息所得计算范围,其余对于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部分,需要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若法人股东的减资对价不公允且没有正当理由,也可能涉及企业所得税风险。(作者:邬锦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1 10:36:32

股权强制执行中的实务问题分析

股权执行在实务中呈现出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笔者旨在结合相关规范及裁判案例,对有限公司及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执行中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一、股权查控阶段有关法律问题(一)可冻结的股权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四条,人民法院可根据“股权所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等资料”“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备案信息”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进行股权冻结。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民事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规定》)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十七条,他人代被执行人持有的股权以及被执行人已经受让但还未办理登记的股权也可以作为冻结对象。(二)股权超标的冻结问题虽然股权与其所在公司的注册资本能够进行对应,但注册资本一般不能体现股权的实际价值,若以注册资本确定股权冻结上限,往往与股权的实际价值偏离较大;同时股权价值的确定有赖于股权所在公司的财务资料,这在采取股权冻结措施时显然不易获取。对此,《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股权不得明显超标的额冻结,但也规定在股权价值无法确定时,可根据申请人申请冻结的比例或者数量进行冻结;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如果认为股权超标的额冻结的,可以提出异议,以此倒逼被执行人提供证明股权价值的相关材料。(三)股权冻结的具体方式《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对股权冻结的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即为有效冻结,冻结顺序亦根据公示时间确定。同时,该条文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将股权冻结情况书面通知股权所在公司。(四)股权冻结的效力根据《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七条可知,股权冻结的效力是相对的,不会导致被申请人对股权的处分行为无效,只是无法产生对抗申请执行人的效果。换言之,被执行人可以通过对被冻结股权处分来融资,但融资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清偿执行债权,否则该处分行为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冻结股权进行处置。因此对于案外人而言,可以就冻结股权与被执行人进行交易,但需要确保该交易行为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五)股息、红利的冻结根据《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股权的冻结并不及于股息、红利等收益,而且其协助执行的义务主体应当是股权所在公司。实务中,对于股息、红利需要冻结容易为各方所忽略,如果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股权存在分红情况的,应当主动与人民法院沟通,向股权所在公司单独送达裁定书以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文件,以避免股权收益的流失。(六)股权冻结后的所在公司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等问题《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八条规定冻结股权不影响股权所在公司实施增资、减资、合并、分立等行为,但人民法院可以向股权所在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实施增资、减资等行为前向人民法院进行报告,除涉及国家或商业秘密外,人民法院收到报告后应及时通知申请执行人,若股权所在公司违反该义务将承担法律责任。而申请执行人对于股权所在公司或者董事、高管实施的贬损冻结股权价值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二、确定处置参考价阶段有关法律问题(一)拍卖及确定参考价程序的启动问题根据《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申请执行人若希望启动股权拍卖以及处置参考价程序,有必要就股权价值向人民法院进行初步说明,比如调查股权所在企业是否有经营活动、是否有招标投标活动;抑或向法院申请调查令,通过调取股权所在企业的报税情况、社保缴纳情况、不动产或矿产等重大资产的持有情况,以反映股权价值。(二)股权处置参考价的确定方式虽然《强制执行股权规定》并未对股权参考价的确定方式进行限缩,但由于股权价值与其所在公司的资产、经营情况关系密切,通常不具备定向询价或者网络询价的基础,所以股权参考价主要通过当事人议价与委托评估程序确定。其中当事人议价的方式通常难以被第三方认可,因此更适合于双方当事人协商抵债或申请人接受无法拍卖后以股抵债的情形;若当事人无法就股权价值达成一致,或申请执行人更希望通过拍卖处置财产,则建议通过委托评估确定处置参考价。(三)股权委托评估的有关问题1.股权委托评估材料的获取。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的准则《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一条对企业价值评估所需资料进行了明确规定,需要的资料包括公司协议、章程、股权证明、资产证明、财务资料等。该类资料的获取显然需要股权所在公司的配合,而实践中股权所在公司经常会以各种理由不予配合,导致股权评估资料获取困难。对此,《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以及其他有关司法解释中均规定了强制提取制度,即人民法院对拒不提供相关资料的主体,可按照民诉法有关规定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2.股权评估无价值的处理。如果评估机构采取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那么股权价值则主要是根据公司净资产确定,而股权评估价值为零元不等于该股权不具备市场价值。因此,当股权因评估方法问题导致股权无价值,与股权实际情况有所偏离时,当事人可根据《确定处置参考价规定》第二十条或第二十三条,由人民法院主动行使审查职权,或根据当事人提出的异议,要求评估机构对评估方法进行补正,以通过评估方法的调整来全面准确反映股权的真实价值。若采用多种评估方法评估后股权仍然没有价值,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在申请当事人要求继续拍卖的情况下,将不低于评估费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作为拍卖保留价进行拍卖。三、股权变价阶段法律问题(一)股权的整体拍卖与部分拍卖问题股权拍卖时可能会出现被冻结股权拍卖价款高于债权额及执行费用的情况,考虑到股权本身属于可分割的财产,为了保障被执行人的权益,原则上应当分割处理。因此,《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被冻结股权所得价款可能明显高于债权额及执行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相应部分的股权进行拍卖。同时,考虑到股权存在控制权溢价,如果被执行人认为部分拍卖有损其股权价值的,也可以申请对超出部分股权一并拍卖。(二)国有股权的网络司法拍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但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处置,或者不宜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处置的除外。”针对该条的除外情形,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结合《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国有股权应当改为产权交易场所拍卖,而非进行网络拍卖。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原因在于《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国有资产进场交易的条件,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网络司法拍卖已经形成了竞价更充分、参与更便利的公开市场,因此国有股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符合国有资产转让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导致国有资产因私下交易而流失。(三)瑕疵出资、已认缴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拍卖后的出资责任问题《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瑕疵出资、已认缴未届出资期限股权可以拍卖,但作为执行规范,该条规定对股权拍卖后的出资责任未作规范。根据《公司法》第八十八条,已认缴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义务,同时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瑕疵出资股权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瑕疵出资情形的除外。对于已认缴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拍卖后的出资责任,直接根据《公司法》的前述规定予以认定即可。而瑕疵出资股权拍卖后的出资责任问题则相对复杂:由于人民法院在拍卖公告中往往只公示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出资期限等信息,部分法院会将股权评估报告作为公告附件进行公示,除此之外,竞买人难以获取更多的拍卖股权信息,更无法像正常的股权交易活动中的买受人一样,通过对出资情况进行审计来确定转让方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为了避免因所购买股权存在瑕疵出资情形而承担责任,笔者建议竞买人在参与已实缴股权的拍卖程序时通过查阅股权实缴材料等方式,增强自身的善意程度。(四)前置审批类股权的拍卖问题根据《证券法》等法律规定,证券公司等机构的股权转让需经相关部门审批。对此,《强制执行股权规定》第十五条本着提高拍卖效率、确保充分竞价的原则,规定由人民法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竞买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或条件,竞买人在竞买成功后自行办理审批手续,获得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作出拍卖成交裁定,否则重新拍卖。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买受人明知不符合竞买资格或者条件依然参加竞买,且在成交后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取得相关部门股权变更批准手续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保证金不足以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差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原买受人补交。四、股权执行异议法律问题关于股权执行的异议贯穿于整个股权执行程序,囿于篇幅所限,笔者仅就股权执行异议之诉进行介绍。(一)代持股权执行异议之诉代持股权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往往涉及三方当事人,即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其中因被执行人的不同,可以分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提出异议以及实际出资人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名义股东提出异议。结合实践可知,后者发生概率低且争议不大,笔者仅就前者进行介绍。而在前一类执行异议之诉中,通常需要关注以下问题:1.代持关系在股权冻结前是否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为了避免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串通规避股权执行,人民法院需要审查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之间的代持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合法有效。实际出资人需要提供代持协议等材料证明代持关系的存在,同时提供转账凭证、收款收据等证明其实际进行了出资,以证明代持关系的真实性。人民法院在审查后如果认为代持关系真实存在,通常会认定该法律关系有效。2.实际出资人在股权冻结前是否已经实际取得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可知,代持关系真实存在不等同于实际出资人系代持股权的真实权利人,判断实际出资人是否切实取得股权,应当对其“显名”条件进行判断,标准包括实际出资人记载于股东名册、行使股东表决权、收取股东分红等。3.实际出资人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善意相对人”范围的理解。笔者认为,若将“善意相对人”限定为股权交易相对方,考虑到这里的交易相对方系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受让方,而只有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出让方向受让方返还股权转让款等特定情形下,交易相对方才有可能成为申请执行人,这显然降低了名义股东股权被执行的机率,可能导致股权代持行为的泛化与滥用,进而削弱股权的责任财产属性。同时,鉴于实际出资人往往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会将股权交由他人代持,那么相对应地也要承担代持行为本身的风险。综上,笔者认为不应将“善意相对人”的概念限定为股权交易相对方,当代持股被执行时,实际出资人只有在证明申请执行人不具备善意的情况下,才能排除强制执行。(二)转让股权执行异议之诉由于股权转让行为的复杂性,实务中经常发生受让方已经支付股权对价或支付大部分股权对价,实际取得股权但尚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而这也导致一部分股权在完成变更登记前被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发生,股权受让方对此会选择提起执行异议以及执行异议之诉,虽然对于该类异议并无直接规定,但人民法院通常会参照不动产异议之诉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具体审查以下内容:1.股权冻结前,受让人是否已经与被执行人就执行股权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2.股权冻结前,受让人是否已经实际取得执行股权。对该要件的审查与代持股权中实际出资人取得股权的审查类似,主要审查受让人是否已经被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中,是否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是否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或收取股息等。3.受让人是否已经完成合理对价的支付。若受让人在股权冻结前已经足额支付股权对价款,表明被执行人与受让人在客观上完成了股权的转让,而且被执行人在收取全部的股权对价后其责任财产也没有因为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此时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若受让人在股权冻结前支付了部分股权对价,则需要受让人按照法院的要求完成剩余价款的支付,才能够取得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作者:杜晓成,北京市君合(西安)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07 10:06:18

新能源汽车积分的应用场景和可融资性探讨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实现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务院《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中提出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为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在2017年就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积分制度,这一制度作为替代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政策工具,其基本运行原理是:乘用车企业如果未能达到政府设定的燃油车油耗水平或新能源车产量/进口量的达标值,将产生负积分;相反,企业达标产生正积分。负积分
发表时间:2025-02-06 09:54:33

股份制改制及相关涉税问题分析

一、股份制改制的方式和法律含义(一)股份制改制的方式股份制改制又称“股改”,狭义上是指公司从有限公司改制成股份公司的过程,最通行的做法为整体变更。广义上股改的主体不限于有限公司,还包括将非公司制企业直接改制为股份公司,如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笔者讨论范畴为狭义上的股改。就股改的具体操作而言,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为整体变更,即净资产折股。净资产折股是指有限公司按经审计原账面净资产折为股本,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一方面,整体变更对公
发表时间:2025-01-22 10:16:53

长春律师行业与企业对接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一系列要求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增强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结合长春实际,如何充分发挥律师法律服务职能作用,利用专业优势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摆在面前的一张时代考卷。今年年初,长春市司法局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在总结长春律师服务企业发展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发达地区经验,
发表时间:2025-01-20 10:15:12

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有效防范劳动争议

在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涉及员工的招聘、培训、薪酬等诸多方面,还与劳动争议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劳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员工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企业面临的劳动争议风险也在增加。如何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防范劳动争议,已成为企业必须重视的问题。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关联(一)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职能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承担着众多关键职能,人才的招聘与选拔是其基础职能之一。通过精准地识别和吸引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这一过程涉及制定合理的招聘标准、筛选流程以及面试技巧等多方面内容。例如,在招聘技术岗位时,不仅要考察应聘者的专业知识,还要关注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同样重要,合理的培训计划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对企业的认可度,有助于让新员工快速适应企业环境、了解企业文化及工作流程。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之一,通过设定明确的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评估以及反馈改进,激励员工提升工作效率。薪酬管理则直接关系到员工的物质利益,合理的薪酬体系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员工关系管理同样不容忽视,积极营造和谐的员工关系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归属感。(二)劳动争议产生的常见原因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劳动争议的产生往往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在合同管理方面,如果合同签订不规范,条款模糊不清,就容易埋下争议的种子。例如,对于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等关键条款约定不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可能产生分歧。薪酬福利不合理也是引发争议的重要因素,若员工认为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或者企业在薪酬调整时缺乏公平性和透明度,就会滋生不满情绪。此外,员工培训与发展机会不均等、绩效考核不公正以及员工关系管理不善等问题,也可能导致劳动争议的发生。二、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易引发劳动争议的问题(一)合同管理漏洞合同管理漏洞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合同签订环节可能存在诸多风险,例如部分企业为了尽快完成招聘流程,对合同签订不够重视,存在代签、冒签的现象。这不仅违反了法律法规,也为日后的劳动争议埋下隐患。合同条款的不明确也是常见问题,一些企业在合同中对工作地点、工作岗位等条款的描述过于笼统,当企业需要调整员工工作地点或岗位时,就容易引发争议。企业在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如果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如未提前通知员工、未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等,就会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从而引发劳动争议。(二)薪酬福利不合理薪酬福利体系不合理是引发劳动争议的另一重要因素。部分企业的薪酬结构设计不合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等比例失调,就会导致员工收入不稳定。福利政策缺乏公平性和透明度,以及薪酬福利调整缺乏依据和程序等问题也会引起员工的不满和争议。(三)员工培训与发展机会不均等员工培训与发展机会不均等在企业中屡见不鲜。企业在制定培训计划时可能未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和需求,导致在新员工和老员工的培训上缺乏针对性。同时,晋升渠道不畅通,存在内部关系户优先晋升等情况,以及企业没有建立公平公正的晋升评估体系,员工的工作能力、业绩等因素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使得有能力的员工得不到应有的晋升机会,就有可能产生劳动争议。(四)绩效考核不公正绩效考核不公正会对企业的稳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部分企业制定的绩效考核标准不明确、不客观,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导致评估过程中主观性过强。同时,评估主体的选择也可能存在问题,若评估主体缺乏专业性或者与被评估者存在利益关系,就难以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绩效考核标准的不规范,企业没有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的薪酬调整、晋升等实际利益挂钩,或者挂钩方式不合理,也会使得绩效考核失去应有的激励作用,进而引发员工对绩效考核的不满和争议。(五)员工关系管理不善员工关系管理不善是引发劳动争议的另一因素。企业内部可能存在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这会损害员工的自尊心和工作积极性。职场骚扰包括性骚扰和职场霸凌等,不仅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企业的和谐氛围。员工之间的矛盾冲突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也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三、完善合同管理体系防范劳动争议(一)合同签订的规范操作合同签订的规范操作对于防范劳动争议十分重要。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合同签订流程,从合同文本的准备到签订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合同文本应采用标准格式,确保包含所有必要的条款,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在签订过程中,必须确保是员工本人亲自签订,可采用电子签名或当面签字等方式进行身份验证。同时要对签订过程进行记录,如签订时间、地点等信息,以备日后查询。(二)合同条款的明确与细化合同条款的明确与细化是合同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工作内容条款,要详细描述员工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以及工作成果的要求。例如,在描述销售岗位的工作内容时,不仅要说明销售目标,还要明确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相关内容。工作时间条款应明确规定是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时制还是综合计算工时制,并对加班、调休等情况作出详细规定。劳动报酬条款要明确工资的构成、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内容,如基本工资是多少,绩效工资如何计算,奖金的发放条件等。社会保险条款要明确企业和员工各自承担的比例和缴纳方式。劳动保护条款要详细说明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劳动保护用品、工作环境的安全保障措施等内容。通过对合同条款的明确与细化,可以有效避免因条款模糊而引发的劳动争议。(三)合同变更与解除的合法程序合同变更与解除必须遵循合法程序。当企业需要变更合同时,应当与员工进行充分的协商,向员工说明变更的原因、内容和影响。例如,如果企业要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应当向员工解释岗位调整的必要性、新岗位的工作内容、薪酬待遇等相关情况。协商一致后,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合同变更内容进行确认。在解除合同方面,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操作。如果是员工过失解除合同,企业应当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员工的过失行为;如果是因企业缘由解除合同,应当提前通知员工,并按照法定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四、构建公平薪酬福利制度防范劳动争议(一)薪酬体系的合理性设计薪酬体系的合理性设计是构建公平薪酬福利制度的基础。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设计薪酬体系,如行业水平、企业经营状况、员工岗位价值、员工工作能力等。首先要进行岗位价值评估,确定不同岗位在企业中的相对价值,为薪酬定位提供依据。同时,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将员工的薪酬与绩效挂钩,激励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绩效评估体系应包括明确的绩效指标、合理的评估周期和公正的评估方法。(二)福利政策的公平性与透明度福利政策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是构建公平薪酬福利制度的重要方面。企业的福利政策应当覆盖全体员工,并建立公平的标准,如根据员工的工作年限、岗位级别等因素进行分配。同时,福利政策要保持透明,向员工明确说明福利的种类、享受条件、申请流程等内容。五、其他有效防范劳动争议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一)强化员工沟通机制强化员工沟通机制有助于防范劳动争议。企业应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如定期的员工座谈会、意见箱、企业内部论坛等,使员工可以及时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和诉求。企业管理者要重视员工的反馈,对员工提出的问题及时回复和处理。(二)依法依规管理员工依法依规管理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企业应当熟悉并遵守国家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在员工招聘、入职、在职、离职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操作。例如,在招聘过程中,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在员工入职时,要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社会保险;在员工在职期间,要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员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劳动报酬权利等;在员工离职时,要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离职手续并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三)提升人力资源管理队伍专业素养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模块知识,以及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知识。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内部培训、参加外部培训课程、鼓励员工自我学习等方式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综上所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劳动争议防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和完善,从合同管理、薪酬福利到员工沟通等多方面入手,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劳动争议发生的概率,营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作者:侯红艳,天津云樯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5-01-17 09:05:27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与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的治理对策研究

2024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批捕、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总体上升,其中强奸、抢劫、聚众斗殴等恶性暴力犯罪起诉人数位居未成年犯罪前五位。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的治理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环节,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治理对策的研究旨在降低未成年人的犯罪率,让未成年人远离违法犯罪。笔者选取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裁判文书案例、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重大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案件等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目前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的状况与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我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预防提供参考。一、现阶段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情况检视(一)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呈低龄化趋势且文化程度偏低《白皮书》指出,2023年全国办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上升趋势,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063人,同比上升15.5%。而近年来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案件更是不胜枚举。相关报道指出,未成年罪犯一般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未成年罪犯占全部未成年罪犯的80%以上。(二)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以男性为主且团伙作案居多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中,男性占比偏高。根据最高检通报的检察机关参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情况,校园暴力案件中涉罪未成年人以男性为主。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未成年人犯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从作案方式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中团伙作案明显,约占未成年人罪犯的30%左右。(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类型集中且犯罪手段成人化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主要集中在强奸罪、抢劫罪和聚众斗殴罪三个罪名上。《白皮书》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强奸罪10232人、聚众斗殴罪9999人、抢劫罪8378人,这三类罪名的起诉人数分别位居未成年人犯罪罪名中的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表现出了明显的成人化倾向,一些未成年人在从事犯罪活动时有预谋、有计划、有分工,实施犯罪有条不紊,犯罪的性质由简单的侵犯财产、轻度伤害向抢劫、故意杀人等恶性暴力犯罪发展,犯罪后有意识地逃避警方的侦查,并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二、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成因分析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影响恶劣,犯罪社会学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来自其成长的社会中诸多结构性因素,如家庭、学校、传播媒介等的影响。系统探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形成原因,有利于提出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一)家庭因素分析家庭环境在孩子的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言传身教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良的家庭环境则是诱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一大导火索,其中留守儿童家庭和父母离异家庭是诱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两大不良家庭因素。前者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孩子被留给父母中的一方或者隔代长辈照料,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难以得到健全的家庭教育,更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而父母离异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同样由于无法得到父母充分的关爱和教育,甚至可能长期处于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之中,因此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形成偏激的性格,在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选择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极易引发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二)社会不良环境分析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是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不良同伴的交往经历和互联网不良信息。有研究表明,在青少年时期,同伴的影响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未成年人拥有较强的模仿和学习他人行为的能力,如果长期与具有暴力行为的同伴接触,则容易增加其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目前互联网不良信息的传播,不仅给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还成为诱发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一些案例中,涉罪未成年人就是通过互联网浏览有关色情暴力的内容,并在网友的教唆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此外,一些犯罪方法以视频等方式在网络上传播,未成年人看到之后极易对该犯罪内容进行对照性学习,从而引发违法犯罪。(三)未成年人自身原因分析从未成年人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自我约束能力较弱。犯罪学的观点认为,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人遇到合适的犯罪机会,就可能实施犯罪行为。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道德观念与法治观念尚未完全成型,普遍缺乏自我约束能力。涉罪未成年人大多缺乏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常伴有负面情绪,冲动易怒。二是辨别是非能力的不足。未成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易受不良同伴交往和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治理对策(一)矛盾纠纷视域下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概述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是矛盾纠纷无法得到有效的调和化解而不断累积与升级,当积累的矛盾纠纷达到某个临界值后就会陷入冲动甚至丧失理性,错误地采用不当的方式宣泄情绪、处理矛盾纠纷,最终酿成暴力犯罪的惨剧。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防治本质上是对矛盾纠纷进行预防和化解,旨在通过预先设置一个制度化的缓冲地带,帮助未成年人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排解负面情绪,从而预防社会矛盾张力的不断扩大,将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及时对矛盾纠纷进行合理的引导化解,抚平未成年人的负面情绪创伤,减轻未成年人所面临的消极压力,从而在源头上消除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基因,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二)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治理对策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其犯罪特征多样、成因复杂,运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方法,构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治理体系必须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形成治理合力。1.加强家庭教育监管。构建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应当从加强家庭教育监管入手,一是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成长,定期与孩子进行沟通,杜绝家庭暴力行为。夫妻双方离异后应当继续对孩子履行抚养义务,最大程度地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任何一方都不能推卸或者懈怠家庭教育监管的责任。二是推进学校与家庭的教育合作。家长应当定期与学校就孩子的成长进行沟通,特别是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父母更应当积极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学校应当对隔代家长进行专业指导,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三是科学识别和干预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虽然普遍具有激情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但其犯罪意识和行为的产生却是一个逐步升级逐渐质变的过程。家长应当注重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交流,当发现未成年人与他人发生矛盾纠纷时,要及早介入帮助孩子化解矛盾纠纷,防止其演变为暴力行为。2.减少暴力犯罪的诱发因素。犯罪学的研究表明,消除未成年人所处环境中的暴力犯罪诱发因素的潜在影响,能够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发生。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好预防工作。一是加强校园教育管理。校园欺凌是学生间的矛盾纠纷不断升级最终失控爆发的表现,是引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校应当将反校园欺凌的法规融入到校规班规之中,推出特色的反校园欺凌课程培养学生的反暴力价值观,通过场景模拟等形式加强学生的反欺凌意识;畅通欺凌行为举报通道和求助渠道,鼓励学生以匿名的方式对校园欺凌进行举报,同时注意保护举报者的个人信息;完善学校与家庭间的教育合作模式,提高对欺凌行为的甄别和干预能力,共同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二是减少暴力犯罪刺激。严格落实相关营业场所未成年人准入制度,网吧、酒店、娱乐厅等营业场所应严禁未成年人进入,监督职能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开展宣传教育,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三是消除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媒介。酒精和毒品是两类诱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媒介物,通过严格管控未成年人接触这两类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恶性暴力犯罪的潜在危险。3.规范未成年人自身行为。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可以从涉罪未成年人本身入手,一是加强未成年人自我约束能力。探寻适合未成年人缓解、释放压力的正确途径,帮助其消除负面情绪。二是强化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法治教育。家庭、学校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德治与法治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促使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部门也应当积极开展普法教育,使良法善治的观念深入未成年人的内心。三是绿色健康上网。未成年人应当规范使用互联网,树立文明绿色上网的理念;职能部门可主动联合家庭与学校对未成年人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强化对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教育、引导与监督,防止其因受到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作者:许兴文,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5-01-15 10:29:57

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法律责任研究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逐渐活跃在大众的视线中并开始参加商业代言活动,但我国尚未从立法上对虚拟数字人予以界定规制。笔者针对我国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归责问题展开研究,从其产生及类型入手,根据虚拟数字人代言广告活动及相关法律关系,分类讨论真人型数字人、非真人型数字人广告代言的责任主体及责任内容,并从创建登记识别机制、明确责任主体界定标准、建立专门监管制度等方面对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法律责任的规则构建提出建议。一、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人的产生及类型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作为元宇宙中重要的基础设施,虚拟人物在过去的两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游戏、电商、传媒等各行各业都有虚拟数字人的身影。随着虚拟数字人的热度不断攀升,其逐渐开始参加商业活动,代言产品实现商业价值。当前,虚拟数字人主要有两种类型:真人型数字人和非真人型数字人。例如,2019年的央视网络春晚舞台上,主持人撒贝宁与其AI虚拟数字主持人“小小撒”出现在台上,这就是真人型数字人;或是以雅马哈语音合成引擎为基础制作的虚拟歌手“洛天依”,这就是非真人型数字人。(一)真人型数字人真人型数字人以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自然人为原型创作,其特点就是保留了真实人物的体貌特点,而这类虚拟数字人的真人原型往往都是以名人、明星等为主,且与真人有高度的关联性,一般是和真人明星一起出现,甚至说该真人型数字人的相关所有权并不属于其创造公司,而是属于本真实人。真实型数字人可以说是真实人的一个化身,代替真实人去参加活动,是提高真实人商业价值的工具。另一类真人型数字人是以真实的普通人为基础进行创作,将这类作为数字人创作基础的普通人称之为“中之人”。该类数字人的诞生首先来源于运营商和真人之间达成合约协议,依据“中之人”的形态动作来映射到虚拟人身上,但该类数字人以自身为个体进行活动,与“中之人”之间无强关联性。该类数字人出席商业活动,积攒属于自己的热度,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并非依靠其背后“中之人”的流量,参加商业活动所获的热度也与背后的“中之人”无关。(二)非真人型数字人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并不像真人型数字人那般可以找到有极大关联性和相似度的真人,甚至可以说不依托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为原型,他们大多都是根据运营商的需要或是为迎合消费者喜好所创作出来的虚拟形象。依托例如图形渲染等多项计算机技术的支撑,来满足市场及大众的需求。同时还有一类非真人型数字人是直接由品牌方自助推出,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例如屈臣氏为迎合女性消费者,推出虚拟品牌代言人——屈晨曦。这类非真人型数字人的所有权直接归属于品牌方,省去了授权等活动,以自身形象为品牌吸引更多消费者。二、真人型数字人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如前文所述,真人型虚拟数字人的创作基础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自然人,那么在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出席商业活动时,相关行为是否与所依托的真人有关系?所涉及的广告如为违法广告,法律责任又应如何界定?(一)“中之人”不具备广告代言人身份对于以普通人为基础创作的真人型数字人,即,存在“中之人”的真人型数字人,在虚拟数字人接受广告代言前或者在虚拟数字人被创作之前,运营商会与“中之人”签署相应的授权书面文件,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此时关于“中之人”的部分相关权利已经授权,同时“中之人”的义务也在合同中载明,在虚拟数字人接受广告代言时,是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并非“中之人”本人出席,或者说大众所熟知的是虚拟数字人的这个形象,根本不知道“中之人”是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第二条对广告代言人的规定,本法所称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虚拟数字人接受代言活动时,是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做出代言,并非是“中之人”代言,故笔者认为不符合《广告法》第二条规定。在此情况下,“中之人”并不具有广告代言人的身份。但笔者认为,“中之人”具有知情权,在虚拟数字人参加商业活动前,运营商或广告主有义务告知“中之人”该行为即将发生。(二)真人应为其虚拟数字化身代言广告承责当真人型虚拟数字人以名人明星为创作原型产生时,一方面,真人型虚拟数字人与名人明星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一般两者会同时出现参加活动。另一方面,即使以名人明星为创作基础的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单独参加活动,大众也会下意识地将其与名人明星联想到一起,两者相辅相成。或者说数字人借用了名人明星的流量,名人明星需要虚拟人来巩固流量。既如此,在虚拟数字人无感知能力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与真人型虚拟数字人有高度关联性的真人应承担实际使用商品、接受服务的责任。在大众眼里,数字人的行为即代表着真人的行为,数字人接受广告代言后,部分消费者存在因为真人的原因而购买商品,所以真人应代替数字人承担责任。三、非真人型数字人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一)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不能成为《广告法》意义上的代言人根据《广告法》第二条有关规定,广告代言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广告代言人的主体需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是要求广告代言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进行代言;三是要求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从《中国虚拟数字人影响力指数报告》及乐华娱乐、百度等行业公司对虚拟数字人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虚拟数字人实质上是使用新技术合成的具有人类部分特征的形象。在互联网场景中,通过技术手段形成动作、声音、表情等与外界互动。虚拟数字人不是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而产生的,因而并不属于《民法典》定义下的自然人,因而不具有自然人的权利,也不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即虚拟数字人不是主体,不符合法律主体条件。此外,虚拟数字人不具有辨认自身行为的能力,即使基于人工智能使虚拟数字人具有产生艺术作品的“创作”能力,但其仍处于人类的技术和程序控制之下,通过人的意志来控制虚拟数字人做出行为。且虚拟数字人不具有感知能力,无法亲自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即不符合《广告法》定义下的广告代言人的要求。由此可见,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在不是主体的情况下,即使以该虚拟数字人的名义为商品做推荐,可能符合大众对代言人的定义,但不属于《广告法》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二)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运营商应为违法广告担责由于在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被创作出来之后的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因此在发生侵权等责任时,运营商应承担相关责任。一般情况下,广告代言人应履行《广告法》规定义务,但由于虚拟数字人并不能成为广告代言人主体且无感知能力,笔者认为,若代言广告违法,该责任应由授权虚拟数字人代言广告的运营商承担。运营商与广告主通过合同约定,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以个人形象或信誉向消费者推荐产品与服务,广告主支付代言报酬给运营商,消费者因为喜欢、信任该虚拟数字人形象而购买产品或服务。当推荐的产品与服务出现质量问题时,运营商对最终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较大的关联性,故运营商应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以保障消费者权利。关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的相关责任承担,笔者认为与真人型虚拟数字人所涉违法广告情形一致。四、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法律责任规则构建思考(一)创建数字化虚拟人物登记识别机制应建立数字化虚拟人物登记识别机制,将相关数字人的名称、运营商、“中之人”等悉数登记,如同一张身份证,便于识别数字人的种类、身份、运营商以及背后的“中之人”,以确定其真正的法律责任承担人。即使虚拟数字人在广告中未标明身份,但登记在册的即使热度并没有那么高,熟知度没有那么广,也不能改变其是虚拟数字人参与商业活动的事实,需履行相应义务和责任。同时,还可以建立每个虚拟数字人的专属档案库,将其外貌特点、背后运营商、创作团队、版本数据,包括所参加的商业活动悉数登记。(二)明确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责任主体的界定标准在目前暂时没有专门法律对虚拟数字人进行规制时,可以先就虚拟数字人广告代言问题对《广告法》内容进行延伸拓展。例如在广告代言人的条文中再增加一款,专门对虚拟数字人参与的商品服务推荐活动进行规范,明确界定标准,在虚拟数字人涉及违法代言时,对其所依托的真实人、运营商、广告主等进行处罚。以名人明星为基础创作的真人型数字人参加商业活动代言广告时,应在立法中表明该广告代言人为名人明星等真人,同时该真人为承责人,并依照《广告法》来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以“中之人”为基础创作的真人型虚拟数字人,以及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应当在立法中指明由运营商履行广告代言人的义务(如为品牌自主开发的非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则由品牌公司自身即广告主履行广告代言人的义务),并承担《广告法》规定的广告代言人法律责任。在所代言广告出现违法情形时,名人明星、运营商、广告主除需承担虚拟数字人代言广告法律责任外,还需承担审查不力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立法应明确规定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视情节轻重可以限制或禁止该虚拟数字人在某段时间内的商业活动,乃至取消其的商业活动,收回对数字人的许可,运营商或广告主监管不力的,还可限制或取消其创作数字人的权利。(三)建立虚拟数字人代言广告监管制度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虚拟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监管,如若是以名人明星为创作基础的真人型虚拟数字人,在代言广告时应直接对接到所依托的真人,监督名人明星是否履行广告代言人的义务,承担法律规定之责任。若是以“中之人”为依托的真人型数字人及非真人型数字人,因为两者背后的直接管理人均为运营商,应当直接监管该运营商是否履行广告代言人之责。在出台法律法规严格整治广告市场并将其落实到位的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并通过舆论监督的作用揭露不文明及违法代言现象,警示其他广告主、代言人以此为戒。同时消费者保护组织和个人也可在平时消费过程中进行监督,客观及时举报违法乱象。(作者:单爱萍,浙江聚象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09 09:32:55

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相关问题的完善

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是破产企业重整(挽救)价值识别的重要因素,是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的前提和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审查和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是重整计划执行的主体,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以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对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尚未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也存在些许问题,亟需新的解决方案。一、重整投资人招募存在的问题(一)债务人是否有权单独招募投资人《企业破产法》第八十条规定“谁管理财产和营业,谁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即“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债务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管理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类比该条规定,部分法院采取了“谁管理债务人财产和营业,谁就是招募重整投资人的主体”的做法。例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七十二规定:“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债务人可以通过协商引进重整投资人。”然而,这种方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容易产生内部操作,债务人与债权人、重整投资人之间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高度不信任,因此存在争议。建议在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的情形下,采取债务人和管理人共同招募重整投资人,并以管理人招募为主的招募方式。这种方式更能实现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公平保护,契合《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二)是否允许以非公开方式招募重整投资人根据重整投资人招募方式,可以分为公开招募和非公开招募两种。公开招募指的是管理人或债务人通过多种平台向社会公开发布招募公告寻找重整投资人的方式。非公开招募指的是管理人或债务人通过非公开谈判的方式寻找重整投资人的方式。公开招募的优势主要在于程序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对重整投资人进行遴选;非公开招募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商业秘密等,但是由于非公开招募不透明,容易产生内部操作,存在债权人利益无法保护等问题。另外,这种方式招募重整投资人因未经过充分竞价,无法最大限度挖掘企业重整价值,不利于提高债权清偿率。因此,建议以公开招募为主,经债权人会议同意的非公开招募为辅的操作方式,这样既符合公开、公平、效率等破产法要求,还能有效规避管理人履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二、重整投资人遴选存在的问题(一)综合遴选标准实践中,投资人遴选程序往往采用谈判、评分等方式,意向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草案后,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就草案进行协商谈判,再由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会议授权的机构(如债权人委员会、专门成立的评审委员会等)通过表决或打分等方式选定重整投资人。其中,对于意向投资人的考察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其市场运营能力、行业影响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内部管理能力等;另外,应在确保债权人不低于破产清算程序获得清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债权人的清偿比例,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综合遴选标准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偿债资金标准权重低,易引发债权人不满。重整程序不同于清算程序,其更关注重整企业的持续经营有利于企业复苏、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因此在实务中,最终确定的重整投资人提出的重整方案中,偿债资金有可能不是最高。由于目前多数企业破产清算或重整往往都是无力偿还债务所致,如果不以偿债金额作为重整投资人遴选的最重要或惟一标准会出现债权人争议较大,重整计划草案难以通过的情况,甚至可能引发信访等群体性事件,对管理人执业产生了较大挑战。二是综合遴选标准可操作性差。对意向重整投资人遴选的综合标准掺杂了较多的主观因素,往往会成为部分人员滥用权利的突破口,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办理。(二)单一遴选标准单一遴选标准是指仅以偿债资金的高低作为惟一标准,该遴选标准过于单一而忽视了重整投资人生产经营能力等因素,将重整投资人视为企业破产清算资产的购买者(投资人),实际上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为解决以上问题,建议采取“评审+竞价”的遴选方式。具体操作中,重整投资人遴选可分为两步,一是通过组织评审委员会,制定遴选重整投资人评分标准,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各项评分标准确定一定的分数为入围线,超过该分数则可入围。遴选标准包括预重整成功、存续经营、盈利能力的权重,细分为多个与企业重整相关的项目,如偿债资金、偿债时间、经营能力、重整经验、产业经验等,不符合条件或综合评分较低的淘汰。二是经过评审确定符合重整投资人资格的名单后,对与支付金额有关的事项进行限定,明确预重整方案的履行期限和付款方式。在相同的重整方案下,采取网上不限制次数的多轮竞价,可以实现重整投资人的充分竞争,提高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率。通过这种方式遴选重整投资人,旨在确保在竞价前采用公开、透明、参与的方式将重整投资人对重整企业的投资意愿、重整方案中除了偿债资金部分的内容进行充分展示和固定,筛出不具备投资能力的重整投资人。对于符合条件的重整投资人通过竞价方式实现债权清偿率最高,并相对兼顾企业重整经营和债权人权利保障,从而降低管理人的履职风险。三、总结综上所述,在重整投资人招募中,债务人无权单独招募重整投资人。以管理人为主,由管理人与债务人共同招募重整投资人的模式值得推广和应用;以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为主,经债权人会议同意的非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为辅的方式值得借鉴。在重整投资人遴选中,综合遴选标准与单一遴选标准各有弊端。“评审+竞价”的遴选方式和标准是消除以上弊端的有效方法,可以成为弥补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规则缺失的方法。(作者:孙瑞玺、苏守轩,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5-01-07 09: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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