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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重点内容解读

发表时间：2026-09-30 10:42:35

OEM场景下假冒专利罪共犯形态与推定逻辑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日益精细的背景下，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又称“委托代工”）已成为制造业常见的商业模式。该模式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品牌方（委托方）提供产品设计方案、技术标准乃至核心部件，受托生产企业（代工方）依据委托方的要求完成产品加工、组装，最终产品冠以委托方的品牌标识进入市场。这种研发和生产分离、品牌和制造分立的模式，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因其法律关系的复合与责任主体的分离，给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特别是共同犯罪的判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诸多知识产权犯罪中，假冒专利罪因其犯罪对象的无形性、技术性以及假冒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OEM场景下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了假冒专利罪，但条文本身对共同犯罪形态未作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进行了列举，但其主要针对直接侵权者，对OEM这种存在意思联络和行为分工的间接、协作型侵权模式未作详细区分。本文拟对OEM模式下假冒专利罪的共犯结构和“明知”推定逻辑展开深入剖析，以期厘清各方责任、助推产业健康发展。一、规范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简称《专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些企业对假冒专利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没抄技术”，但是由于假冒专利行为侵害的是《专利法》所规定的标注专利标识的权利、国家专利管理秩序以及社会公众利益，故司法判断的第一步往往不在于行为方有没有抄袭对方技术，而在于其是否有权标注以及是否造成误认。上述规范边界的底层逻辑是，即使假冒专利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他人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产品应有的功能，此类产品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也可能影响专利产品的商誉，挤占专利权人制造、销售专利产品的市场空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嘉兴某旅游制品有限公司诉姚某、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13-2-160-023）中有明确阐述，对OEM委托代工模式具有极强的规范性。企业常把专利号印在页面或包装上作为一种营销手段，而法院则将其视为行为方为获取市场信任所作出的对外声明。一旦作出这种无权或不实声明且达到一定规模，相关主体就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换言之，OEM模式下假冒专利罪的争议不应停留在“产品像不像”或“是不是抄”，而应首先回到“是否有权标注、授权链条是否清晰、标注内容是否真实”层面，厘清该规范边界是探讨假冒专利罪共犯结构和归责逻辑的前提。二、共犯结构形态分析在OEM模式下，当品牌方负责决策和传播、代工方负责落地实施，双方在同一方向上分工配合，把不实专利背书做成对外卖点并进入市场时，就具备了被整体评价的基础。第一类情形，也是最常见的场景，是品牌方主导，即品牌方主动策划，提供完整的假冒专利技术方案，专利号或“专利产品”文案均来自品牌方或其代运营团队，包装或者页面终稿亦由品牌方确认，代工方仅系被动接受、执行，并按确认稿贴标出厂。该情形下，品牌方在决策、供给、传播环节的控制力更强，收益也主要归品牌方，因此更接近主责主体。代工方是否会被卷入共犯评价，关键看其是否明知不实仍配合、是否在明显异常下仍放任，尤需判断其是否在被提醒后仍继续实施侵权。第二类情形，委托方与代工方在合作初期或合作过程中，就假冒专利事宜进行沟通、协商，形成合意。例如，代工方为争取订单，主动建议或迎合委托方“可以模仿并标注某专利产品”，甚至提供技术上的改进意见。此时，双方在犯意形成上具有对等性，在行为上分工协作，必然构成共同犯罪。第三类情形，即代工方沿用旧模板或擅自加上专利号。此时，委托方能否切割自身责任取决于能否提供版本链，即能否追溯设计方案是谁改的、出品是谁确认的、首件是否包含专利标识、发现后是否及时停用并留痕等。如委托方仅提供了产品的基础设计或空白订单，但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代工方在生产中会自行添加假冒的专利信息仍向其下单采购，此时代工方是独立的假冒专利实行犯，而委托方的下单采购行为因在客观上为代工方的假冒行为提供了经济支持和销路保障，委托方则可能构成帮助犯。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单位可以成为假冒专利罪的主体。在OEM模式下，委托方和代工方通常均为公司、企业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此OEM假冒专利犯罪往往表现为单位之间的共同犯罪。在认定时，需查明假冒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有，这也使得OEM场景下假冒专利罪共犯的认定具有复杂性。三、“明知”推定逻辑探讨在司法实务中，行为人的“明知”心理往往深藏于内心，在OEM代工类案件中这一特征尤为明显。由于直接证明主观故意的举证难度极大，办案实践中需要借助一系列客观事实，通过经验法则和逻辑推演来构建“明知”的证明体系。此类推定必须建立在高度盖然性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否则会把应由行政纠错的瑕疵扩大为刑事归责。基于上述逻辑，结合OEM场景的特殊性，明知的推定在实践中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基于控制力的推定。当行为人在产品标识的内容确定、版本审批及传播投放等环节拥有实质决定权或否决权时，司法机关倾向于认定其对标识的合法性负有更高的审查义务，进而推定其在异常情况面前不可能全然不知。二是基于异常性的推定。若标识内容本身存在显著违背常识或规范的破绽，例如专利号与权利人明显不符、将申请号冒充专利号、在权利终止后仍标注“已获专利”等足以引起一般理性经营者警觉的异常，往往成为推定明知的重要客观支点。三是基于提示史的推定。当行为人曾收到权利人的侵权警告函、平台的违规通知、行政机关的责令改正要求，或内部员工、合作方明确作出过风险提示，却仍继续沿用相关标识或方案时，既往的警示信息与当下的持续行为相结合，则可形成“明知”的心理判断。四是基于利益归属的推定。若虚假专利背书所带来的溢价收益、销量提升、资质加分或招商优势等主要利益集中流向某一主体，则该主体对专利真实性的漠视或放任则可被合理推断为具有牟利导向的明知。这些情形并非孤立适用，而是相互叠加、彼此印证，共同构筑起司法层面对“明知”的立体推定框架。在上述四种推定逻辑中，最直接也最具证明力的一项是提示史。被权利人函告、被平台通知、被行政责令改正之后仍继续生产销售的情形，会成为明知推定的定案支点。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7刑再2号“杜某假冒专利罪案”为例，专利权人江某与杜某合作协议到期后未续签，江某以律师函方式明确要求停止侵权，但杜某仍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生产销售专利产品，经营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法院审理后认定，杜某在合作到期、律师函要求停止的前提下仍生产销售并牟利，情节严重，构成假冒专利罪。法院还特别指出，即使涉案专利后来被宣告无效，也不能当然否定其在专利权有效期内已完成的假冒行为及当时的刑事可罚性，因为《专利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仅系民商事领域的纠纷处理规则，不能类推适用于刑事案件。“杜某假冒专利罪案”为OEM企业提供了启示，一旦出现明确提示，若继续实施或继续生产会让当事方从“可能是疏忽”直接进入“明知故犯”的区间，而事后申请无效或事后再解释授权争议等均难以抹平既往风险。在链条型案件中，明知推定的另一个常见路径和责任判断线索是控制力，即谁在对外表态。包装、铭牌、说明书、页面不只是载体，它们还是面向市场的公开声明。谁的商标、厂名、联系方式出现在这些载体上，则意味着谁在借用市场信用。对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民终121号“於某、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场景：某集团公司在某环保公司标注涉案专利号的铭牌上同时标注某标识，一审庭审中某集团公司认可其系该商标权人；法院结合集团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紧密关系认定两公司实施共同侵权，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并要求消除在相关产品上标注的未经授权的涉案专利号。这类裁判思路迁移到OEM刑事风险中，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其一，“只按图生产”不是天然免疫，如果当事方对铭牌或包装上的核心信息有控制力或审核职责，且异常明显或被提示后仍继续，明知推定就会增强。其二，品牌方不要以为“不是我印的”就一定安全，只要行为方的标识出现在载体上且从专利背书获益，该方就被拉回到控制力和利益归属的位置而将其推定为明知。四、合规建议（一）四条证据链将“谁主导、谁明知”落到可证明的事实OEM案件一旦进入司法视野，争点往往会被迅速证据化，如专利号从哪里来、谁确认终稿、谁批量印制出厂、谁对外宣传并获益、提示后是否仍继续。为避免事后各说各话，建议企业围绕四条证据链形成固定留痕。一是版本链，即专利号、专利文案来源、设计源文件版本、终稿确认记录、首件确认单等。二是生产链，如订单、打样、批次号、出入库、物流去向、封样与质检记录等。三是提示链，包括律师函、投诉、平台通知、行政责令改正及签收回执、内部停用决策、下架停印记录、库存隔离与返工、销毁记录等。四是收益链，包括发票、对账单、回款流水、平台后台数据、经销结算等。四链闭合，才能把明知推定从抽象判断变成客观证据链。（二）品牌方（委托方）的关键控制点在共犯结构的多数情形中，品牌方更接近内容决策和对外传播端，因此最需要把合规动作前置。建议品牌方建立专利台账，至少覆盖专利号、权利人、状态、有效期、适用产品和授权链条，并对包装、铭牌、说明书、详情页、直播脚本等涉及专利背书的内容，设置上线前审核和终稿确认留痕。一旦出现权利人函告、平台通知或行政提示，应当立即触发停用机制，下架、停印、隔离库存并保留证据。（三）代工方风险防范要点代工方是否被纳入共同犯罪评价，常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内容控制力、对异常应知而放任以及提示后是否仍继续。为降低被动风险，代工方可在合同中据实明确专利标识内容由委托方提供并确认，并约定对明显异常内容的拒绝生产或暂停生产权；在首件确认单中将专利标识列为明确确认项；发现异常时必须书面提示并保存委托方确认继续的记录；同时做好模板和设计文件的版本管理，确保事后能够还原版本链。这些留痕的核心价值，是把代工方放回弱控制、已尽提示义务的事实位置，避免被推定为明知。（作者：苗琳清，河南梧熙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6-09-29 15:12:00

全国海关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行政处罚案例拆解与合规建议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月至6月，全国33个直属海关及其所属119个隶属海关共计公示出口管制类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403份，较2025年全年总数增长91%。出口管制类案件占到部分边远直属海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半数以上。当前，无论是案件数量、涉案物项、取证范围，还是处罚对象、依据、结果等方面，均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亟须引起广大外贸企业及其从业者高度重视。笔者团队基于全国海关2026年上半年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行政处罚案例，根据具体案情、涉案物项、违法情节、处罚裁量细节，梳理各海关执法中的处罚种类适用、法律依据援引、区域执法差异，以及两用物项出口监管特点，结合实践经验提出针对性合规建议。一、行政处罚种类统计及分析现有案例处罚结果涵盖单一罚款、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货物+追缴等值价款、警告、不予行政处罚五种类型，处罚结果与违法经营额、主观过错、整改行为、货物管制等级高度绑定。不予行政处罚。涉案的物项包括但不限于低固定碳含量石墨粉、微量含镝磁钢、低浓度管制化学品、小型通用管制配件等低货值、低风险、无高危用途物项，如上海海关查获涉案1323元货值石墨粉、4011元防锈腐蚀抑制剂均不予处罚。涉案违法经营额低（多为千元级），企业无直接的主观故意，多因工作疏忽或政策理解偏差导致轻微违规，且全程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认错认罚、完成删单退关、缴纳保证金，未造成国家管制政策失效、无跨境监管风险、无违法获利。单一罚款。普遍场景为商品编码申报不实、归类错误、无证擅自出口管制物项，当事人（企业）多无主观走私故意、无恶意规避监管、无多次违法记录。笔者经分析认为，罚款额度与违法经营额直接关联，梳理结果如下：1.轻微违法（0.1万-2万元）：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内，涵盖小型石墨制品、低含量管制铝棒、微量稀土磁钢、普通搪瓷配件等；2.一般违法（2万-20万元）：违法经营额1万-50万元，为案件主流区间，涵盖各类反应釜、冷凝器、热交换器、常规稀土材料、钛合金制品、普通管制铝材；3.较重违法（20万-100万元）：违法经营额50万-500万元，涵盖大型容积反应釜、批量稀土永磁体、高端特种石墨、高参数金属材料；4.重大违法（100万元以上）：违法经营额超500万元，仅适用于批量走私、长期连续违规出口高危管制物项案件，如宁波海关对稀土走私案件最高罚款97.4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此次统计范围内，该类行政处罚典型场景为货代与企业合谋出口、多次批量走私管制化学品、稀土材料、工业设备。适用于企业通过违规出口获取实际收益的案件，多伴随长期违规、批量出口、代理合谋等情节。没收货物＋追缴等值价款。该类处罚系本次统计案例中最严厉的方式，适用于伪报品名、夹藏出口、合谋走私、刻意规避监管的恶性违法行为。在案查获货物直接没收，已出境无法追回的货物全额追缴等值价款，同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警告。本批案例中仅个别适用，针对过境货物申报不实、未发生实质性出口、未涉及管制物项流出、无任何违法获利的轻微违规，适用场景很少，几乎不作为常规处罚方式。二、处罚依据及各海关适用特征经梳理2026年上半年海关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行政处罚案例，发现处罚依据适用上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简称《出口管制法》）为关键定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为裁量调节基准、海关专项法规为程序与细化补充、专项公告为物项认定依据的标准化援引体系，依据适用与违法类型、情节高度匹配，差异化规律清晰。（一）关键法律依据主体违法定性依据。《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多用于走私、刻意规避监管案件，明确管制物项如实申报、交验许可证的法定义务。第三十四条针对三类违规出口行为（无证出口、超范围出口、出口禁运物项）设定了阶梯式行政处罚，该条作为核心兜底条款，覆盖90%普通违规案件。裁量从轻/减轻/免罚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海关程序与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六条界定普通申报不实违规与走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细化走私行为的没收、追缴处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明确通用程序裁量条款，统一处罚流程标准。（二）专项补充政策依据1.工业设备违规案件：叠加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三十九条，见于反应釜、冷凝器、隔膜泵等工业两用设备违规场景;2.稀土、特种金属违规案件：援引商务部、海关总署2025年第18号公告（中重稀土管制）、2025年第10号公告（钨、碲、铋等金属管制）、2023年第66号公告（铝材管制），作为物项定性重要依据;3.易制毒化学品违规案件：援引商务部2007年第23号公告，界定含易制毒成分混合物的管制标准，适配2-丁酮、三乙醇胺、复合胶水等化学品违规案件;4.军品、警用品违规案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专项规制警用装具、军用适配头盔等特殊管制物项出口行为。三、涉案企业、物项热点及执法规律（一）涉案标的物高度集中，细分品类风险等级明确95%以上违规案件集中于以下六大品类，其余小众管制物处罚较少，风险品类集中度很高。1.工业反应换热设备：各类搪瓷/钛/氟材质反应釜、冷凝器、热交换器、隔膜泵，占全部案件的60%以上，是企业最易踩线的品类；2.稀土及特种金属材料：含镝/铽/钐钕铁硼磁钢、钐钴永磁体、钛合金、高参数铝棒、高纯石墨，高危战略性物资处罚最重；3.管制化学品：2-丁酮、三乙醇胺、含易制毒复合胶水、膦酸类混合物，多涉及走私夹藏；4.高端特种材料：锗光学镜片、钛电极杆、氧化锆粉末、铋合金焊条；5.军警用管制物资：警用装具、军用适配头盔；6.小型通用管制设备：炉子、小型换热配件等。其中，批量稀土、易制毒化学品、高端工业设备为顶格处罚高危品类。（二）涉案企业地域分布广泛，涉案贸易方式多元违规企业注册地遍布全国各省市，基本不存在某一区域企业完全规避管制违规的情况。同时，企业跨地域通关现象突出，属地与报关口岸分离。大量内陆生产企业不在属地海关申报，选择上海、青岛、深圳、宁波沿海大口岸出口；生产工厂、企业注册地、报关口岸三地分离，信息传递断层是企业误报、漏报重要诱因。绝大多数企业未建立两用物项筛查流程，无专业合规人员，技术、生产、报关部门割裂，同时对两用物项管制要求、参数认知不全不到位，忽视混合物、成品配件等隐性管制物项导致违规出口。同时，部分境外客户、货代诱导企业隐瞒货物参数、规避许可证，境内外主体串通实施违规出口。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规案例不限于常规一般贸易，市场采购、跨境电商B2B/B2C、货样广告品、保税货物、空运快件、旅客随身携带、进料加工均出现大量处罚记录。其中市场采购、跨境电商伪报夹藏问题尤为突出。（三）违法情形高度同质化，违规模式相对固定；违法主体特征鲜明，多方主体可同步追责经梳理，违法模式可归纳为以下四类：1.归类编码申报不实（占比70%）：企业将管制物项申报为普通商品，如将管制8479820010反应釜申报为普通8419899090编码、高参数铝棒申报为普通铝材编码，此类型是主要违规情形；2.无证擅自出口（占比85%）：未提前申领《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无合法出口资质即申报出口管制物项；3.规格/成分申报不实：隐瞒货物关键参数，如隐瞒铝棒抗拉强度、磁钢稀土含量、化学品易制毒成分，规避管制；4.伪报夹藏走私（恶性违规）：以普通货物、杂物为掩护，瞒报、夹藏管制物项，多为企业主观故意，处罚很重。从涉案主体来看，违规企业集中为三类：1.中小工贸企业、个体工商户：占比最高，因合规体系不完善、政策认知不足、报关不规范导致违规，多为无心过失；2.贸易及供应链公司：部分存在刻意规避监管、伪报品名、合谋货代走私行为，主观过错更明显；3.货运代理公司：多与货主合谋参与夹藏、瞒报，承担连带违法责任。案件追责范围覆盖全链条：境内货主/生产企业、报关行、货运代理、境外采购商中间人、个人带货人员均会被处罚；存在合谋走私的，货代、实际货主分档罚款，同步没收各自违法所得。（四）裁量规则精细化、统一化，执法趋势“标准化从严+轻微容错”双向并行全国海关形成统一的分层裁量逻辑，上半年度案例规则适用稳定：1.免罚：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内+无主观故意+主动退关整改+认错认罚+无危害后果；2.减轻、从轻：初次违法、主动删单退关、补缴手续、积极配合调查、认错认罚、货值较低、最终用途为民用；3.从重顶格：主观伪报夹藏、多次连续违规、长期批量出口、高危战略物资、违法经营额高、拒不整改、造成监管漏洞；4.法条择重适用：同一行为同时构成海关申报不实违规与出口管制无证违规的，统一优先适用《出口管制法》定性处罚，不再单独适用海关普通监管条款。经笔者团队统计，海关执法呈现明确双向趋势：一方面，执法标准全面统一，全部以《出口管制法》为核心依据，替代以往单纯依托海关条例的监管模式，对走私、屡查屡犯、高危战略物资等违规行为处罚持续加码，顶格惩戒常态化；同时，海关对隐性管制物项（混合物、改性材料、配件成品）的核查力度持续加大，不再仅核查纯原料、大型设备。处罚后果上，罚款区间最低1000元，单案最高罚款超379万元，走私类案件罚值近千万元；普通无证违规的罚款普遍万元起步，稀土、数控、易制毒等高战略风险物项，货值30万元以上案件罚款多在10万元以上，惩戒力度远高于普通海关申报不实案件。另一方面，海关执法严格、精准落实容错机制，对企业无心过失、轻微违规、主动纠错、无实质监管风险的案件，大幅适用减轻、不予处罚，执法精准度、人性化程度显著提升。四、企业合规启示全国海关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执法整体呈现依据统一、标尺分层、区域微调、靶向严查、容错纠错的特征。结合实务经验，从前置筛查、报关管控、许可管理、供应链风控、违规应急等维度对企业建议如下：建立全品类风险分级台账，关注六大高危管制物项。全面梳理企业所有产品、半成品、改性材料、零部件，对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及商务部历年专项管制公告建立内部风险清单；重点聚焦反应（换热设备）、稀土永磁、易制毒化学品三大高罚则品类，同步覆盖高参数特种金属、高端数控设备、军警用装具三类次高危物项；严格核对纯度、抗拉强度、稀土含量、容积、轴精度等管制参数，对参数临近阈值产品设置预警机制，坚决杜绝仅凭品名粗略判断的粗放筛查模式。落地“技术+关务”双重出口前置核验机制，从源头杜绝申报不实。每票出口货物执行双人交叉复核：技术部门出具完整材质、性能、成分检测报告，关务部门匹配对应法定HS编码，统一报关单、合同、发票、产品说明书等要素；严禁拆分货值、隐瞒关键参数、模糊材质规格；针对跨地域报关（生产地、注册地、报关口岸三地分离）业务，额外增加属地与口岸双重合规复核，消除信息断层引发的申报差错。严格落实许可全生命周期管理，坚守无证出口红线。凡经筛查确认属于管制物项，必须提前向商务主管部门申领对应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遵循“一批一证”规范；严控许可证使用范围、有效期、目的国匹配要求，禁止超规格、超货值、中转篡改目的地报关；建立许可证申领、使用、核销电子化台账，留存全套审批资料，杜绝无证、超证、借用许可出口行为。专项排查隐性管制载体，堵住混合物、配件、样品合规漏洞。摒弃“仅成品核查”单一思路，针对合金材料、复合助剂、含稀土配件、改性石墨、催化剂、化工混合溶液、设备内衬组件、快件样品等隐性管制物项常态化送检；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货样广告品、个人携带渠道货物需额外加测成分，防止微量管制元素、临界参数货物漏判触发处罚。全供应链主体合规管控，防范货代、境外客户串通违规风险。与报关行、国际货代、跨境物流商签订合规协议，明确禁止伪报、夹藏、瞒报，约定连带赔偿责任；对境外采购方落实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尽调，签署合规承诺函，排查境外客户诱导隐瞒材质、拆分出货等异常交易；交易中出现迂回运输、要求抹去产品型号、模糊成分等“红旗信号”时，立即暂停出货复核。覆盖全主体分层培训，补齐民企（个体、外资）内控短板。区分生产、销售、关务、管理层、货代对接岗位，开展常态化出口管制培训；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重点普及目录、编码、许可基础规则；外资、国企增设重大交易合规评审机制；留存培训签到、考核记录，将合规履职纳入岗位考核，解决企业普遍存在的“无专职合规人员、部门割裂”内控缺失问题。规范全类型贸易方式通关操作，区分渠道差异化管控。针对一般贸易、市场采购、跨境电商9610/9710（两种不同的跨境电商出口海关监管代码）、空运快件、进料加工、旅客携带等不同监管渠道制定专属申报规范；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因碎片化查验易滋生夹藏风险，需逐票核验材质参数；旅客个人携带管制样品应严格履行申报义务，杜绝通过无申报通道夹带。建立完整合规档案留存体系，满足稽查、抗辩证据需求。物项检测报告、归类认定书、许可证全套资料、客户尽调文件、外贸合同合规条款、报关全套单据、内部复核记录、培训材料、沟通记录统一归档，纸质和电子双备份，留存期限不少于5年；所有书面材料可检索、可溯源，作为认错认罚、减轻处罚的证据支撑。搭建标准化违规应急处置流程，最大化降低行政惩戒成本。一旦发现无证、申报不实、归类错误等违规情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主动向海关书面说明情况、提交完整佐证材料，积极配合调查，主动申请删单/退关、足额缴纳保证金，签署认错认罚承诺书；能补办许可证的同步完成补审批手续，完整落实减轻处罚法定情节，争取不予行政处罚或下调罚款幅度，杜绝因拒不配合、隐匿资料而加重处罚。常态化政策动态监测与内部合规审计。专人跟踪商务部、海关总署最新管制公告，每季度更新企业风险物项清单；每年开展内部出口合规自查，可委托第三方律所、关务机构专项审计，梳理编码归类、许可、供应链漏洞并形成整改台账，长效规避同类重复违规。【作者：李钦宝、王悦迪，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9-24 10:19:31

律师事务所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路径研究

伴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代际跃迁，全球法律服务模式正经历深刻重构。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其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已成为提升执业效能和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在驱动力。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时代给律师事务所带来的转型机遇，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解析智能化升级的实现路径。该过程既涉及律所管理模式的精细迭代，也关系到法律服务逻辑的重要改变。一、数字化转型对律师事务所的冲击法律服务业作为传统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长期依赖律师的经验和智识。伴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法律服务的提供模式正发生根本性变革。律师事务所的运营模式也不例外，从信息处理到合同审查，智能化工具正逐步取代律师的部分工作职能。（一）数字化趋势对法律行业的影响法律变革的深度不仅在于实证法条文的更迭，也在于法律适用逻辑从“人工经验驱动”向“数据智能辅助”的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精确理解法律原则和规范意旨提供了算力支持，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律师可以从海量的案例文献中提取主要法律事实，提升规范解释的精确度。近几年，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合同审查工具纷纷出现，合同审查效率显著提升。这些工具能够自动识别合同中的关键条款、法律漏洞和风险点，使律师事务所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合同审查工作，提高服务效率并降低成本。数字化时代推动了法律研究进步，法律数据库的普及也改善了法律研究方式。人工智能算法可根据输入的关键词或者案例要点自动检索相关资料并生成分析报告，提升了法律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二）转型进程中的制度性和技术性困境数字化转型虽然给律所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依然面临多重困难。1.组织架构与决策机制的僵化。制度变革遇到的主要阻力往往源于既有观念和利益格局的惯性。合伙制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基础制度，其分权的特点使律所在技术革新上难以达成一致共识。资深合伙人对于新技术的接纳度通常不高，而年轻律师缺少足够的决策权来推动技术应用深化。固守这种组织结构，导致许多律所虽在形式上引入新技术，却难以在实际操作中让这些技术发挥应有的效用。2.复合型法律技术人才的匮乏。律师事务所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引入技术工具，还要配备相应的技术人才。目前，很多律所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困境。科技公司与法律科技初创企业对技术人才更具吸引力，律所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引进和留住技术人才已成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难题之一。3.数据治理与伦理合规压力。数字化转型中，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给律所带来了很大压力。伴随着大量敏感信息电子化，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律师事务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以强化数据安全措施，保证客户信息的安全。4.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与颗粒度精细化。数字化转型使客户需求表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随着信息获取途径增多，客户对法律服务的标准不断提高，既要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也期望获得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律师事务所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以实现满足不同客户的特殊需求。二、智能化升级的战略路径选择律师事务所的智能化升级，不仅要引进新技术，还要对业务流程、组织架构、服务模式进行深刻变革。智能化升级是技术和法律业务深度融合的过程，律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推动此项改革。（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已经成为智能化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律师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大量法律信息进行快速处理，同时分析案件判决趋势并预测案件结果。该技术提高了律师的工作效率，同时也给律所提供了更精准的法律服务。以大数据分析为例，律师可以通过分析历史案件的大量数据预测法官的判决倾向，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策略。人工智能技术也越来越普遍地应用到法律文书的自动生成上，利用自然语言生成技术，人工智能可以依据输入的案件信息及法律条文生成法律文书，如起诉状、答辩状等。文书撰写的效率因此得到极大提升，人为错误减少，文书质量相应提高。（二）法律科技创新孵化平台的构建法律服务模式的变革需要平台的支持，在律所智能化转型的进程中，建立法律科技创新平台是促进改变的关键举措。智能化升级能够协助律师事务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运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这类平台为律所提供了技术创新空间，并通过与法律科技初创公司的合作促进律所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应用。法律科技创新平台能够推动律所内部实现技术共享与协作、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律所可以依托其建立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吸引更多技术人才和创新资源，推动法律技术持续进步。（三）跨界协作与非核心业务外包策略智能化升级通常需要通过跨行业合作来实现。律所通过与法律科技公司、金融科技企业等合作，可以获得更好的技术支持，从而提高其服务能力。部分律所已经把文档处理和数据分析等技术性工作外包给法律科技公司，这样做降低了律所的运行成本，也使律师事务所能够更为专注地处理其核心业务。律所通过与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等开展合作，能不断开发全新的法律服务产品，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四）法律服务的个性化与定制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律师事务所可以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律所通过分析客户数据，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客户的需求和偏好，从而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方案。人工智能根据客户的业务特点和过往案例生成个性化的法律风险评估报告，协助客户作出更合理的决策。个性化服务和定制化服务既能提高客户满意度，也能提升律所市场竞争力。三、数字化转型对律师事务所组织架构的重塑（一）去层级化与扁平化治理合伙制是律师事务所普遍采用的传统组织形式，其优势在于合伙人之间可以共同分享利益、分担责任，但该制度项下的管理体制在应对技术变革时却略显僵化。为了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律所可以对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例如采用扁平化的管理结构，降低决策层级，以达到提高律所管理效率、增加技术应用灵活性的目的。（二）办公形态的分布式变革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使律师事务所能够采用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远程办公和在线协作等办公模式已经在很多律师事务所里得到应用。借助数字化工具，律师可以随时与客户沟通并处理案件，工作效率显著提升。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可以满足律所对于高效运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律师提供了更大的职业自由空间。（三）创新导向的组织文化塑造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组织文化的改变。律师事务所应当营造开放、包容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环境，激励员工主动参与创新实践，进而促进技术的应用和未来发展。律师事务所要通过培训和激励等方式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及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交流，帮助员工掌握新技术的方法和流程。（四）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的调整数字化转型对律师事务所的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律所可通过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模式，对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比如将技术创新和客户反馈等因素纳入考核指标，以激励员工更积极地参与数字化转型等创新活动。四、智能化升级的潜在挑战与规制对策智能化升级虽为律师事务所带来了诸多机遇，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律所应当通过合理的计划与科学的管理，有效应对智能化升级期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一）资金投入产出比的优化智能化升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购置软硬件、开展技术研发及人员培训。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合理的范围内完成高效的智能化升级工作，是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律所可以依靠科学的成本控制和资源配置，使投资的效果得到优化。例如，引入云计算技术可以降低硬件设备的采购和维护费用；借助外包服务项目，能够减少技术研发和人员培训成本。（二）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进行智能化升级时，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重大议题。随着大量敏感信息实现电子化，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会随之增加。律所需要通过严格的数据管理和技术手段保障客户信息的安全：律所可以采用先进安全技术和加密算法，来提高数据安全与保密水平；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确保数据得到合法使用和有效保护。（三）技术变革与员工适应智能化升级不仅是技术革新，还包括工作方式的变革。一些律师对新技术的应用存在抵触情绪，这会影响智能化升级的成效。律所可通过培训以及激励等办法，提升员工的技术素养和适应能力；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帮助员工了解新技术的使用方法以及具体的操作步骤；借助绩效考核和奖励机制，激发员工参与智能化升级以及其他相关创新活动的热情。（四）法律法规与伦理问题智能化升级还涉及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决策中可能引发公平性和透明性的争议，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存储中的应用则涉及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问题。笔者认为，律所要依靠科学的合规管理和伦理审查来保证智能化升级在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合法性。可依托专业的合规团队制定科学的合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以及通过设立伦理委员会对技术应用进行伦理审查和风险评估。（作者：吴迪，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9-22 10:07:42

医疗损害案件司法鉴定的裁判要点浅析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是较为复杂的侵权案件类型之一，其复杂性源于医疗行为本身的高度专业性、不确定性及个体差异性，因此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成为此类案件审理中的关键环节。然而，实践中司法鉴定的启动、实施及结果运用存在诸多争议与困境。例如：鉴定由谁委托，何时委托，选择医学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事项如何确定，鉴定意见对法院是否具有约束力，鉴定程序违法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影响诉讼进程和裁判公正。本文以公开检索的31份裁判文书为样本，并结合笔者代理的一起医疗损害案件，深入分析医疗损害鉴定的裁判要点，以期为同类案件的代理和裁判提供参考。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必要性（一）鉴定意见的证据地位在31份样本案例中，凡是进行了有效司法鉴定且鉴定意见被法庭采信的案件，法院均依据鉴定意见对过错和因果关系作出认定；反之，因未能完成有效鉴定或鉴定不能的案件，患方几乎无一例外地承担了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例如，（2023）苏民申142号案中，再审申请人虽对南通市医学会、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程序提出质疑，但因未能提供足以推翻鉴定意见的相反证据，江苏省高院最终驳回再审申请。（2023）甘民申3912号案中，患者家属在患者死亡后未及时对死因提出异议或申请鉴定，导致后续无法进行过错及因果关系鉴定，再审申请被裁定驳回。（二）鉴定不能的类型化样本案例统计显示，因未进行有效鉴定导致患方败诉的案件占比高达42%。鉴定不能的主要原因包括未及时尸检、病历真实性争议、鉴定技术条件限制、患方未申请鉴定等。（三）鉴定不能的后果分配规则鉴定不能并非当然由患方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了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三种法定情形。（2020）湘民申3314号案中，郴州市某医院因工作失误错误封存患者病历，湖南高院依据推定过错规则判决医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2024）豫13民终7185号案中，医方使用未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出具超声诊断报告，法院直接认定医方违反诊疗规范并推定过错，判令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上述判例表明，在病历伪造、违规执业等特定情形下，过错推定制度可有效替代司法鉴定，扭转患方的举证困境。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启动（一）尸检的黄金窗口与告知义务尸检是最直接、最客观的死亡原因确定手段，也是后续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基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为尸检的黄金时间（具备冻存条件可延至7日）。样本案例中，因未及时尸检导致鉴定不能的案件占比最高。（2020）粤民申11610号案极具警示意义：患儿在一审期间死亡，其父母未告知法院及鉴定机构便将尸体火化，并将死亡证明、火化证等材料一并烧毁，导致两家鉴定机构均以“未行尸检无法确定死因”为由退回委托，最终广东高院认定患方承担举证不能后果。（2016）鄂民再42号案中，法院则作出了相反的后果分配。该案中，患儿死亡后，医方未告知患方可以申请尸检。法院认为，医院作为专业诊疗机构，在死者家属对死因存在异议的情况下有义务及时告知尸检事项及风险。因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死因无法查明，医方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该案再审判决将医方责任比例从50%提升至70%。（二）一次性委托全部鉴定事项笔者代理的一起案件颇具代表性。患者在A、B两家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后，近亲属仅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死亡原因鉴定，未同步申请医疗过错鉴定。这一决定导致后续诉讼陷入被动：由于缺乏过错鉴定意见，起诉时无法明确二共同被告各自的责任比例，只能主张连带责任。B医院对单方委托的尸检结论提出强烈质疑，申请重新鉴定。但因检材存在问题，多家鉴定机构均退回委托，不予受理。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耗时两年多。二审法官在判后答疑时明确提示：“若当初一并进行过错鉴定，诉讼进程会完全不同。”该案表明，在己方证据相对充分的情况下，应一次性委托涵盖死亡原因、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的全面鉴定，避免分步操作引发的程序拖延。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委托（一）委托方式的选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第九条，鉴定机构应首先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实践中，共同委托的程序正当性最强，但因医患对立达成率较低，通过法院委托（摇号或指定）形成的鉴定意见被推翻的概率相对较低。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证明力相对较弱，医方常以“检材未经双方质证”为由提出异议。笔者代理的案件中，患方虽最终单方委托尸检，但在委托前以书面方式要求B医院共同委托并留存了沟通录音，该证据在后续质证中有效消解了对方的程序异议。（二）鉴定机构的选择我国目前存在两套鉴定体系：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医学会鉴定侧重于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及责任程度，鉴定人以临床医学专家为主；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则侧重于法医学上的过错、因果关系及伤残等级量化，鉴定人以法医临床专业人员为主。（2025）新01民终4058号案中，某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医方过错参与度为25%至50%，而两级医学会鉴定均认为医方存在不足但与死亡无因果关系。乌鲁木齐中院未机械采信任何一方，而是综合全案证据，分别判令两家医院承担40%和20%的赔偿责任。此案印证了法院对鉴定意见享有最终审查权，可在多份鉴定意见之间进行综合裁量。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结果的运用（一）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与法院审查权鉴定意见是法定证据之一，但需经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鉴定意见享有审查权，并非必须完全采纳。1.原则上予以采信。（2017）豫民申2735号案、（2020）湘民申3314号案中法院均强调，在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时，鉴定意见应作为定案依据。2.可在建议范围内酌定比例。如前所述，法院在鉴定建议的原因力范围内综合案情酌定责任比例，属于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3.特殊情形下可完全不采信。（2025）辽09民终52号案中，某技术检测公司实验室检测方向错误，后以“释疑回复函”的形式推翻原产品质量鉴定意见。法院认定该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对两份鉴定意见均不予采信，转而适用产品责任无过错原则判令医方赔偿。该案提示：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如检测方向错误、未按标准操作）是推翻鉴定意见的法定事由。（二）原因力与责任比例的关系样本案例中，鉴定意见对原因力的表述方式与法院最终判决比例呈现一定对应关系，这是司法鉴定结果运用的基本裁判规则。但是，法官并非完全拘泥于鉴定意见，而是有权结合案件全部事实及证据合理确定责任比例，享有在建议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代理律师应在质证和庭审过程中充分论证建议比例的合理性，或结合全案事实请求法院在建议范围外进行调整。（三）强化或削弱鉴定意见的关键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样本案例中，鉴定人出庭的情况较为少见，一旦出庭，则对案件走向影响显著。（2023）苏民申142号案中，鉴定人出庭增强了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再审申请人的质疑未获支持。（四）病历专业解读的辅助影响笔者代理的案件最终以三方和解结案，与代理人对病历的专业解读密不可分。代理人对患者入院至死亡的全过程进行了时间轴梳理，重点比对生命体征变化与医方处置的时间差，对照诊疗指南分析了抗生素使用的指征与剂量，并核查了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情况。这份专业报告使两家医院认识到自身诊疗行为的过错，在无医疗过错鉴定的情况下接受和解。这表明，律师的病历分析能力本身就是有力的谈判武器，也是协助法官查明事实、划分责任的重要环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程序的核心问题（一）病历真实性争议是鉴定程序的“死结”样本案例中，因病历真实性争议导致鉴定不能的案件占相当比例。（2017）豫民申2735号案中，患方对病历材料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导致多家机构均以“案情复杂、缺乏相关专业司法鉴定人、对鉴定材料真实性存在异议”为由退回委托。法院指令再审时强调，应先解决病历真实性问题，再行委托鉴定。（二）重新鉴定的启动门槛极高实践中重新鉴定的启动率较低。（2018）皖民申2212号案中，医方申请重新鉴定，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否定原鉴定的科学性，法院不予准许。（2019）鲁民申2960号案中，再审申请阶段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不予准许。因此，当事人应在一审程序中充分质证鉴定意见，如有异议应申请鉴定人出庭、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不宜寄望于再审阶段再行提出。（三）鉴定人出庭与代理意见的协同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明确了鉴定人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2025）豫08民终3623号案中，鉴定人出庭就“手术方案变更是否告知”等专业问题接受质询，法院在鉴定建议范围内酌定了25%的责任比例。代理律师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时，应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鉴定人出庭，并准备针对鉴定方法、分析逻辑、结论确定性的质询清单。同时，在代理词中应充分论证鉴定的必要性，引用《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厘清各方责任。（作者：聂传红，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9-21 10:47:41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评析（下）

发表时间：2026-09-20 10:11:15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评析（上）

发表时间：2026-09-19 10:29:37

AI生成服务触发法律服务准入边界的违规风险与合规路径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是研究、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和方法的综合性技术科学。数字信息时代，AI正迅猛重塑着各行各业的传统运行逻辑，其中AI生成服务作为AI技术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形态，凭借其高效能、低成本、标准化的显著优势成为法律人的重要辅助工具。甚至在一些方面能有效替代传统法律事务性工作，尤其是快速生成法律意见、批量生成法律文书、精准检索类案、开展风险评估等，既提升了律师的办案效率、降低了服务成本，也拓宽了社会公众获取法律服务的渠道。法律服务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严格的规范性，执业准入制度是保障服务质量、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机制。我国明确规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职业必须通过法定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许可，方可对外提供法律服务。但AI的普及使得无资质主体以技术工具名义违规向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不仅严重冲击了传统法律服务准入红线，还极有可能引发无证执业、内容失实、算法歧视等一系列合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有鉴于此，对AI生成服务触发法律服务准入边界的合规风险进行系统研究，厘清技术边界、明确监管规则、完善责任体系，对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和推动AI与法律服务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AI生成服务与法律服务准入基本理论（一）AI生成服务的概念、特点与应用场景AI生成服务是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深度学习等技术，对法律文本、裁判数据、法律条文进行学习训练，自动生成法律意见、法律文书、类案检索、风险评估等的智能化服务。其特点包括：（1）高效能：短时间处理海量数据，快速反馈结果；（2）低成本：大幅降低法律服务的时间与经济成本；（3）标准化：按算法规则输出，减少人为主观偏差；（4）可迭代：通过数据训练不断优化输出质量。当前主要应用场景包括：解答法律咨询、撰写法律文书、检索类案和法条、评估法律风险、参谋法律决策等。（二）法律服务准入制度法律服务准入制度是国家为保障法律服务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对从业者设定的资格条件和执业程序，核心意义在于确保从业者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伦理，统一执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我国法律服务准入体系以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核心，覆盖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为补充，以此满足基层社会的法律服务需求。该制度明确：非持证主体不得对外提供撰写法律文书、代理仲裁诉讼等实质性法律服务。二、AI生成服务触发法律服务准入的合规风险（一）AI法律咨询生成服务触发的合规风险1.无资质主体非法执业。未取得执业资质、不具备法律服务许可的企业和个人开发者开发运营AI系统，向公众提供法律咨询意见、纠纷决策方案等无论有偿与否，本质都属于无证从事法律服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简称《律师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等执业许可规定。AI因专业储备不足、算法缺陷易给出错误解答，误导用户错过诉讼时效、放弃合法权利等。实践中，我国合规的AI均声明其生成为“辅助参考”，不能替代专业法律意见，所以未出现无资质AI因提供法律服务被调查的现象。2.超出辅助边界，实质替代律师执业。AI法律咨询理应限制为初步信息提供、法律科普，但某些AI却夸大宣传，尤其是对个案进行法律分析、提供决策建议、预判裁判结果，其实质都是在行使律师执业权利、突破资质许可底线。（二）AI法律文书生成服务触发的合规风险1.文书质量瑕疵，引发执业风险。AI依赖模板、算法和大数据，极易出现法条引用错误、关键条款缺失、逻辑无法自洽、脱离个案事实等突出问题，更难以适配复杂案情。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在审理某案时发生原告律师提交使用AI生成判例的情况，但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最终法院将该情况写进判决予以批评。由此可见，若律师直接使用未经审核的AI合同、起诉状，可能导致合同无效、诉请被驳回，更严重的甚至会遭到当事人索赔。2.无资质主体提供文书服务，构成非法经营。《律师法》《管理办法》等均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服务的前置条件是获得执业准入专项行政许可，即执业许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行为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可知，若未取得执业许可提供法律服务就可能构成非法经营。所以，无法律服务资质主体借AI工具之名对外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文书撰写、案件决策方案等行为都属于非法经营性法律服务。（三）AI法律决策生成服务触发的合规风险1.替代司法人员判断，损害司法公正。AI辅助系统除提供类案索引分析、法律适用建议外，不得替代法官、检察官基于个案事实、全案证据、社会伦理和实践经验的独立裁判。司法人员过度依赖AI进行量刑建议、裁决预判则违背了司法亲历性原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违反了其法定职责和任职准入要求。2.算法歧视破坏公平原则。AI模型基于历史数据训练，若数据存在性别、地域、身份等偏见将可能导致算法歧视，在量刑建议、羁押风险评估、案件分流中出现不公平结果，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引发合规和伦理双重风险。（四）免责声明法律效力的特殊风险所有AI都注明“仅供参考，平台无责”的免责声明，但其法律效力仍应受严格限制，实践中全国首例AI“幻觉”侵权案和“AI错误认定律师被判刑”名誉权案均证明了这一点。前案杭州互联网法院明确：AI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其单方承诺无效；免责声明仅在尽到合理提示和审核义务时方可部分豁免，若存在内容审核失职、虚假宣传等过错，免责条款应无效。后案南京二审法院并未采纳平台公司以“AI幻觉不可控”的抗辩理由，最终将AI生成包装为确定性内容的事实认定为未尽到合理审核和风险提示义务，并判令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免责声明不能成为主体不适格、内容失实的“免死金牌”，因AI过错致损仍须承担法律责任。三、合规风险的成因分析（一）技术层面AI技术本身就存在内生性缺陷和结构性短板，其僵化的智能不仅会导致缺乏价值判断和伦理共情，更难以理解家事、继承等涉亲情伦理的复杂情况，尤其是对新型疑难复杂的案情适配性不足。首先是其算法黑箱和数据偏差等问题会导致模型的可解释性差、错误溯源困难，更严重的是在训练数据时人为投喂垃圾信息和错误事实极易转化为算法歧视直接影响结果公正。其次是技术迭代和规则供给错配严重，相较于AI商业化发展速度而言，相关领域建章立制进程滞后，AI法律服务的准入边界、行为规范、责任认定尚处于模糊地带，为违规经营留下了空间。（二）法律层面规则机制存在法律缺位和制度困境。一方面，目前法律尚未对AI生成法律服务作出专门定性，也未明确“自动生成解答法律咨询、撰写诉讼文书、决策解纷方案”是否属于法律服务，从而无法认定上述服务是否构成非法执业。另一方面，责任规制缺位，未区分平台、开发者、使用者的义务，对内容失实、算法侵权、资质违规的追责依据不清晰，免责条款效力、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分配等关键法律问题缺乏统一裁判规则而难以形成有效约束。（三）行业层面行业自律和执业规范建设滞后于AI发展进程。行业协会尚未出台统一的AI实操指引，同时市场缺少关于AI法律服务的质量认证和风险评估机制，其宣传失实、功能越界等问题都无法被及时纠正，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合规风险。四、风险防范与合规路径（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法律定位与边界加快制定AI法律服务专项管理规范，以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AI工具的辅助地位，严禁替代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独立判断和执业活动。清晰界定法律服务范畴，将AI生成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纳入法律服务监管范畴。建立开发者-运营平台-用户三层责任链条：算法缺陷由开发者承担产品责任，资质违规和内容失范由平台承担主体责任，未尽审核义务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执业责任，实现责任可溯、追责准确。（二）强化协同监管，严格资质与免责条款审查构建司法行政、网信、市场管理的联合监管机制，推行AI平台备案、内容抽检与算法审计的管理制度，严查服务资质、超限经营、虚假宣传等行为。明确资质底线：仅持科技类营业执照不得开展实质性法律服务。统一免责条款效力规则：平台不得以格式条款免除资质责任、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未尽提示和审核义务的免责声明一律无效，切实防止“技术中立”成为违法违规借口。（三）健全行业自律，压实法律人最终责任由行业协会制定AI法律服务执业准则，强制要求AI生成内容必须经会员独立审核、修改、署名后方可使用，严禁以AI名义替代持证执业。建立全程留痕、质量复核、风险预警等机制，推动建立可信AI清单和认证推荐制度。将AI使用纳入执业考核，强化法律人对AI成果的核验义务，守住专业判断底线。（四）构建多元救济机制，强化当事人权益保障建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多元赔偿机制，明确平台审核责任、开发者产品责任、律师执业责任，支持用户通过投诉、仲裁、诉讼等渠道维权。司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适度降低当事人维权门槛，确保损害结果得到及时足额赔偿，以救济机制倒逼合规经营。（五）深化人才培养，提升AI应用能力建议将AI工具应用、风险识别、合规要点纳入法律人继续教育与高校法学课程，强化法律人对AI内容的甄别、修正和把控能力。推动高校、律所、企业协同育人，培养兼具法律专业素养和AI技术认知的复合型人才，为AI法律服务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作者：万志伟，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9-18 10:03:49

法益区分视阈下强制猥亵、侮辱罪与侮辱罪的界限与认定

司法实践中，不能因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行为均规定于同一法条下而不加区分地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通说标准进行适用。一方面，会导致在个案办理中因忽视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的差异性，笼统地以强制猥亵的标准定性而有可能造成无罪漏洞；另一方面，区分上述二罪也要注意把握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界分难点。实务中，在罪名选择上也存在倾向以侮辱罪替代强制侮辱罪进行认定的案例。由于侮辱罪本身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若被害人没有发动追诉，国家刑罚权出于保障被害人免受二次伤害的目的不予追诉，反而让本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刑事处罚，被害人遭受损失。为此，需要对上述罪名进行分层辨析，以期裨益于司法实践。一、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应分别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关于是否应当区分强制猥亵和强制侮辱行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猥亵”与“侮辱”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限，猥亵行为包含了侵害他人性自主决定权的一切行为，侮辱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并不能超出猥亵行为的范畴。在该罪构成要件内，凡是符合侵害性决定权的行为，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笔者认为，尽管猥亵、侮辱行为均具有“强制性”与“性意义”相结合的特征，当该罪名既规定了猥亵、侮辱两种行为方式，且行为对象也侧重不同的情况下，如果在适用罪名时仍然不加区分，往往会造成罪刑不相协调、刑法解释冲突的后果。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支持区分处理二罪名，只是在标准适用中具有混同的问题。从法益对象来看，追溯立法沿革，虽然强制猥亵、侮辱罪脱胎于流氓罪，也承继了过去流氓罪中保护妇女性自我决定权、性自由等特殊权益，在保护他人性自主权法益上具有重合性。但通说解释猥亵与侮辱的内涵并不相同，前者通常是指实施侵犯他人性敏感区、性器官等淫乱下流行为；后者主要指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强行采用亲吻、搂抱等方式调戏、损害妇女人格尊严的伤风败俗行为。由此可见，二者在侵害性权利的程度上并不一致。从刑法规范设立逻辑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原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作出修改，相关司法解释也确立了强制猥亵、侮辱罪的罪名，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以选择性罪名的立法形式明示了“强制猥亵”和“强制侮辱”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强制猥亵罪和强制侮辱罪的适用加以区分，如果将侵害他人性自主权的行为不加区分地认定为强制猥亵罪或以强制猥亵、侮辱一罪定罪处罚，反而会压缩刑法规范所确定的强制侮辱罪的适用空间。从行为对象来看，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是“他人”，而强制侮辱的行为对象是“妇女”，在侮辱与猥亵行为对象不同一的情形下，至少说明立法者认为强制侮辱妇女具有不同于强制猥亵他人的独立价值。因此，刑法规制对象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对强制侮辱妇女和强制猥亵他人这两个罪名有不同的价值考量，在不同情形下是可以独立适用并相互补充的。二、猥亵与侮辱的合理区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强制猥亵、侮辱罪主观上必须出于性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实务中若存在非寻求性刺激的动机而实施的猥亵或侮辱行为，很有可能不满足上述标准而不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在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结论显然不能令人接受的。若区分二罪名仅以此标准也很容易否定强制猥亵（侮辱）罪保护法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强制猥亵、侮辱罪中的“猥亵”和“侮辱”两种行为均具有相同的强制和性意义特征，若上述行为侵害了本罪所保护的他人性自主权法益，那么该如何适用罪名进行评价?有观点主张，猥亵与侮辱的区分应当以是否与被害人身体直接接触作为标准，强制猥亵罪着重保护的是性的身体权，而强制侮辱罪着重保护的是性的精神权。但此观点不仅陷入如何区分性的身体权和性的精神权的逻辑争论，且对网络犯罪中诱骗裸聊、偷拍等没有身体接触却可构成强制猥亵罪的情形，无法作出自洽解释。还有观点主张，强制猥亵（侮辱）罪主观上无须出于性刺激的动机，这样无论是出于报复、侮辱、虐待动机还是出于满足性刺激的倾向，都可以保护被侵害人的性自由权利。但该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坚持此标准意味着无须对“猥亵”“侮辱”进行区分，架空强制侮辱罪的适用空间，有回避刑法规范解释之嫌。笔者认为，在通过梳理本罪行为仍无法对猥亵与侮辱作出区分处理的情况下，基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排斥目的、动机等特定主观要素的原则，在不排斥行为侵害相同法益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两种行为侵害性权利的程度所反映的主观动机、目的进行分析判断，即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的区分在于强制猥亵是基于性刺激的主观动机而实施的侵犯他人性自主权的行为，而强制侮辱是基于非性刺激主观动机而实施的侵犯他人性自主权的行为。在坚持保护性权利法益目的下，上述区分既可以避免刑法规范所确定的强制侮辱罪无适用空间的问题，也能分层解决我国传统通说带来的在无法适用强制猥亵罪的情况下出罪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多种动机并存的情况，既有满足性刺激的主观目的，也有报复、泄愤等意图，但这仍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换言之，如果行为人仅具有报复、泄愤的动机，排除满足性刺激目的的，才可以认定为强制侮辱罪。另外，实务中这一区分标准因依赖对主观动机进行判断，需要坚持“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规范，即要求办案人员对当时的作案时间、环境、行为人与被害人关系、行为方式等因素进行综合价值判断，而不是仅依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行为性质进行区分。三、区分强制侮辱罪和侮辱罪的关键侮辱罪主要是指使用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司法实务中，一般可以通过构成要件的不同来区分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如在行为对象上，侮辱罪行为对象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而且对年龄未作出要求，但必须针对特定的人；强制侮辱罪侵犯的对象则只能是妇女，而且可以是不特定对象。又如在行为方式上，侮辱罪要求公然实施侮辱行为，而强制侮辱罪并不要求行为和结果的公然性，亦可是非公然方式。但这种区分并不能解决存在强力特征的侮辱行为如何进行认定的争议，因为这两个罪名并不是完全对立关系，无论在行为对象还是行为方式的认定上都存在重合的可能。另外，也不能忽略强制侮辱与强制猥亵的差别，而仅以是否存在性刺激的主观意图来认定构成强制猥亵罪或侮辱罪。因为与侵犯名誉的侮辱罪相比，若被害人性自主或性羞耻心理受到更严重侵犯，而行为人主观不存在性刺激的动机，此时仅以侮辱罪论处会导致评价不全面、量刑不适当。此外，在无法认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情况下，会使本应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而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又往往出于名誉、隐私或者担心被报复的精神负担，很难亲自向人民法院控告。其结果是行为人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为此，需要从法益角度进行判断。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流氓罪”作出分解，强制猥亵、侮辱罪便是分解后的罪名之一。相对于侮辱罪所规制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人格尊严、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来说，强制侮辱罪除了规制侵犯妇女一般人格尊严的行为外，还规制了侵犯妇女“特殊人格”尊严的行为，即承继了过去流氓罪中除保护妇女性自我决定权、性自由法益外的性羞耻心法益。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侮辱罪能够弥补在没有性意图的条件下对侵害性羞耻心行为进行规制的空白，可以避开强制猥亵罪关于性自由权利的探讨。与侮辱罪客体侧重对他人名誉（即社会评价）相比，适用强制侮辱罪更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这也成为区分强制侮辱罪和侮辱罪的关键。另外，行为人内心倾向的抽象性和不明确性，也表明对被害人性的自由、感情的侵害与行为人的主观并不直接产生联系，它是由客观决定的。即便缺乏使责任升高的猥亵倾向，也没有理由否认其构成要件符合性。因此，行为是否侵犯他人“特殊人格”的判断应以社会一般观念上所容忍的程度为判断标准，而非完全以具体感受作为认定依据。综上所述，在非性刺激目的下，可通过一般性标准代替被害人具体感受判断行为是否侵犯被害人性羞耻心法益：若构成侵犯，该行为可以定性为强制侮辱罪；若非侵犯被害人的性羞耻心法益的侮辱行为，可认定为侮辱罪。（作者：张帅，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责任编辑：宋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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