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赋能行业提质 法治护航城市发展——成都以地方立法推动律师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日,《成都市促进律师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这部坚持“促进为主、促管并重、小而精”定位的地方性法规,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现实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推动四川成都律师业从单纯规模扩张向内涵式、专业化、精细化提升,为打造超大城市法治建设“成都范式”筑牢法治根基。据统计,成都律师行业规模已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3位,全市现有律师事务所1407家、执业律师25938人,占全省律师总量三分之二,是西部重要的法律服务高地。但高速增长背后,“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中小律所占比较高,高端、涉外法律服务供给不足,青年律师成长压力突出,法律服务市场仍存在不规范现象。“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成都建设全国一流法治城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迫切需要律师行业从唯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成都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立法聚焦地方可落地的发展扶持、市场治理、人才培育,是贴合超大城市治理需求的差异化制度供给。《条例》坚持问题导向,构建起保障发展与规范执业双向发力的完整制度体系。在发展支撑上,将律师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构建党建引领、政府统筹、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明确两级财政经费保障,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法律服务数智化转型;将律师人才纳入全市人才规划,健全青年律师培育体系,完善涉外人才引育配套。在执业保障上,重在健全长效机制,明确审判、检察、公安等部门执业权利保障责任,建立执业权利快速处置联动机制,搭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常态化沟通平台。“《条例》兼顾不同主体发展诉求,既为头部机构国际化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小律所深耕细分赛道留出空间。”成都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汪飞说,《条例》引导行业走差异化发展路径,依托天府法务区集聚资源、对接市场,同时压实律所主体责任、划定执业推广红线、整治优化法律服务环境,实现扶持与规范一体推进,推动行业从“做大”向“做强”转变。推动法律服务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大局,是本次立法的鲜明导向。《条例》推动法律服务从传统诉讼向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多维度延伸:鼓励律师嵌入产业链提供全链条服务,服务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固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构建人才、平台、供需对接三位一体的涉外法治体系,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家战略;引导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与基层矛盾化解,嵌入超大城市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说,《条例》是中西部城市专门促进律师业发展的代表性立法,“促进+规范”双导向的小而精模式颇具探索意义,回应了国内法律服务集聚城市行业转型的共同性痛点,为全国同类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地方立法范式。《条例》把法律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律师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同时将专业力量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是地方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据了解,成都将着力做好立法落地“后半篇文章”:开展多轮宣传解读,配套细化青年律师扶持、涉外人才激励等实操政策,做实执业权利联动处置机制,推进跨部门协同监管,深化天府法务区建设。汪飞说,行业协会将推动完善传帮带机制、落实促进发展措施,把制度红利转化为行业发展实效。专家建议,后续需进一步出台实施细则,完善跨部门执法机制,细化执业保障流程,确保制度真正落地见效。【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6-10-16 16:16:18

贵州律协将专业法治力量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血脉 交出服务大数据发展战略的“硬核答卷”

当大数据遇见法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贵州这片中国大数据产业的沃土上,一场以贵州律师为主要力量的法治护航数字经济发展生动实践正如火如荼展开。2018年5月,贵州省大数据律师服务团在贵阳正式授牌成立。这个由贵州省司法厅与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共同成立的律师服务团,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为大数据发展和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使命。如今,这个专业律师团队,连同随后成立的贵州省律师协会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作为贵州省律师协会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数字革命中的先锋力量,锚定贵州大数据战略行动目标定位,将专业法治力量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血脉,走出了一条以法治赋能数字治理的创新之路。强基固本筑平台锻造数字法治精锐之师贵州省律师协会以省律协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省大数据律师服务团为主要抓手,建立健全起一套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提升机制。前者聚焦专业研究、标准制定和行业引领,后者侧重一线服务、实务操作和企业对接,两者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共同构建起覆盖立法研究、标准制定、普法宣传、企业服务全链条的大数据法律服务体系。2024年6月22日,由贵州省律师协会主办,省大数据律师服务团、省律协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黔东南州律协承办的法律人工智能暨数据资产法律实务研讨活动在凯里进行,参会律师代表围绕数据资产入表、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省大数据律师服务团、省律协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各类专题培训、研讨会,从数据合规到人工智能治理,从数据资产入表到跨境数据流动,培训内容始终紧跟大数据产业发展最前沿。此外,一系列学术成果,不仅展示了贵州律师在大数据法律领域的理论功底,更为行业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撑。正是通过培训赋能、以赛促学、学术引领等措施,贵州省律师协会为贵州大数据法律服务领域锻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素质优良的“精锐之师”。这支队伍,正在数字法治的广阔天地中大显身手。守正创新拓路径奏响网络普法时代强音大数据时代,普法宣传如何打破时空限制?如何让法律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贵州省律师协会的回答是:让大数据赋能普法,让普法“乘云而上”。近年来,贵州省律师协会积极组织律师参加现场普法、走进演播室、拿起手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维度传播,搭建起普法“连心桥”。2025年6月,在“E法黔行普法有我”2024-2025贵州省网络普法巡回宣讲活动(第五场)中,省网络普法志愿者、省律师协会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傅舒以“网络暴力防治与法律维权实务”为题进行宣讲。不仅如此,贵州省律师协会还搭建了涵盖200余名律师的普法宣传人才库,通过开展专题宣传、进行以案释法,讲解民生热点、解读法治焦点,实现法律知识“一键直达”。2024年,由贵州省委网信办主办的贵州省网络法治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结果揭晓,省律师协会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构建多元服务体系,提升法律服务质量》网络法治案例成功入选。该案例系统总结了贵州省律师协会在参与标准制定、深化行业交流、实施精准服务、开展普法宣传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形成了专业能力好、行业带动强、服务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且具有示范效应的网络法治领域建设经验。深耕细作见实效书写服务大局法治答卷如果说培训和普法是“练内功”“传声音”,那么深度参与立法、服务企业发展、助力社会治理,则是贵州律师以专业之力服务大数据发展战略的“硬核答卷”。2025年6月,一场关于反网络暴力法的立法意见征询会在贵阳大数据科创城算力中心举行。在对反网络暴力法提出立法建议的过程中,省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从网络暴力的界定、范围与形式等方面提出立法建议。这些贵州律师的“好声音”,将其在大数据法治领域的思考和实践带到了更高层面。在参与立法的同时,贵州律师还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制定。2024年8月,法律大模型团体标准《法律大模型开发与应用服务规范》发布,为推动法律人工智能服务规范化、高效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这份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正是省律师协会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李绪诚。凭借在标准制定中的突出贡献,贵州省律师协会获评“最佳贡献单位奖”。标准要“立”,服务要“实”。省律师协会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鼓励委员、团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实践优势,深入大数据产业发展一线,为企业提供精准法律服务。2025年,贵州海瞰律师事务所在省律师协会大数据和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戴菲的带领下,成功护航贵州省首笔“保税+大数据”跨境数据交易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顺利落地。大数据浪潮奔涌不息,法治护航使命在肩。面向未来,贵州省律师协会将继续按照《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相关安排部署,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专业的素养,在数字法治的广阔天地中续写新的篇章。乘“数”而上,以“法”护航。贵州律师,一直在路上。【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6 10:30:47

天津援派律师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 跨越千里为西部法治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从渤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海河两岸到戈壁雄关,一条跨越千里的法治纽带将天津与祖国西部紧紧相连。自2024年司法部启动“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以来,天津已有序完成三批次选派工作。49名援派律师立足西部法治需求,主动融入当地发展大局,有效补齐西部基层法律服务力量短板,搭建起天津与青海、甘肃等地常态化法治交流协作的坚实桥梁,充分展现了天津青年律师过硬的专业素养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向西奔赴以实绩淬炼初心今年8月19日,天津市司法局召开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座谈会暨行前培训会。会上,多名参与前两批援派任务的律师代表分享了他们在西部基层服务的工作感悟与成长收获,即将奔赴青海、甘肃开展锻炼的20名援派律师共同参与交流研讨。2025年8月,青年律师柳宝丽告别天津熟悉的执业环境,一路向西奔赴戈壁雄关,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启了法援历练。“一起案件中,当事人李女士的丈夫在岗工作期间意外身亡。事故发生后,因丈夫遗产分配造成的家庭矛盾以及与用人单位的赔偿纠纷,导致李女士陷入绝境,其申请了法律援助。”柳宝丽分享处置思路,一方面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打通工伤赔付渠道;另一方面调和家庭矛盾,厘清赔偿款与遗产分配事宜,帮助这个家庭走出了困境。工作期间,她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07万余元,也在基层处理复杂纠纷的实战中拓宽了自身法律服务视野,夯实了业务能力。这段在雄关脚下的经历,让柳宝丽真切感受到法律工作的意义。今年8月23日,通过选拔后,她再次来到嘉峪关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启了新一段西部锻炼之旅。来自河东区的青年律师王鑫,过去一年在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政委员会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件,接待群众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131次,开展法治宣讲、普法讲座48场,参与基层矛盾纠纷调解14次,协助审查各类合同29份。不仅如此,在大柴旦遭遇地震灾害时,他第一时间投身抗震救灾一线,转运救灾物资、搭建群众安置营地,为受灾群众筑牢安全港湾。座谈会上,柳宝丽、王鑫的故事让第一次参与西部锻炼计划的青年律师朱良伟颇受触动:“我将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在基层一线淬炼党性、践行法治初心。”如今,20名天津青年律师已走上援派岗位,正式开启为期一年的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以专业守护公平8月底,经过多种交通工具辗转接驳,来自天津的青年律师张彦齐再次抵达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有了去年的工作基础,她很快调整好工作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中。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张彦齐还聚焦特定群体开展帮扶救助,对这项工作她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未成年人马某遭遇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经救治后被评定为二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持续产生的治疗与康复费用,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对事故责任认定、赔偿计算、诉讼流程这些专业问题,马某及其家属一筹莫展,于2026年3月来到东乡族自治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接到求助后,张彦齐第一时间梳理案件全貌,收集核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住院病案、医疗费用票据、伤残鉴定意见书等材料,逐一补齐证据缺口、完善证据链条;同时精准核算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后续康复治疗费等各项损失,确保赔偿金额合法合规、精准无误。在庭审与调解过程中,张彦齐配合案件承办法官开展沟通协调,确定合理可行的调解方案,推动各方达成调解协议,为马某的后续康复治疗提供了保障,筑牢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法律援助不是简单走流程,而是要站在群众立场上,把每一个细节考虑到位,把每一项政策用足用好,才能让困难群众重新看到希望。”这是张彦齐始终坚持的想法。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青年律师袁天润,他去年与今年都服务于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印着“高效专业,律师楷模”字样的锦旗见证了他的专业与付出。在当地,袁天润的身影活跃在法治建设的最前沿:服务大厅里,他是耐心解答咨询的“活字典”;牧区帐篷中,他是用暖心话语普法的“贴心人”;调解室里,他是化解矛盾的“润滑剂”。像张彦齐、袁天润这样的天津律师,他们跨越千里前往祖国西部,为当地法治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薪火相传以制度凝聚合力从12人到17人再到20人,一批批优秀天津律师沿着前辈的足迹奔赴西部,把帮扶接力棒稳稳攥在手中,让法治帮扶的力量始终扎根在西部大地。一组数据见证他们服务的成效:自2024年以来,天津律师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0余件,接待群众咨询7400余人次,代书各类法律文书2300余件,开展法律宣讲近500场,参与其他法律服务工作2100余件。如今,天津律师援助西部的工作,正在向制度化、体系化持续深化。天津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持续建立健全对口援助协作机制,通过实地调研对接需求,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形成了“接续帮扶、分批轮换”的良性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天津市司法局联合市律师协会建立工作联系交流群,畅通与外派西部锻炼律师的常态化沟通渠道,及时响应并妥善解决律师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与接受地司法厅局沟通对接,细化岗位安排、生活保障等事宜,当好律师的“贴心人”。同时,天津市、区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青年律师后备人才库”,将参加西部锻炼的青年律师纳入人才库,加强动态管理和跟踪培养;市律师协会在领导班子以及专业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换届时,将青年律师在西部锻炼的实际表现作为重要参考;在行业评先评优工作中,优先推荐表彰参与西部锻炼的青年律师及其所属律师事务所,树立正向激励导向。不仅如此,天津与甘肃、青海还签订律师行业对口帮扶协议,38家天津律师事务所与甘肃、青海两省律师事务所建立“1对1”结对帮扶关系,三年时间共组织甘肃、青海55名青年律师在天津律所进行跟班学习,探索出一条东西部律师行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青年律师要站稳政治立场、守牢法治底线,在服务基层治理、民族团结、平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徐至忠说。【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5 10:40:0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助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营造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法治氛围,在2026年世界粮食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于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选取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予以集中发布。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既涉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品种,也涉及丰富群众餐桌供给的百香果、蓝莓等果蔬品种,集中展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保护育种创新成果,以种业知识产权司法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和育种创新的司法担当。这些案例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坚持严格保护导向,切实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一方面,提高侵权违法成本,针对套牌经营、规模化种苗繁育等种业严重侵权行为,加大损害赔偿力度,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显著提升侵权代价。5件案例中有2件适用惩罚性赔偿,2件全额支持品种权人上诉主张的赔偿额。“远科105”玉米品种侵权案中,侵权主体销售未经审定、无合法经营资质的套牌种子,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又通过注销旧主体新设主体“换壳”、转移侵权种子等方式企图逃避责任,二审依法认定侵权主体具有侵权故意且情节严重,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120余万元。“普拉布鲁1542(Plablue1542)”蓝莓品种侵权案中,认定自设立起即实施侵权行为且繁育种苗中侵权品种占大多数的种植基地构成“以侵权为业”,适用惩罚性赔偿,依法平等保护境外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充分运用举证责任转移、事实推定等证据规则,切实减轻权利人维权证明负担。“钦果9号”百香果品种侵权案中,没有简单采信侵权方提交的交易凭证,而是综合侵权方对外宣传披露的种植基地规模等认定侵权种苗数量,二审改判全额支持品种权人主张的760余万元赔偿请求。“中科804”水稻品种侵权案中,在无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侵权生产者在关联案件中关于制种规模的陈述认定侵权种子生产数量,二审大幅提高判赔额至145万元二是强化规则引领作用,细化完善种业知识产权裁判规则。针对种业领域侵权链条长、侵权手段迭代翻新、侵权主体不断变换方式逃避法律责任的现实难题,通过个案裁判持续明晰裁判标准,健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远科105”玉米品种侵权案明确,实际控制人为逃避侵权责任注销原经营主体并设立新经营主体,前后主体在时间上衔接,经营场所、从业人员、业务范围高度重合,新设主体应当对已注销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有效遏制市场主体通过“换壳”规避侵权责任。同时,厘清共同侵权下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边界,区分不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分别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及连带责任范围,既彰显严格保护的司法立场,也体现侵权责任内容与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裁判原则。“钦果9号”百香果品种侵权案中,结合百香果无性繁殖的生物学特性,确立侵权种苗灭活处置裁判规范,从源头防范二次侵权,同时厘清产业推广政策与民事默示许可、注册商标与植物新品种权之间的权利边界,妥善处理权利冲突。三是秉持有利保护理念,实现品种权全链条全方位司法保护。充分考虑农作物生长季节性、不同品种的繁殖方式差异化的行业特点,打通育种、制种、繁殖、销售各环节司法保护链条。“济麦22”小麦品种侵权案明确,可以结合农作物种植节律、生长繁殖周期,合理推定侵权种子生产时间。同时,明确生产者在品种权保护期届满之后,销售其在保护期内未经许可生产的侵权种子,依然构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对育种创新成果的全周期保护,为品种权人提供充分司法保护。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振兴民族种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强化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不断完善种业知识产权裁判规则,以有力司法举措护航种业振兴,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营造公平有序的创新法治环境。2026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人民法院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根据侵权方对外宣传合理确定侵权规模——“钦果9号”百香果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案例二成立即主要实施侵权可认定为“以侵权为业”——“普拉布鲁1542(Plablue1542)”蓝莓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案例三根据侵权人在关联案件中的陈述认定侵权制种规模——“中科804”水稻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案例四“换壳”侵权难逃法律追责——“远科105”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案例五根据植物生长周期合理推定侵权时间——“济麦22”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案例一根据侵权方对外宣传合理确定侵权规模——“钦果9号”百香果植物新品种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基本案情】“钦果9号”系某农科院与钦某公司共有的百香果植物新品种,钦某公司经授权可以单独维权。该品种申请阶段使用“钦蜜9号”名称,后因案外人在第31类商品上注册“钦蜜”商标并提出名称异议,品种权人经农业农村部审批变更品种名称为“钦果9号”。环某公司系梁某设立的一人公司,在“钦果9号”品种临时保护期内未经许可,规模化繁育并通过网络平台、线下渠道以“钦蜜9号”百香果为名宣传销售涉案种苗。经公证取样及MNP分子鉴定,被诉侵权种苗与“钦果9号”为同一品种。环某公司抗辩涉案品种已由政府进行产业推广、权利人构成默许免费使用;“钦蜜”商标已被案外人注册使用;否认大规模生产销售。【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环某公司在“钦果9号”临时保护期内未经许可生产、销售侵权种苗,酌定环某公司支付许可使用费及合理开支共60万元,一人股东梁某承担连带责任;未支持钦某公司要求停止侵权、销毁种苗的诉讼请求。各方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综合环某公司公示的基地规模、签约订单、经营宣传等在案证据,钦某公司主张侵权种苗为200万株较为合理。以钦某公司销售“钦果9号”种苗时收取的许可费每株3.8元为基准,全额支持钦某公司主张的临时保护期使用费76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7000余元;一人股东梁某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环某公司主张使用案外人注册商标的上诉理由,二审认定商标专用权不能作为繁育、销售同名授权种苗的合法依据。针对环某公司提出钦某公司配合产业推广政策表明已给予免费许可的上诉理由,二审认定品种权人配合产业推广不当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默示许可。环某公司在“钦果9号”授权后仍进行宣传,可以认定其存在持续侵权行为,应判令其停止侵权行为;针对百香果品种无性繁殖的特点,环某公司应对侵权种苗采取连根拔除、深埋或物理粉碎等方式予以灭活处理。【典型意义】本案是坚持严格保护品种权、切实减轻权利人证明负担的典型案例。本案根据侵权方对外宣传披露的经营信息认定侵权生产数量,二审改判全额支持品种权人的赔偿请求,从严规制规模化种苗繁育、销售侵权行为。同时,妥善厘清商标权与植物新品种权权利边界,合理界定政府产业扶持政策与民事默示许可的法律界限,妥善回应种业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法律问题。针对无性繁殖品种,确立侵权种苗灭活处置裁判规范,明确可通过断根、粉碎、深埋等方式销毁库存侵权种苗,从源头防范侵权种苗再次流入市场,防范二次侵权。【案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169号案例二成立即主要实施侵权可认定为“以侵权为业”——“普拉布鲁1542(Plablue1542)”蓝莓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基本案情】西班牙某植物股份有限公司系“普拉布鲁1542(Plablue1542)”蓝莓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人。某农业公司系该品种在中国的被许可人,并经授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维权。某种植基地成立于2024年7月18日,其销售人员的微信朋友圈自同年7月、抖音账号自同年9月起持续对外宣传销售蓝莓种苗,展示大量育苗基地、瓶苗及幼苗场景。同年7月30日,某农业公司通过公证取证方式前往种植基地购买被诉侵权蓝莓苗。基地内种植了大量蓝莓苗,其销售人员在现场使用“西班牙42”指代被诉侵权品种,自述培育的蓝莓苗包含“42”及其他多个品种,单批次育苗总量达12万株,并称“枝条是找关系偷偷取的枝条”“42是从为某农业公司进行组配的公司拿的瓶苗”。在12万株蓝莓苗中,被诉侵权品种为2万株,另一蓝莓品种占全部种苗的半数。某种植基地没有就该另一品种经合法许可的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或提供证据证明。经检测,某农业公司购买的被诉侵权蓝莓苗与“普拉布鲁1542(Plablue1542)”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裁判结果】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种植基地明知其未获许可仍生产、繁殖、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蓝莓苗,具有侵权故意。该种植基地除生产、繁殖被诉侵权蓝莓品种外,还未经许可生产了另一品种且该品种占所培育批次数量的一半。据此,可以推定某种植基地生产、繁殖、销售的蓝莓种苗中超过67%未经合法授权,为侵权种苗,应认定为以侵害品种权为业。一审法院据此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某种植基地赔偿某农业公司经济损失共计144000元、维权合理开支1万元。某种植基地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种植基地明知其销售的“西班牙42”系他人授权品种,仍然未经许可进行生产、繁殖、销售、许诺销售,具有侵权故意。除被诉侵权蓝莓品种以外,某种植基地种植的另一蓝莓品种占半数以上,结合销售人员关于枝条和繁殖材料来源的陈述,以及未能就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或举证,可以认定上述蓝莓苗系通过非法方式获得。某种植基地在成立之初就通过非法方式获得蓝莓的繁殖材料进行生产、繁殖,且未经许可生产的蓝莓品种占大多数,应认定构成“以侵权为业”,依法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平等保护中外育种者创新成果的典型案例。本案细化了“以侵权为业”的司法认定标准,结合侵权方自设立即开展侵权活动,且生产繁育的苗木中未经合法授权的侵权品种占大多数的案件事实,认定侵权方构成以侵权为业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对种苗繁育源头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彰显我国严格、平等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司法立场。【案号】一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云01知民初1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469号案例三根据侵权人在关联案件中的陈述认定侵权制种规模——“中科804”水稻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基本案情】“中科804”水稻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日为2016年6月22日,授权日为2019年12月19日。某种业公司是“中科804”水稻品种的独占被许可人,其于2025年1月通过公证证据保全取得某农资商场销售的名为“中龙粳13号”的水稻种子,该种子由宏某公司于2024年生产并销售给某农资商场。经检测,该“中龙粳13号”与授权品种“中科804”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中龙粳13号”水稻品种于2021年至2022年经过两个生长周期的测试,于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在某种业公司依据“中科804”针对宏某公司2023年的制种行为提起的关联诉讼中,宏某公司陈述2024年生产“中龙粳13号”的数量“大概有几百万斤”。【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定,宏某公司生产、销售,某农资商场销售“中龙粳13号”水稻种子的行为均构成侵权,判决宏某公司、某农资商场停止侵权,宏某公司赔偿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10万余元。某种业公司、宏某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诉侵权品种是否系通过审定的品种,通常不影响侵权判定,不能仅以在后育成的品种通过审定为由否定品种权侵权。“中龙粳13号”水稻品种申请及通过审定的时间均晚于授权品种“中科804”获得授权的时间,宏某公司认为其生产、销售的是审定品种“中龙粳13号”、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宏某公司在关联案件中自述2024年生产“中龙粳13号”几百万斤,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证据反驳其在关联案件中的自述,可以根据其在关联案件中的陈述内容认定本案侵权种子数量至少为100万斤。同时,根据宏某公司向某农资商场的销售价格,扣除某种业公司生产相同种子的合理成本,计算出宏某公司的侵权利润为1.4元/斤。据此,二审改判宏某公司赔偿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140万元和维权合理开支5万元。【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破解品种权人举证难题、加大侵权赔偿力度的典型案例。本案明确品种通过审定不能当然阻却植物新品种侵权认定。在侵权损失事实查明环节,在侵权人未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二审合理采信侵权主体在相同品种侵权的关联案件中陈述的种植规模,显著减轻权利人证明负担,并据此大幅提高判赔数额,切实弥补权利人的损失。【案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6)最高法知民终106号案例四“换壳”侵权难逃法律追责——“远科105”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基本案情】三某种业公司系玉米杂交种“远科105”的植物新品种权人。2024年1月3日,三某种业公司人员在海某种苗店购买2袋“华科605”种子,经检测与“远科105”为相同品种。海某种苗店的经营者赵某峰和季某华夫妇将被诉侵权种子存放于赵某峰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某农民合作社的仓库内。1月12日,当地农业农村行政部门接到三某种业公司投诉后,拟对上述仓库现场检查,赵某峰、季某华拒绝打开仓库。1月22日,海某种苗店被注销。1月23日,季某华注册成立田某种业(个体工商户),注册地址与海某种苗店相同。1月27日凌晨,仓库种子被全部转移。赵某峰表示,仓库中的被诉侵权种子购自赵某军,系华某农民合作社为社员自用购买。三某种业公司起诉主张上述主体构成共同侵权,请求判令各主体停止侵权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判决季某华、赵某峰、华某农民合作社连带赔偿38.5万元,赵某军赔偿10万元,未支持三某种业公司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三某种业公司、华某农民合作社、季某华、赵某峰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海某种苗店与田某种业存在注销和设立时间衔接、空间重合、人员同一、业务连续的特点,依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足以认定田某种业的设立系原海某种苗店经营活动的自然延续,田某种业应对原海某种苗店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赵某军与田某种业(海某种苗店)、季某华、赵某峰、华某农民合作社构成共同侵权。本案中各侵权人均具有侵权故意且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考虑到各侵权人之间主观意思联络不同,田某种业(海某种苗店)、季某华、赵某峰、华某农民合作社之间具有侵权意思联络,赵某军与其他侵权人之间不具有意思联络,应对赵某军与其他侵权人分别计算惩罚性赔偿,再就补偿性赔偿部分互相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改判:季某华、赵某峰、华某农民合作社、田某种业承担3倍惩罚性赔偿,连带赔偿三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77.7万元,赵某军对其中的25.9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赵某军承担2倍惩罚性赔偿,赔偿三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38.48万元,季某华、赵某峰、华某农民合作社、田某种业对其中的19.24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各侵权人连带赔偿三某种业公司合理维权开支8.5万元。【典型意义】本案针对种业领域套牌侵权多发、多层分销链条复杂、侵权人“换壳”侵权、转移侵权物证等规避查处及互推责任等突出问题作出裁判,充分彰显人民法院严厉制裁种业侵权、严格保护育种创新成果的司法立场。在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同时,厘清无意思联络共同侵权场景下连带赔偿责任划分,实现侵权责任与主观过错、行为危害程度相匹配,为妥善审理种业链条中多方主体侵权案件提供司法指引。【案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201号案例五根据植物生长周期合理推定侵权时间——“济麦22”小麦植物新品种侵权案【基本案情】“济麦22”小麦植物新品种于2009年5月1日获得授权,保护期限为15年。某甲公司为该品种的独占被许可人。该品种保护期届满后,某甲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经公证购买取得某乙公司生产的“济麦22”小麦种子。某甲公司认为某乙公司未经许可生产、繁殖、销售“济麦22”的繁殖材料,提起诉讼。【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某乙公司在“济麦22”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期内生产、繁殖“济麦22”小麦种子,侵害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考虑“济麦22”保护期限已届满等因素,判决某乙公司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5万元。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某甲公司的取证行为发生在品种权保护期届满之后,但是按照“济麦22”的种植周期和生长繁殖规律,该批种子最晚于2023年10月开始生产,否则某乙公司无法在品种权保护期届满三个月后即能够开展销售。某乙公司在“济麦22”品种权保护期内已经开始生产、繁殖被诉侵权种子,其在品种权保护期限届满后的销售行为系其生产、繁殖行为的自然延续,亦构成侵害“济麦22”品种权,在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时应考虑某乙公司销售环节的获利。某乙公司与案外人繁种协议约定的制种数量可以作为本案侵权种子数量,并取侵权种子销售价格与该年度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之间的差额适当上浮作为某乙公司的合理利润。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某乙公司的侵权获利已经超出某甲公司上诉主张的20万元,故全额支持某甲公司的赔偿请求。【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落实植物新品种全链条保护的典型案例。本案结合特定品种的种植节律、生长周期,运用经验法则合理推定侵权种子生产繁殖时间,减轻品种权人证明负担。同时明确,侵权种子的生产者,即便在品种权保护期届满之后销售其在保护期内未经许可生产的侵权种子,仍然构成品种权侵权,为育种创新成果提供完整充分的司法保护。【案号】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6)最高法知民终51号【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5 09:53:35

“扛得起法条是本分,缝得上人心才是本事”——湖北律师集中作答如何“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每一个案子,都是当事人生活中最大的‘要案’。”“在各种疑难杂症面前,党员律师,就是既敢冲上一线、又能解开死结的人。”……近日,湖北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在武汉举行“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先进事迹报告会。谭玉华、郑进东、胡燕早等9名先进个人和1个律师事务所集体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法治一线的履职故事。2.7万余名律师、1.2万余名党员律师、2.2万名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年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4万件——这一串数字,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而变得生动可感。每一位讲述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守护公平正义来自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谭玉华,穿着平底鞋走街串巷,自称是一名“小巷律师”。7岁那年,目睹律师成功调解案件的谭玉华就在心底埋下了“长大也要当律师”的种子。多年后,谭玉华如愿穿上律师袍,一头扎进了武汉市硚口区一个万人社区。从老人刚丧偶就被继子扫地出门的家事纠纷,到涉及800多户群众、10年未决的安置房问题……她在最不起眼的巷子里,以法理和温情解开一个个复杂的结。“基层律师,扛得起法条是本分,缝得上人心才是本事。”谭玉华说,基层律师常年面对的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这些看似琐碎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当事人沉甸甸的期盼。与谭玉华面对的“家长里短”不同,作为刑辩律师,湖北卧龙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咏牵挂的,是案件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25岁的张某因兄弟义气犯下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李咏逐页比对几千页案卷,发现法院一审遗漏了死者生前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重大过错,家属主动赔偿也未记录在案,致命伤归属存疑。最终,法院二审依法改判张某死缓。在李咏看来,刑辩律师的职责,从不是替罪行开脱,而是要把关每一项证据和程序,找寻每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真相。在荆楚大地,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人远赴大山深处,为那些请不起律师、找不到律师的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有人多年如一日扎根基层,用温情化解一桩桩纷争。倾力服务大局律师的舞台不止于法庭。报告会上,多位律师分享了参政议政、服务社会治理的经历。2023年,鄂州市一家老船厂的破产案备受关注。船厂门口,有人提着棍子,有人攥着铁管,双方剑拔弩张。全国优秀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湖北宝树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喜华等几名法律咨询专家受命前往调解。面对公司解散、股东分红、债权归属等争议焦点,专家团一项项做“体检”、开“处方”。多轮磋商之后,这场涉及420户债权人、股权争议与刑事案件相互交织的纠纷慢慢找到了答案。最终,专家团耗时一个多月形成的法律意见书被当地政府采纳,成为矛盾化解的关键依据。破产清算转重组后,老资产盘活,新公司复产。湖北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凌从业20多年,打交道最多的不是当事人,而是红头文件。帮省政府制定征收补偿标准,陈凌想的是房子拆了,补偿多少,够不够安身立命。高速公路收费期到,停还是不停?他建议“过渡期管理”,方案通过,几百名员工妥善安置。“帮政府立一部好法,给行业开一条新路,文件上不一定会署律师的名字,但每一个法治的新领域,都一定会烙印着律师的足迹。”陈凌说。站在事迹报告会的舞台,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进东直言“近乡情怯”。2013年,郑进东响应号召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成为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这个“无律师县”唯一一名执业律师,一扎根就是11年。刚到白沙,郑进东接手一个突发事件——为几棵橡胶树,弟弟向哥哥扬起了割胶刀,年迈的父母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家庭悲剧的背后,法律意识淡薄是根源。”郑进东化身“普法泥瓦匠”,田间地头、村口学堂,哪里是基层群众的法律盲区,他就去哪里填补空白。校准执业坐标律师执业,方向不能偏。报告会上,多位讲述者提到党建工作对律师队伍的重要性。“在律所抓党建,能搞出什么名堂?”全国优秀律师、湖北得伟君尚(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燕早给出的答案是“种子慢慢发芽,终会长成参天大树”。2005年,湖北得伟、君尚两家律所合并,全省第一家百人大所由此诞生。律所一度经历合伙人出走,元气大伤。聚得拢人心,才撑得起队伍。2009年,党支部书记的担子落到胡燕早肩上,从那时起,她把党建工作当作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来做。如何让党建和业务不脱节?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探索出“一部一品”的做法,让每个党支部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打造一个服务品牌。一支部带着未成年人保护法跑遍上百所中小学;二支部把法律服务带到武汉市新洲区157个村;四支部制作普法短视频网上获点赞近40万……从一家律所的探索到湖北全省律师行业的整体布局,党建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融入律师执业的一言一行。在十堰市,湖北郧和律师事务所70、80、90后律师接力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律师刘畅春节前夕跨省为农民工追回赔偿的义举,让80后律师雷明辉意识到“人生不止一种活法”。他辞去公职、投身法治,成为郧和律所一员。后来,雷明辉顶住压力,帮助7名女工顺利讨回赔偿金,又让“90后”律师丁剑锋读懂党员律师的担当。如今,丁剑锋带领团队紧盯困难群众理赔难的痛点研发特色业务,两年办理150起案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目前,湖北共有14个市州建立了律师行业党委,全省1.2万余名党员律师活跃在法律服务一线,把党的宗旨转化为专业行动。“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事迹报告会尾声,36名律师代表集体重温律师誓词,庄严许下执业为民的承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不只在台上那一句句誓言,更在每一次出庭、每一次驻村中,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心用情办好。这正是荆楚律师对“律心向党、建功支点”最有力的回答。【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4 11:36:13

江苏做实“产业链+法律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

“专业化的产业链法律服务,不仅帮我们止损脱困、盘活产能,更给企业持续稳产发展吃下‘定心丸’。”近日,江苏省南通市某造船公司负责人向前来回访的江苏省高技术船舶“产业链+法律服务”联盟律师说道。这是江苏省律师行业依托“产业链+法律服务”模式,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全省律师行业精准锚定产业链堵点、痛点,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履约、涉企纠纷化解等重点领域,推动法律服务资源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靶向化解涉企法律风险,全力筑
发表时间:2026-10-14 10:06:49

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

10月10日至11日,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司法厅共同指导,四地律师协会联合主办、辽宁省律师协会轮值承办,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京津冀、长三角多地律协参会。本次论坛为期两天。主论坛环节,专家以“中国的法治道路”作主旨演讲,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实践路径,立足东北振兴战略需求,为区域法律服务发展夯实理论根基、明晰前进方向。四大平行分论坛围绕民营经济法治赋能、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四大细分领域,构建多维度、全覆盖、实务化的研讨体系。会长沙龙环节,京津冀、长三角多地律协会长依次登台,分享各地律师行业建设发展实践经验,互鉴行业治理新思路、行业建设新做法。会长圆桌环节,东北三省一区与北京、上海律协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法律服务开展自由研讨,研判技术变革带给律师行业的机遇与挑战,共话数字化转型时代行业发展新图景。本次论坛闭幕式集中发布《东北三省一区与京津冀地区律师行业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东北三省一区与长三角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构建东北对接全国法治高地、跨区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的常态化、制度化协同发展新格局,全面推动东北律师行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原标题: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律师论坛在沈阳举办)【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3 09:59:4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金融审判职能,严格公正司法,协同监管部门健全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制,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为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纷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集中展现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彰显构建公平、透明、诚信、安全的金融市场生态的示范意义。一是坚持依法保护,强化格式条款说明义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妥善把握平等保护与倾斜保护、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辩证关系审理金融纠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自主决策、公平享受金融服务。案例一明确金融机构对调整借款利率的格式条款负有提示说明义务,彰显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的价值导向。二是压实机构责任,落实适当性管理与卖者尽责。金融审判与金融监管相向而行、协同推进,促使金融机构严格落实适当性义务。案例二、案例三,依法认定销售机构未尽金融产品销售适当性义务,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推动“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真正落地见效,倒逼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合规体系,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嵌入经营全流程。三是破除技术壁垒,确保金融消费者救济程序选择权。随着数字技术发展,金融机构在加快开展科技金融业务的同时,也利用技术优势掌握金融交易及纠纷解决方式的主动权,对金融消费者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条件,亟需予以规范。案例四明确基金公司依托APP技术优势,在消费者认购产品后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四是协同治理,发挥多元实质解纷机制功能。坚持多元实质高效解决金融领域纠纷是司法和监管的共同目标。针对金融案件特点,在监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人民法院综合运用多元化解、调解和解、示范判决、代表人诉讼等工作举措,简化维权流程、压缩处置时限、降低维权成本,为金融消费者、中小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化解途径,取得了良好的解纷效果。案例五通过依法调解,省去启动司法鉴定的较长周期,使投保人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重大疾病保险理赔款;案例六创新综合运用“示范判决+委托调解+代表人诉讼”,发挥多元实质解纷机制功能,维护了众多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下一步,人民法院与金融监管部门将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部署要求,深化府院联动,凝聚共治合力,共同规范金融服务行为,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优化金融法治环境,着力形成机构合规经营、群众理性消费、监管精准施策、司法有力保障的良好格局,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案例目录案例一:金融机构对调整借款利率的格式条款负有提示说明义务——某银行诉潘某、李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例二:银行不得以其不存在欺骗、误导营销行为等为由,免除适当性义务——苏某诉某银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案例三:证券机构销售私募基金产品应做到“卖者尽责”——杨某某诉某证券营业部及第三人陈某、某投资管理中心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案例四:基金公司依托APP技术优势,在认购产品后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方某诉某基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案例五:依法调解高效化解重大疾病保险理赔纠纷,及时救济当事人权益——吴某诉某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案例六:创新“示范判决+委托调解+代表人诉讼”,充分发挥多元解纷合力——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案例一金融机构对调整借款利率的格式条款负有提示说明义务——某银行诉潘某、李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潘某、李某与某银行签订金融借款合同,向某银行贷款75万元。关于借款利率,合同中有三处约定:一是约定初始借款利率为年利率6.9%;二是约定借款人未依约偿还本金的,按约定的借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对未依约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三是约定借款人若未依约偿还本金及息费任一项,且连续逾期超过15个自然日的,借款利率调整为自发放之日起实行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的固定利率,相应罚息等一并调整。此外,合同对违约解除、抵押担保、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等内容也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依约向潘某、李某发放贷款。后因潘某、李某未依约还款,某银行遂提起诉讼,要求潘某、李某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再上浮50%的利率计收的罚息及复利,以及律师费、诉讼费等,并主张对抵押物处置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裁判内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利率条款是借款合同的核心条款,贷款人负有全面披露借款利率的义务,保障借款合同系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金融机构应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披露金融消费者应当负担的费用、违约金。本案中,贷款人通过适用调整利率条款,主张借款人逾期后利率由年利率6.9%先调整为年利率15.4%,再上浮50%,据此得出逾期利率为年利率23.10%,达到正常借款利率的三倍有余,并主张借款人的违约责任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上述调整利率条款未予加粗提示,该条款无论是在显著性方面,还是在与借款利率条款、逾期利率条款的整体性、连贯性方面,均未达到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法定标准。故法院对某银行主张依据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年利率6.9%的利息、年利率10.35%的罚息、复利以及律师费损失,并就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对某银行依据合同调整利率条款,主张按照贷款发放日一年期LPR四倍计算利息,并在此基础上上浮50%即年利率23.10%计算的罚息、复利以及相应部分律师费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典型意义】近年来,随着金融借贷业务广泛开展,部分银行通过设置多层利率条款收取高额违约息费,金融消费者往往忽略合同细则,直至借贷发放后才发现实际贷款成本远高于预期。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调整条款属于与借款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具有非合意性、非常规性的特点。法院运用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则、提示说明义务的相关规定,依法认定贷款人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无权依照该条款计算逾期利率。本案裁判体现了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促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价值导向。对引导金融机构审慎合规拟定合同文本、规范信贷业务开展、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一审:(2023)粤0606民初26168号案例二银行不得以其不存在欺骗、误导营销行为等为由,免除适当性义务——苏某诉某银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16年10月27日,苏某经某银行客户经理推介,线上签订资产管理合同,通过其网上银行账户投资600万元购买该银行代销的资管产品。合同载明该资管产品本金可能遭受损失,但某银行提供的合同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风险揭示书》等原始材料均无苏某电子签名确认,无法认定银行向苏某充分揭示了风险,进行了风险匹配。监管部门调查意见也指出该银行在产品代销中存在营销材料不齐全、产品介绍不清晰等问题。2018年9月27日,该产品的资产管理人发布公告称,因资产管理计划的参考份额净值触及止损线,根据合同约定提前终止该计划并按约定进入清算程序。苏某陆续获得清算分配款项,但投资本金遭受损失。苏某遂提起诉讼,诉请某银行赔偿投资损失。【裁判内容】一审法院认定某银行作为卖方机构未尽到适当性义务,判决某银行向苏某赔偿662671.57元,当事人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苏某的投资损失真实存在,某银行在销售案涉资管产品的过程中,未以合适方式向苏某揭示产品风险、产品特性、投资方向、开放赎回安排等关键信息,亦未就产品风险与苏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匹配说明。某银行虽然不存在欺骗营销诱导购买高风险产品行为,但不能反推其已尽到适当性义务,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典型意义】卖方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目的在于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性质及风险的前提下,自主作出投资决定,并承担相应收益与风险。金融机构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负有高于普通民事交易的适当性义务,不能以不存在欺骗、误导营销行为为由,主张其已尽到适当性义务,应根据金融产品特殊性对是否做到“卖者尽责”予以审查判断。本案认定银行未有效履行适当性义务,并判令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彰显司法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职能。二审:(2025)豫01民终14673号案例三证券机构销售私募基金产品应做到“卖者尽责”——杨某某诉某证券营业部及第三人陈某、某投资管理中心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15年6月,某证券营业部负责人陈某向各投资人兜售某款私募基金,并宣传该基金系某证券公司运营的项目,在对投资人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未进行调查评估的情况下,多次就该项目进行路演。杨某某系某证券营业部VIP证券客户,基于对该证券公司的信赖,签署《资产管理合同》购入此款私募基金份额100万元。合同期限届满、投资项目达到退出条件后,杨某某未能收到回款,向陈某催要款项时发现其投资的并非某证券营业部授权销售的产品,且该产品风险极高,遂向证监局投诉。2022年3月,证监局向该营业部和陈某发出警示函,认为存在以下问题:一、私自销售非证券公司代销的私募基金产品;二、营业部空白合同文本管理不到位。2023年8月,杨某某提起诉讼,诉请该营业部赔偿其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30余万元。营业部认为,该私募基金产品的合同相对方是某投资管理中心,证监局作出的警示决定是行业内部提醒,其受到警示不等同于需承担投资人投资失败的商业风险,且杨某某常年理财,知晓投资风险,不应由营业部承担杨某某的投资损失。诉讼期间,该私募基金管理方认为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目的无法实现,决定进入亏损清算程序,并作出了清算分配方案。杨某某根据清算分配方案,诉请某证券营业部赔偿损失。【裁判内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某某的诉讼请求。杨某某提出上诉。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证券营业部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对杨某某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估,亦未对产品进行风险评级、完成产品与客户的适当性匹配,违反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但杨某某作为具备一定理财经验的投资者,未能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充分了解产品信息,即投资高出其承受能力的高风险产品,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证券营业部赔偿杨某某损失576716.97元。【典型意义】“卖者尽责”是适当性义务履行的必然要求,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案明确,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假借金融机构信誉私售非授权产品,且必须严格落实投资者风险评测、产品风险等级匹配和信息披露等适当性义务,否则,应依法按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金融消费者也应当注意投资风险,购买与自己投资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本案裁判既促进金融机构严格规范销售行为,从源头遏制夸大收益、隐瞒风险等情形发生,又引导金融消费者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对于规范私募基金产品销售行为、保障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二审:(2024)皖05民终1088号案例四基金公司依托APP技术优势,在认购产品后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方某诉某基金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基本案情】2015年12月,74岁的方某经某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100万元基金产品,嗣后该产品发生亏损,至2024年12月通过该基金公司APP赎回时,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某认为,基金公司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投资,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于2025年9月将其诉至法院。首次开庭前,某基金公司提出主管异议,主张案件不应由法院审理,而应由仲裁机构处理,并称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遂对APP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争议解决条款。方某于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APP,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效力溯及既往,并用加粗方式予以提醒。据此,双方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本案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方某则表示,购买基金产品时未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该基金公司于2018年前后撤销其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APP遂成为其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其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该APP,当时APP已完成升级,即便其勾选系列服务协议也系为完成登录的被动操作,不能据此认定其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裁判内容】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某基金公司通过APP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其虽以弹窗方式提示用户阅读协议内容,并以加粗方式显示仲裁条款,但页面仅设置“同意并签署”“不同意并退出”两个选项,用户如不同意协议内容,则无法继续使用APP。即便方某仅查看案涉基金产品信息,亦须在APP上点选“同意并签署”系列服务协议方可登录查看。该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方某具有通过仲裁解决本案争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仲裁协议对方某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应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故裁定:驳回某基金公司对本案提出的主管异议。某基金公司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相关规定,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达成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机构。因此,仲裁协议的有效成立,不仅要求具备相应外在形式,更须以当事人具有请求仲裁的真实合意为核心要件。某基金公司将接受仲裁条款设置为投资人查阅存量产品信息的登录前置条件,该缔约模式违背仲裁自愿原则,所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投资者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对规制金融机构借技术优势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保障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纠纷解决选择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的刚性保护。二审:(2026)沪74民辖终26号案例五依法调解高效化解重大疾病保险理赔纠纷,及时救济当事人权益——吴某诉某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20年9月11日,徐某为其女儿吴某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某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及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40万元,年缴保费4840元,缴费期19年,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险合同将“肝豆状核变性(Wilson病)”列入重大疾病保障范围,但设置了多项严格临床诊断要件。2024年2月,吴某因肝功能异常在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经多项专科检查于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肝豆状核变性(Wilson病)”,医院依法出具《诊断证明书》。吴某遂向某人寿保险公司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金理赔,并请求依约豁免续期保费。某人寿保险公司审核认为,吴某所患疾病虽属合同列举的重大疾病范畴,但未完全符合合同对该疾病规定的全部临床构成要件,决定不予理赔、不予豁免续期保费,吴某遂提起诉讼。【调解内容】浙江省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保险合同相关保险责任范围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条款设置严苛理赔要件,且未尽充分提示说明义务,某人寿保险公司据此拒赔依据并不充分。若继续依照诉讼程序审理,本案势必启动鉴定及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复核程序,诉讼周期长。吴某亟需理赔款用于后续治疗,为及时救济当事人权益,实质性化解纠纷,法院优先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24年5月17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某人寿保险公司一次性向吴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理赔款36万元;二、某人寿保险公司豁免吴某自2024年2月4日确诊后的16期续期保费77440元;三、原告、被告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就此终结,双方再无争议。5月25日,某人寿保险公司履行完毕付款义务。案件审理仅历时20日。【典型意义】司法实践中,部分重大疾病保险合同设置严苛细化的专业诊断要件,客观抬高保险消费者的理赔门槛,由此引发的保险理赔争议较为多发。本案准确适用民法典格式条款规则及保险法最大诚信、不利解释原则,厘清保险合同约定诊断标准与临床医学常规诊断之间的法律边界,明确保险公司不得依据超出临床诊断规范的合同条款拒绝理赔,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保险机构规范理赔业务行为。同时,本案立足患病当事人急需救治的现实困境,积极开展诉讼调解,有效避免复杂的医学鉴定程序,高效兑现保险保障功能,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对妥善处理同类人身保险理赔纠纷具有良好示范意义。一审:(2024)浙0891民初1028号案例六创新“示范判决+委托调解+代表人诉讼”,充分发挥多元解纷合力——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16年10月,某上市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2178.99万股及支付现金4.4亿元的方式,从深圳市某健康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方某某等16名交易对手收购该健康公司100%的股份,交易总对价为10亿元。收购完成后,某健康公司成为某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某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经某证监局调查查明,2017年5月至12月,健康公司与客户签订虚假合同,在ERP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中虚构订单,并伪造采购、生产、发货等全套流程及业务资料;利用公司控制的个人及企业账户向客户提供资金用于支付货款,虚增业务收入9734.39万元,虚增利润4083.86万元,分别占某健康公司当期披露数额的3.7%和15.67%。因某健康公司财务数据纳入某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其财务造假行为导致某上市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23年6月,某省证监局向某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调解内容】自2023年6月行政处罚作出以来,多名投资者陆续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上市公司赔偿投资损失。广州中院对该案作出示范判决,统一裁判标准与损失计算口径,以此引导当事人理性协商,并委托证券期货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在示范判决的指引下,178名投资者与某上市公司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合计获赔约1178万元;另有119名投资者主动撤回起诉,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共计294件,占同期起诉案件总数的99%。针对调解未果的案件,法院依法启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于2025年12月作出判决。【典型意义】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标的财务造假引发的证券群体性纠纷不断增多。此类纠纷涉及人数多、矛盾化解难度大。人民法院与监管部门协同,将行政执法与民事司法有机衔接,创新“示范判决+委托调解+代表人诉讼”的多元解纷格局。通过示范判决厘清法律边界、稳定当事人预期,引导当事人自愿协商、平等磋商,以委托调解快速实现权利救济,并以普通代表人诉讼兜底处理纠纷,实现调判结合、分层处置,高效实质化解纠纷。本案将行政处罚与民事追责有效衔接,通过民事赔偿强化对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行为的震慑,有效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对规范上市公司及并购标的的信息披露,健全证券领域多元解纷体系,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具有示范意义。二审:(2024)粤民终1971、1972号【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3 09:52:50

法治护航 扬帆出海——辽宁律师行业积极助力涉外法治建设

辽宁是东北亚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全省律师行业深度融入涉外法治建设大局,努力构建涉外法律服务网络,为辽宁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构建“1+N”服务矩阵围绕对外开放大局,辽宁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加快推进省级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建设,打造“一个省级涉外法律服务中心、N个法律服务点”的“1+N”服务模式,实现涉外法律服务精准触达,全力破解企业“出海”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6月10日,辽宁省律师协会联合辽宁自贸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管委会三方共建的“辽货跨海”跨境电商法律服务站正式揭牌成立。该站常态化提供公益法律咨询、企业合规指导、普法宣讲、涉外风险预警等普惠服务,业务涉及跨境贸易、数字电商、海外投资、涉外争议解决等领域。同日,由辽宁省律师协会深度参与、沈阳市律师协会具体承办的东北亚涉外法治协同创新中心正式启动运营。该中心作为辽宁省涉外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支点,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拓展自贸区沈阳片区“沈阳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共享空间”“域外法查明中心”等业务板块,可面向全省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涉外法律服务,成为辽宁对接东北亚优质法治资源、开展涉外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此外,在辽宁省律师协会统筹协调下,大连涉外律师服务团队正式进驻大连自贸片区数字化平台,聚焦涉外法务、海商海事等领域,为区域外贸产业发展提供法律咨询、合规宣讲、商事调解、争议处置等一体化法律服务。优化全链条服务供给推进“辽货跨海”“辽品远航”,助力辽宁对外开放发展,既需要政策、平台和产业赋能,也离不开优质的法律服务和精准的风险防控。辽宁省律师协会紧扣当地发展要求,坚持以企业实际需要为导向,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供给”转变,从“单一业务服务”向“全链条闭环保障”升级。在跨境电商领域,针对企业普遍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涉外争议解决等问题,“辽货跨海”跨境电商法律服务站组建专项服务团队,推出“一站式”法律解决方案。通过开展“法治体检”、风险预警、政策解读等服务,助力企业建立健全跨境合规管理体系,防范化解海外法律风险,持续提升辽宁外贸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面,东北亚涉外法治协同创新中心整合优质专业资源,搭建“调解+仲裁+诉讼”多元化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为涉外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辽宁律师依托“域外法查明中心”,助力企业准确适用境外法律规则,大幅提升跨境争议处置效率,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建强专业化人才队伍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是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辽宁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始终将涉外律师队伍建设作为涉外法治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深耕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开展实务研修、业务练兵和资源整合工作,系统推进涉外律师专业化、国际化培育。目前,辽宁省已组建较为成熟的涉外律师人才梯队,他们业务能力突出,熟练掌握商事规则,具备跨境争端解决的“实战”能力。此外,为提升新兴领域法律服务能力,辽宁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日前专门选派60名涉外律师赴浙江大学开展专题集训,重点学习跨境电商合规、海外风控、国际商事仲裁、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等课题,全方位提升涉外律师服务新业态、新领域的专业素养,努力建强适配辽宁对外开放发展的涉外律师队伍。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辽宁省律师协会将持续引领全省律师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实工作举措、更优法律服务,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涉外法治建设中贡献智慧和力量。【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2 11:49:27

浙江高院院长带队走访浙江省律师协会指出 建设常态化规范化法官与律师互动交流平台

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青带队走访省律师协会,与律师代表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调研律师法修订实施后的落实和衔接情况。浙江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戴纪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介绍了全省律师行业发展情况,胡瑞江、樊德珠、任一民、毛爱东、华之芬等律师代表结合工作实际交流发言,围绕加强律师履职保障、深化良性互动以及司法服务保障创新浙江和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郑青强调,要同心共向筑牢法治初心,高度重视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职,依法保障律师阅卷、会见、调查取证、庭审参与等各项权利,进一步畅通律师投诉申诉等权利救济渠道;要正当交往深化良性互动,建设常态化、规范化、公开透明的互动交流平台,规范化开展同堂培训等业务交流,落实律师法新增的离任从业限制规定,完善法官与律师办案动态监测平台;要凝心聚力增强法治合力,协力做细做实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发挥律师在涉外法治中的作用,推进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共同在促进公正、服务大局、助推治理、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贡献力量。戴纪指出,全省司法行政部门要锚定“追求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共筑庭审质效、共促案结事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走好“构建良性互动关系”这一路径,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规范法官与律师交往行为,共同维护司法廉洁;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机制,促进律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让当事人合法权益更有保障。广大律师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正心、正身、正行中树好行业形象,在识变、应变、求变中练就过硬本领,在大事、要事、实事上展现律师风采,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原标题:郑青带队走访省律师协会指出建设常态化规范化法官与律师互动交流平台)【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10-10 10:03:11
<< 1 2 3 4 5 >> 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