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作用，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最高人民法院选取六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批案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压实法定监护责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本次发布的案例中，对离婚后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影响对未成年子女法定抚养义务履行，又以收入降低为由主张减免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诉求，筑牢未成年人抚养保障底线。对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的，法院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对监护人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确，监护权既是权利更是责任，任何逃避责任的失职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惩处，以此从源头防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二、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此类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人格养成造成持续损害，破坏家庭亲情根基，侵蚀社会道德文明底线。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对以管教为名施暴，且在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后，仍然变本加厉实施虐待的，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三、凝聚多方合力，促推构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在相关案件处置中，人民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确保犯罪行为得到依法惩处，未成年人得以妥善安置，提升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质效。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阵地。人民法院将始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公正裁判明晰监护责任边界，以协同联动凝聚保护合力，督促、支持家庭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以法为剑、以爱护苗，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离婚后一方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并以收入减少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的，依法不予支持——张某甲诉张小某抚养费纠纷案案例2放任再婚配偶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依法变更抚养关系——赵某诉朱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案例3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虐待儿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王某虐待、拒不执行裁定案案例4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黄某某虐待、故意伤害、王某某虐待案案例5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文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案例6多部门协同构建快速发现、干预虐待、性侵儿童犯罪工作机制——田某某虐待、猥亵儿童案案例1离婚后一方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并以收入减少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的，依法不予支持——张某甲诉张小某抚养费纠纷案【基本案情】张小某于2015年出生，其父亲张某甲和母亲王某于2022年4月离婚，法院判决双方共有房屋归王某所有，王某应给付张某甲房屋折价款130万元；张小某由王某直接抚养，张某甲每月支付6000元抚养费。2022年4月至2023年9月，张某甲收到王某给付的房屋折价款130万元，工资收入近80万元。在此期间，张某甲向案外人刘某（恋人关系，后登记结婚）转账300多万元。至2023年9月底，张某甲从原公司离职，并将其名下银行卡存款均转出。2023年8月，张某甲起诉张小某抚养费纠纷，以其月收入骤降，无力按照每月6000元支付抚养费为由，要求自2023年10月起降低抚养费至每月2000元。另查明，张某甲称其于2023年4月已经知晓可能会被原公司裁员，2023年10月入职现公司，现每月收入1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张某甲负有按照生效判决每月支付张小某抚养费的义务。张某甲在已预测到收入有可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未为履行法定抚养义务预留相应财产，而是从原公司离职前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又陆续将所有银行账户存款转出清零，其财产处分行为妨碍了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张某甲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处分的必要性，其以名下无财产且收入大幅降低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依据不足。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甲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自然人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但行使权利亦应遵循法律边界，特别是离婚后需履行抚养义务的，应妥善处理处分财产与履行抚养义务的关系。本案中，张某甲非必要处分个人既有财产，未预留生效判决确定的应付抚养费用，影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履行。本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个人财产自由与法定抚养责任的界限，警示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当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对以财产处分为由规避抚养义务的，依法不予支持。案例2放任再婚配偶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依法变更抚养关系——赵某诉朱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基本案情】赵某与朱某（女）婚后育有两子，即长子赵某甲（2011年出生）、次子赵某乙（2017年出生）。2022年10月，赵某与朱某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赵某甲跟随赵某生活，赵某乙跟随朱某生活。后朱某与案外人卿某登记结婚，赵某乙与朱某、卿某共同生活。2024年某日，赵某在探望赵某乙时，发现赵某乙身上有伤，遂报警。公安机关查明：某日，卿某以赵某乙外出贪玩为由，在家中使用铁质衣架对赵某乙背部进行击打；某日，卿某以赵某乙辱骂朱某为由，在家中使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对赵某乙背部和臀部等部位进行击打，造成赵某乙背部、臀部、大腿近臀部处体表挫伤。公安机关据此对卿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该事件发生后，赵某乙随赵某共同生活。赵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赵某乙的抚养权归赵某。案件审理中，赵某乙向法院表示跟随赵某生活愉快，且适应新的学校生活，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再跟随朱某及继父一起生活。【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调查，卿某两次殴打赵某乙造成赵某乙体表多处挫伤，其行为已明显超过一般家庭教育的范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朱某作为赵某乙的母亲和直接抚养人，对卿某对赵某乙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持放任态度，不加阻止，未尽到监护职责，由其担任直接抚养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此外，赵某乙已七周岁，对生活环境的利弊以及抚养情况有基本的辨识能力，跟随父亲赵某生活是其真实意愿。综上，法院认定赵某乙不适宜继续跟随朱某一起生活，依法支持赵某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父母婚姻状况发生变化后，对未成年子女仍然具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明确，离婚后，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明知一起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却持放任态度不加以阻止，属于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本案既为类案处理提供参考，也表明了人民法院保护未成年人和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态度。本案的裁判有助于督促父母进一步提升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营造更健康安全的家庭环境。案例3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虐待儿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王某虐待、拒不执行裁定案【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与杨某（被害人，2017年出生）系母子关系。2023年8月中旬至9月6日间，王某经常因杨某吃饭、学习不认真等，以管教之名使用经改造的铁制衣架和擀面杖殴打杨某，致杨某身体多处挫伤，2023年9月6日学校老师发现后报警。公安机关以虐待罪立案后对王某决定取保候审，并向其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其间，检察机关会同公安、妇联、基层政府等部门对王某开展联合训诫，并责令其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协助杨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23年10月25日，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王某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初，王某仍以管教之名，多次殴打杨某，致杨某轻微伤，公安机关遂对其刑事拘留。【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2023年8月至9月6日间多次殴打儿子杨某致其身体多处挫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在公安机关立案并对王某取保候审期间，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王某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此后王某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间，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仍多次殴打杨某致其轻微伤，情节严重，其行为亦构成虐待罪，同时构成拒不执行裁定罪。综上，法院依法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虐待罪、拒不执行裁定罪，依法予以并罚。【典型意义】虐待儿童行为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负面影响持久，必须依法严惩。“为孩子好”“不打不成器”绝不可以成为虐待的借口。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制止家庭暴力而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的裁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对其定罪处罚。本案中，王某以管教之名长期殴打虐待6岁幼子杨某，其行为已涉嫌虐待罪。王某在公安机关对其立案并取保候审期间，特别是在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非但未认识自身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对杨某多次殴打致杨某轻微伤，既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亦属挑战司法权威。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王某以虐待罪、拒不执行裁定罪予以并罚，体现了从严惩处虐待儿童犯罪、反对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案例4放任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黄某某虐待、故意伤害、王某某虐待案【基本案情】2024年5月，王某某（女）带非婚生子陈某（被害人，2022年出生）与男友被告人黄某某同居生活。共同生活期间，黄某某因陈某生父陈某某多次向其家人发送威胁信息，遂迁怒于年幼的陈某。自2024年6月起，黄某某多次以拳头击打、手掐、衣服勒脖子等方式虐待陈某，导致陈某伤痕累累（经鉴定为轻微伤），还逼迫陈某抽烟喝酒。同年6月中旬，黄某某猛击陈某左腿，致其左胫骨近端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黄某某实施虐待行为时王某某在场，但未予阻拦，亦未带受伤的陈某就医检查。2024年6月19日，王某某的朋友发现陈某伤情后，告知陈某某，陈某某于6月21日报警。【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与王某某及其子陈某共同居住，已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黄某某多次对幼童陈某实施暴力虐待致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虐待罪；又故意击打陈某左腿致其轻伤二级，其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并罚。被告人王某某作为未成年人陈某的法定监护人，明知同居男友黄某某虐待陈某而未予阻止，对陈某未尽保护义务，放任虐待持续发生，其与黄某某系共同虐待，王某某亦构成虐待罪，系共同虐待犯罪的从犯，应依法惩处。据此，认定被告人黄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王某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典型意义】本案将稳定同居关系中相关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纳入虐待罪侵害对象范畴，给予未成年人最有力的法律保护。同时，进一步明确，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法定的保护义务，明知同居人员对未成年子女实施虐待而不予阻止、救助，放任侵害行为持续发生，情节恶劣的，同样构成虐待罪，这也警示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保护义务，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案例5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文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基本案情】被告人文某某（女）与已婚的田某（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同居。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婚生女田某某（被害人，殁年2岁）与文某某共同生活。其间，文某某、田某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田某某，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田某某。2023年8月，田某因嫌弃田某某不能流利说话，殴打田某某致其背部、臀部肿胀及前胸、后背淤青。9月，文某某殴打田某某致其臀部、四肢多处出现条状伤痕。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田某某不听话，持木条殴打田某某致其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同年12月21日6时许，田某上班后，文某某因田某某尿床，使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田某某胸部等处致其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田某某送至医院，田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田某某体表挫伤面积累计832.5cm²，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压塞死亡。【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文某某伙同田某虐待共同生活的幼儿，情节恶劣，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并罚。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且于案发当日实施的殴打行为系导致被害人田某某右心房破裂而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据此，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田某作为被害人田某某的父亲，对田某某负有法定保护责任，其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阻止，反而纵容并伙同文某某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亦系主犯，但作用次于文某某，法院对其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予以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典型意义】家庭保护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未成年人父母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应当协助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但本案中，被告人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以极其恶劣的手段虐待、残害幼童，罪行和后果特别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两名犯罪分子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彰显了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即使发生在家庭内部亦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导向。案例6多部门协同构建快速发现、干预虐待、性侵儿童犯罪工作机制——田某某虐待、猥亵儿童案【基本案情】被害人周某（2011年出生）系田某某（女）亲生女儿。学校教师在进行日常教学观察时，发现周某身上、面部经常出现不明淤青，经询问得知周某存在被母亲虐待等行为后，第一时间向人民法院在学校设立的“未成年人法治工作室”的责任法官反映情况。法院迅速启动响应机制，联合公安、教体、民政、社区、妇联等多部门会商，并立即将周某安置到临时庇护所。因周某父亲长期外出务工，经妇联申请，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田某某接近、接触周某。经研判，田某某长期施暴的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学校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取证中了解到周某还存在被猥亵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23年2月左右，被告人田某某将其亲生女儿周某从老家接到身边一起生活。自2023年7月至2024年4月，田某某长期对周某实施殴打、罚站、冻饿、赶出家门等多种虐待行为。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期间，田某某通过网络结识杨某某等人（另案中均以猥亵儿童罪判刑）后，按照杨某某等人指定的姿势、动作、衣着，强迫周某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贩卖给杨某某等人。被害人周某因长期遭受虐待，产生害怕与人交流等心理创伤。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及时委派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周某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其走出阴影；依法向周某发放司法救助金，为其后续生活和学习提供必要支持。后当地妇联提起撤销监护资格申请，法院经审理依法撤销田某某对女儿周某的监护资格，由周某祖母日常中抚养照顾，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回访，周某各项身心指标逐步恢复。【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田某某长期虐待共同生活的亲生女儿周某，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多次强迫周某按照他人要求拍摄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和视频并出售，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其行为还构成猥亵儿童罪。据此，对被告人田某某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典型意义】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及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案中，学校发现存在虐待未成年人线索后，及时向人民法院在学校设置的“未成年人法治工作室”反映，人民法院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基层组织，综合运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给予刑事处罚、撤销监护资格等措施，对伤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司法救助，开展判后回访，构建起多部门集发现、干预、民事特别程序与刑事追责并用、救助与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机制，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7 1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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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2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城乡发展、保障社会安宁的现实需要。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更加注重发挥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善于运用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全局，在防范风险、维护权益、服务发展上全面履职、勇于担当；更加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更加注重科技赋能，以数智技术赋能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张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式人民法庭”。【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6 1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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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5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0次会议、2025年12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5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5月21日法释〔2026〕1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2025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0次会议、2025年12月1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5月22日起施行）为依法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如下。第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其他章节中规定依照第八章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犯罪案件。第二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包括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犯罪案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包括刑法分则第二章规定的相关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以及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的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案件。第三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数罪，其中部分犯罪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对该部分犯罪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对该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第四条人民检察院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后，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近亲属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第五条对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拟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一）是否属于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二）是否属于本院管辖；（三）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在境外、健康状况、明确的境外居住地、联系方式、通缉、发布红色通报等情况，并附证据材料；（四）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近亲属以及已掌握的所有近亲属的姓名、身份、住址、联系方式等情况；（五）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有关犯罪的主要事实，并附证据材料；（六）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并附证据材料；（七）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八）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案件，是否附有相关法律手续；（九）相关材料需附翻译件的，是否一并移送。第六条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审查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属于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二）不属于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不属于本院管辖或者不符合缺席审判程序其他适用条件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三）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十日以内补送；三十日以内未补送，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第七条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传票应当载明被告人到案期限以及不按要求到案的法律后果等事项；应当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告知其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并通知其敦促被告人归案。第八条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向被告人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是指被告人所在地的法律、判例、惯例、司法实践等所规定、承认、认可、接受的各种送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和方式：（一）对中国籍被告人，可以委托我国驻被告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二）被告人系外国单位及其负责人的，可以通过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业务代办人送达；（三）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未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送达；（四）采用传真、电子邮件、通讯软件等能够确认被告人收悉的方式送达；（五）向其最后居住地送达可以视为送达的，可以向被告人最后居住地送达；（六）已经查明被告人住所地或者居住地，但穷尽办法不能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七）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第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或者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一至二名辩护人。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委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并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律师；从境外寄交、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符合相关规定。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原因。理由正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应当在五日以内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以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再次拒绝的，不予准许。第十条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副本后、第一审开庭前提交与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对被告人的近亲属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决定。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有多名近亲属申请参加的，应当推选一至二人参加诉讼，并可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至二人参加诉讼。第十一条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在境外的，除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以外，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至迟在开庭三十日以前发布开庭公告。人民法院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参加诉讼的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通知书至迟在开庭审理三日以前送达；受送达人在境外的，至迟在开庭审理三十日以前送达。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参加诉讼的，可以发表意见，出示证据，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等出庭，进行辩论，提出上诉。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再由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发表意见。经审判长许可，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发表意见；（二）公诉人、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的近亲属询问了解情况；（三）法庭依次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涉案财物事实进行调查。调查时，先由公诉人举证，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再由辩护人举证，公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经审判长许可，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出示证据，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等出庭；（四）法庭辩论阶段，先由公诉人发言，再由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并进行辩论；（五）辩护人可以发表最后辩护意见。第十四条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作出有罪判决的，应当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被告人出境之前作出的供述和辩解，经庭审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五条在缺席审判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应当重新审理。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一般由同一人民法院审理，原审人民法院系经指定管辖取得管辖权的，应当重新指定管辖。第十六条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生效后，罪犯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有异议的，应当在被告知有权提出异议后十日以内提出。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原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不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直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审理作出裁判。缺席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另行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除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并经缺席审理作出无罪判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另行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先行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裁定后，人民检察院认为仍有必要启动缺席审判程序的，可以另行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审理作出裁判，并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尚未处置的相关涉案财产一并作出处理。第十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的“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是指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导致其不能正常感知、理解、认识、表达而缺乏受审能力，无法出庭受审。对患有严重疾病被告人拟进行缺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就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作出认定，必要时，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出具报告，并结合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依法作出认定。第十九条患有严重疾病被告人在缺席审理期间死亡或者逃匿，符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第二十条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进行缺席审理，被告人恢复受审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一）在审理过程中恢复受审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缺席审判程序，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的相关规定继续审理；（二）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恢复受审能力，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由作出缺席裁判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可以缺席审理。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虽然构成犯罪，但原判量刑畸重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第二十三条本规定所称“无罪”，包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形，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等情形。第二十四条本规定自2026年5月22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5 15: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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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十五五”时期“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的要求，全面准确实施民法典，值此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民法典继承编在原继承法基础上，对遗产处理的程序和规则作出三项重大制度完善：一是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系统规定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法定职责、权利义务与民事责任，填补遗产管理规则空白，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公平清偿。二是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范围，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三是完善无人继承遗产归属制度，明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并用于公益事业。以上三项制度在本批案例中均有体现。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发布的5件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本批案例覆盖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虚假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酌情分得遗产的认定、遗产管理方式的探索、遗产管理费用的清偿等问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被继承人生前订立的遗嘱中明确了遗嘱执行人的，遗嘱执行人依法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案例一中，被继承人黄某松生前与继承人以外的侄女黄某娟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又订立遗嘱表示全部遗产由黄某娟继承，一切由黄某娟处理。黄某娟长期照料黄某松生活起居并办理丧葬事宜。黄某娟同时系受遗赠人及遗嘱执行人，已实际履行扶养义务，符合担任遗产管理人条件。法院判决指定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在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实现案件办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二是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继承人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占有、处分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依法应负的债务清偿责任。案例二中，被继承人杨某君的父母、女儿虽书面放弃继承遗产，但实际领取并处分杨某君的遗产，并在被继承人杨某君的债权人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并实际偿还部分款项。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以实际行为否定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情形，不符合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法院判决驳回被继承人杨某君的债权人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申请。在依法引导、保障债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捍卫诚信原则。三是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案例三中，葛甲成、黎某蘋作为被继承人葛乙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乙成妻子去世后，二人时常探望独自居住的葛乙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乙成去世后办理丧事及扫墓祭奠。二人对葛乙成并不负有法定扶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扶助和照料。法院判决二人分得适当遗产，既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又彰显对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了和谐、公正、法治、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继承人下落不明，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代管。案例四中，被继承人许某芳唯一的继承人是其下落不明的弟弟许某森，许某芳生前由侄子徐某华长期照料，许某森因未尽到扶养义务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此前经徐某华申请，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判决由徐某华继承房屋，并向许某森支付部分遗产分割款，因其下落不明，交某区民政局代管，由公证处提存，解决了继承人下落不明时的遗产管理等继承难题。五是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遗产管理人清理、保管、评估、拍卖、诉讼等履职费用，系为全体利害关系人共同利益产生的共益债务，在审查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的前提下，可从遗产处置价款中优先支付。案例五中，被继承人刘某忠生前欠银行贷款未还，因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经银行申请，法院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银行提起诉讼，要求某区民政局在管理的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法院判决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某区民政局履行遗产管理职责、处置遗产的必要合理费用从遗产中优先列支。有效消除遗产管理人垫付资金顾虑，保障制度顺畅运行。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落地实施，既有效破解遗产无人处置、价值无法发挥的困境，防范遗产遭受毁损、灭失等风险，又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入贯彻实施民法典，推动遗产管理人制度不断完善，强化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明确裁判规则，提升审判质效，以高质量民生司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受遗赠人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资格，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黄某娟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案例二：继承人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占有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华某公司、马某桂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案例三：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遗产管理人为被告主张分得适当遗产——葛甲成、黎某蘋诉某区民政局非遗产继承人分配遗产纠纷案案例四：下落不明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可由遗产管理人以提存方式代管——沈某红诉徐某华、许某森、某区民政局法定继承纠纷案案例五：遗产管理的必要合理费用可以从遗产中优先列支——某银行诉某区民政局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案例一：受遗赠人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资格，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黄某娟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基本案情被继承人黄某松无子女，其配偶和父母均先于其死亡。申请人黄某娟系黄某松侄女、黄某源之女。被申请人黄某桃、黄某源分别系黄某松的妹妹、弟弟，费某英、费某兰、李某民自称为黄某松养子女。2013年，黄某松与黄某娟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约定黄某松将其名下房产遗赠给黄某娟，黄某娟自愿负责照顾黄某松生活，并在黄某松死亡后为其办理一切身后事宜。后黄某松在居委会工作人员见证下书写遗嘱，载明一切遗产由黄某娟继承，以及“百年后一切由侄女黄某娟处理，与任何亲戚没有关系”。2016年，黄某松所在居委会确认黄某娟担任黄某松的监护人。2019年，黄某松去世，其丧葬事宜由黄某娟操办，黄某松所在居委会出具证明表示，黄某松是孤寡老人，生活起居均由黄某娟照顾。现黄某娟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黄某松的遗产管理人。裁判理由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本案申请人黄某娟是被继承人黄某松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受遗赠人，也是其遗嘱中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现黄某松已去世，相关当事人因继承问题存在争议，无法就推选遗产管理人达成一致意见。黄某娟作为利害关系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本案中，符合条件的继承人为黄某松的妹妹黄某桃、弟弟黄某源，符合条件的受遗赠人为黄某娟，费某英、费某兰、李某民实际并非黄某松的养子女，无继承人资格。法院经全面审查黄某松生前真实意愿，结合基层组织意见，认为黄某娟已尽到扶养义务，其作为遗嘱执行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故判决指定黄某娟担任被继承人黄某松的遗产管理人。判决后，当事人通过继承纠纷诉讼，依法对遗产进行了分割。典型意义本案中被继承人系孤寡老人，虽留有遗嘱、遗赠扶养协议，但因家庭内部矛盾等原因，各方当事人无法对遗产管理人人选达成一致，导致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根据被继承人在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安排，明确受遗赠人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资格，并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在尊重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认定由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既推动遗产依法保管和高效处置，又促进家庭关系的稳定和修复，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案例二：继承人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占有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华某公司、马某桂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基本案情华某公司、马某桂曾借款10万元给杨某君，后杨某君于2024年死亡。为追讨欠款，华某公司、马某桂对被继承人杨某君的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其父亲杨某祥、母亲张某娣、女儿程某归还借款（另案审理）。3位继承人在该案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君的全部遗产，故华某公司、马某桂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判决后，杨某祥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君的丧葬费、抚恤金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20余万元等。华某公司、马某桂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君的遗产管理人。本案审理过程中，3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自愿放弃继承杨某君所有遗产的书面声明。经查，另案二审中，3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桂达成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杨某君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律师费，且杨某祥已实际还款5万元。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桂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君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等合法遗产，3位继承人虽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杨某君的遗产并作出处分；且在与华某公司、马某桂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向债权人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已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其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故其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3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故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桂的申请。典型意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本案明确继承人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并占有、处分被继承人遗产，视为未放弃继承，依法判决驳回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申请，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同时，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为预防类似失信行为、保障交易安全、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积极引导作用。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案例三：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遗产管理人为被告主张分得适当遗产——葛甲成、黎某蘋诉某区民政局非遗产继承人分配遗产纠纷案基本案情葛甲成与黎某蘋系夫妻，葛乙成系葛甲成堂兄。葛乙成于2022年7月死亡，其遗产范围包括案涉房屋、银行存款、保险金等。葛乙成生前未订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均先于其死亡。葛乙成从小患有癫痫，时常发作。葛乙成妻子死亡后，自2019年6月起，葛甲成、黎某蘋时常探望独自居住的葛乙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乙成死亡后，为其办理丧事及扫墓祭奠。葛甲成、黎某蘋以对葛乙成扶养较多为由，以葛乙成生前住所地的某区民政局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分得葛乙成的全部遗产。某区民政局同意担任遗产管理人并积极应诉。双方当事人对于由某区民政局担任葛乙成的遗产管理人均无异议。裁判理由法院认为，葛乙成生前未订立遗嘱，又没有继承人，双方当事人对于某区民政局依法担任葛乙成的遗产管理人并无争议，某区民政局的诉讼主体适格，在此情况下，不要求当事人另行提起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故葛甲成、黎某蘋以某区民政局为被告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经过释明，在民事判决书的判项中一并列明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葛甲成、黎某蘋并非葛乙成的继承人，无法定扶养义务，在葛乙成生前扶养照顾较多，在其死后为其办理后事并进行祭奠，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综合考虑葛甲成、黎某蘋对葛乙成的扶养时间为3年左右，以及扶养内容、扶养程度，结合葛乙成的遗产数额，认定葛甲成、黎某蘋尚不足以分得全部遗产，故判决葛甲成、黎某蘋分得葛乙成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根据某区民政局申请，葛乙成的其余遗产依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的处理规定，依法经法院拍卖、变卖后，所得钱款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由某区民政局管理。典型意义本案兼顾公正与效率，明确在非遗产继承人分配遗产纠纷等继承纠纷案件中，民政部门同意担任遗产管理人，双方当事人对遗产管理人无争议的，法院可以经过释明，在民事判决书的判项中一并指定遗产管理人，对遗产作出处理，不要求必须经过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减轻当事人诉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综合考虑扶养时间、扶养程度、遗产数额等因素，认定分给与扶养行为相适应的遗产，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弘扬和谐、公正、法治、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案例四：下落不明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可由遗产管理人以提存方式代管——沈某红诉徐某华、许某森、某区民政局法定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被继承人许某芳的父母、配偶、子女均先于其死亡，生前经居委会认定为独居老人。经许某芳的侄子徐某华申请，法院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许某芳的遗产管理人。许某芳的“干女儿”沈某红提起本案诉讼称，因其长期照料许某芳的生活起居，许某芳生前曾经表示名下房屋在过世后归沈某红所有，故请求继承案涉房屋。徐某华辩称，许某芳曾表示其名下房屋由徐某华继承，并提交遗嘱一份，该遗嘱由徐某华代书、许某芳在落款处签字。法院查明，许某芳的继承人仅有一个弟弟许某森，自1951年至香港生活，后居住信息不详。许某芳自2001年至2015年死亡一直由徐某华照顾，其晚年治病就医、日常生活、养老送终亦由徐某华帮扶。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徐某华提供的代书遗嘱无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名，不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故对该遗嘱效力不予认可。经法院实地走访、询问，证实许某芳晚年生活未有弟弟许某森参与照顾，故分配遗产时，许某森应当少分。许某芳的养老、就医、送终主要由徐某华帮扶，徐某华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分得适当遗产。沈某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难以认定其对许某芳扶养较多，故对其继承许某芳遗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此，法院判决由徐某华继承案涉房屋，并向许某森支付遗产分割款30万元。因许某芳唯一的继承人许某森下落不明，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由许某芳生前住所地的某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代管上述遗产分割款，后续由公证处提存。典型意义继承人下落不明，为避免遗产毁损、灭失风险，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继承人虽下落不明，但依法仍然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可以在判决其继承财产份额的同时，确定由遗产管理人负责保管遗产。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增强了遗产处理的质效和公信力，在充分发挥遗产效用的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公证处“一案一户”专户提存，独立于利害关系人，防止遗产被挪用等风险。民政部门和公证机构依法履职，搭建了合法、稳定、公正、透明的遗产管理框架，有利于保障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三十条第四款、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案例五：遗产管理的必要合理费用可以从遗产中优先列支——某银行诉某区民政局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基本案情2020年7月，刘某忠向某银行贷款55万元，并以其名下房屋提供抵押担保，贷款期限为2020年至2030年。2023年3月，刘某忠去世，因其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经某银行申请，法院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为刘某忠的遗产管理人。某银行遂起诉请求某区民政局在管理刘某忠的遗产范围内支付贷款本息以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裁判理由法院认为，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是其承担的社会救助、恤老抚幼等行政职能在民事领域的延伸，有助于保障遗产依法公平处理、有序合理分割。遗产管理人清点、处理遗产过程中，必然产生评估、拍卖、诉讼等遗产管理相关费用，上述费用系管理遗产、清偿债务所必需的合理费用，属共益债务性质，可以从遗产中优先支付。因此，处置刘某忠名下的抵押房屋时，可从房屋价款中先行扣除变价费用、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合理支出。故判决某区民政局在管理刘某忠的遗产范围内向某银行清偿贷款本息等费用；某区民政局履行遗产管理职责，处置案涉房屋的必要合理费用从遗产中优先列支。典型意义本案明确遗产管理费用可以从遗产中优先列支，认定管理费用系共益债务性质，其在遗产处理中可以优先得到清偿，健全遗产管理规范。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管理费用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遗产管理人为履行遗产清理、保管、处置和清偿债务等法定管理职责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优先在遗产范围内获得清偿。有效化解当前遗产管理人垫付资金等顾虑，有力保障遗产管理人依法正当履职，对完善遗产管理人制度具有指导价值。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2 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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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最高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强化执法司法协同以最严法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5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在四川宜宾召开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会上，最高检、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四川省宜宾市检察院督促整治污水处理设施不规范运行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1件，其中刑事案件3件、公益诉讼案件8件。检察机关持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等的协作配合，深化落实线索移送、办案协作、专业支持、信息共享等机制，以协同履职提升保护效能，以从严追责彰显法治力度。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必须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检察机关依托一体化办案机制，督促推动流域协同、部门联动，着力破解“九龙治水”难题。如湖南检察机关针对猛洞河源头跨行政区划流域治理难题，由湖南省检察院指定具有跨行政区划管辖职能的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龙山县、桑植县检察院协同履职，督促推进矿涌水处理站建设运行、污泥规范转运、河道清理疏浚，并带动解决废渣堆存、河道侵占、源头区域路基塌陷、古树名木保护不到位等多类公益损害问题。案例突出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针对生态环境受损情形，检察机关依法督促责任主体落实修复责任、承担赔偿义务，推动污染物清理处置、受损生态修复和长效管护落实到位。同时，坚持源头治理延伸，促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如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针对长江口滩涂湿地破坏问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推动拆除硬质围堤，并探索以认购碳汇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贵州省瓮安县检察院针对磷石膏违规堆存、综合利用不足问题，督促清运4.8万吨磷石膏，推动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助力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发布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11件，其中刑事公诉案件3件、公益诉讼案件8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一、强化执法司法协同，以最严法治守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检察机关持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等协作配合，深化落实线索移送、办案协作、专业支持、信息共享等机制，以协同履职提升保护效能，以从严追责彰显法治力度。江苏省叶某军等4人污染环境案中，四级检察机关一体履职，协同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查明跨省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犯罪事实，科学认定危险废物、有害物质性质，依法追诉“产、运、倒”全链条犯罪，并推动8200余吨污染物规范处置。江西省星某药业有限公司、严某祥、曹某林等20人污染环境案中，江西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溯源取证，依法追诉产废单位及上下游人员犯罪，并支持生态环境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推动涉案主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应急处置费用2000余万元。二、深化检察一体履职，协同推进流域系统治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必须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检察机关依托一体化办案机制，督促推动流域协同、部门联动，着力破解“九龙治水”难题。安徽省检察院从政协委员提案中发现线索，对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水环境问题依法以事立案，统筹沿线12市44县（区）检察机关同步履职，办理关联案件185件，推动拆除违法养殖设施35处，恢复水域面积3.1万亩，排查整治排污口91个，拆除侵占河道违法建筑13.1万平方米，促进跨区域重大水利工程水环境系统治理。湖南检察机关针对猛洞河源头跨行政区划流域治理难题，由湖南省检察院指定具有跨行政区划管辖职能的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龙山县、桑植县检察院协同履职，督促推进矿涌水处理站建设运行、污泥规范转运、河道清理疏浚，并带动解决废渣堆存、河道侵占、源头区域路基塌陷、古树名木保护不到位等多类公益损害问题。四川省宜宾市检察院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排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异常线索，推动整治城镇生活污水直排41处，修复病害管网300余处，新建、改建污水管网8860米，促进污水处理设施监管由事后整改向日常监管、系统治理转变。三、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力求生态环境修复实效检察机关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针对生态环境受损情形，依法督促责任主体落实修复责任、承担赔偿义务，推动污染物清理处置、受损生态修复和长效管护落实到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针对长江口滩涂湿地破坏问题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推动拆除硬质围堤，探索以碳普惠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并促成被告认购上海碳普惠Ⅰ类减排量1024吨。云南省洱源县检察院针对尾矿渣违法堆存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职，推动约9万吨尾矿渣全部清运至企业厂区规范暂存，林地修复和后续处置工作有序开展。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在长江岸线非法倾倒电镀污泥污染环境案中，依法抗诉并推动改判，二审认定非法倾倒危险废物3155.94吨，依法惩治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犯罪；同时通过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有关单位投入2300余万元清运危险废物、修复受污染土壤，消除污染长江岸线隐患，有力维护长江生态安全。四、坚持源头治理，助推绿色低碳发展检察机关紧盯区域性、行业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公益诉讼监督压实行政机关监管责任，推动从个案整改向行业治理、源头治理延伸，促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贵州省瓮安县检察院针对磷石膏违规堆存、综合利用不足问题，督促清运约4.8万吨磷石膏，推动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助力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浙江省温岭市检察院聚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非法拆解行业乱象，推动开展全域专项整治，排查各类回收点134处，清理露天经营点87处，依法取缔非法露天回收经营点6家，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治理。湖北省随县检察院针对乡镇生活污水溢流直排问题，在制发检察建议后持续跟进监督，对整改不到位、公益损害持续存在的情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投资1500余万元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并以该项目为样板推进全县乡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1.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某测量公司破坏长江口滩涂民事公益诉讼案2.江苏省叶某军等4人污染环境案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非法拆解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4.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水环境公益诉讼案5.江西省星某药业有限公司、严某祥、曹某林等20人污染环境案6.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乡镇生活污水溢流直排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7.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湖南省龙山县人民检察院、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猛洞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8.重庆市沈某福、毛某东污染环境案9.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污水处理设施不规范运行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10.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开展磷石膏综合治理行政公益诉讼案11.云南省洱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处置工业固体废物行政公益诉讼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某测量公司破坏长江口滩涂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长江口滩涂保护替代履行碳普惠减排量【要旨】行为人非法破坏滩涂湿地等生态系统，造成固碳等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探索提出以认购碳汇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行为人所认购的碳汇应依法予以注销。【基本案情】长江口是典型的冲积型河口，具有独特的河口沙洲湿地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滨海盐沼蓝碳资源。2005年，某测量公司获批租用上海市长兴岛创建港河道青坎滩涂3万平方米，用于建造水利测量船专用码头。此后，该公司违规扩展使用滩涂1.6万余平方米，硬化地表并用于堆放物料、搭建机械设备、建设办公楼，破坏长江口滩涂生态环境。2022年8月17日，该公司依照《终止合同协议书》拆除建筑设备并腾退滩涂，但未拆除其构筑的硬质围堤，导致滩涂原貌无法通过自然潮汐冲刷恢复，固碳等生态服务功能持续受到损害。【调查和诉讼】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针对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长江口岸线滩涂违规利用问题，指导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上海二分院）与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崇明区检察院）一体化开展公益诉讼线索调查。崇明区检察院经初步研判，决定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通过现场勘验、比对卫星遥感影像、调取土地租赁协议等方式，查明某测量公司违法占用滩涂面积16937平方米，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经专家评估，涉案滩涂修复方案为拆除地基与围堤。涉案滩涂气候调节功能即固碳等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为51253元/年，按照实际受损期间折算为73158元。完成调查核实后，崇明区检察院将案件移送上海二分院依法审查起诉。上海二分院结合专家意见认为，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的替代履行方式，应当尽可能与受损生态服务功能类型相对应。涉案滩涂湿地属于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其单位面积碳埋藏速率显著高于森林等陆地生态系统，因此本案应优先选择蓝碳碳汇产品弥补固碳功能期间损失。但本地尚无同类蓝碳产品可供交易，异地认购又难以实现损害发生地生态服务功能补偿和区域保护目标。基于上述情况，上海二分院依据上海市碳普惠相关管理规定，经与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及高校院所反复研判，提出以认购并注销上海碳普惠减排量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方案。上海碳普惠减排量是政府主导签发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产品，通过收集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或者个人绿色低碳行为活动数据，按照技术规范核算碳减排量。该方案可以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对固碳等气候调节服务功能期间损失形成替代性补偿。2024年1月19日，公告期满后，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上海二分院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拆除硬质围堤，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73158元，以认购并注销上海碳普惠减排量方式履行。上海二分院起诉后，该公司自行拆除硬质围堤。2024年2月、9月，上海二分院两次会同专家、行政机关现场勘验。经专家确认，涉案滩涂已具备植被恢复和生态服务功能自然修复条件，自然修复目的可以逐步实现。2024年10月25日，上海三中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上海二分院申请专家出庭作证，说明认购并注销碳普惠减排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海三中院审查认为，上海二分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固碳功能损失的有效补偿，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以多种方式参与减排，具有普惠意义。10月29日，上海三中院判决支持上海二分院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上海二分院联合市生态环境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单位，指导被告通过线上交易方式认购并注销上海碳普惠Ⅰ类减排量1024吨，其中包括1吨由公众绿色出行行为累积形成的场景减排量，以及1023吨项目减排量。本案办理过程中，市生态环境局加快推进《上海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学滨海盐沼湿地修复》出台，为滨海盐沼湿地修复项目碳汇量计算和减排量核算提供技术依据。判决生效后，相关单位进一步推动上海碳普惠平台建设运行，并结合本案加强宣传推介。【典型意义】滨海盐沼湿地是重要的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具有固碳增汇、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服务功能。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针对破坏长江口滩涂造成的固碳等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在本地尚无同类蓝碳产品可供交易的情况下，提出以认购并注销碳普惠减排量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并获人民法院支持。本案探索了以碳普惠减排量补偿固碳功能期间损失的责任承担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碳普惠机制适用和公众绿色低碳行为激励的有机衔接，为完善地方碳普惠机制、服务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江苏省叶某军等4人污染环境案【关键词】污染环境罪跨省处置固废一体履职污染物性质认定系统治理【要旨】跨省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严重威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安全，依法应予从重处罚。对重大污染环境案件，检察机关要坚持一体履职，及时补强完善证据，全流程开展法律监督。在认定污染物性质时，对倾倒主体点位的性质一般应当进行司法鉴定，对分散点位的性质可以结合检测报告、专家意见、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意见等综合认定。在依法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同时，应当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的联动协作，督促修复受损环境，对污染物规范处置的同时加强行业治理。【基本案情】被告人叶某军，男，59岁，系固体废物倾倒组织者。被告人高某强，男，51岁，系固体废物接收、倾倒人。被告人马某垒，男，40岁，系固体废物接收、倾倒人。被告人李某方，男，38岁，系固体废物接收、倾倒人。2023年2月至2024年3月，为牟取非法利益，董某恒（另案处理）将约9000吨源自内蒙古自治区某公司的钢渣块球磨成粉，跨省运至江苏省某县，租赁某工贸公司部分厂房私设生产线，以酸洗等方法提炼含有稀土元素的草酸盐，生产过程中产生固体废物污泥8200余吨。董某恒安排被告人叶某军负责管理生产线。为降低处置成本，叶某军等人将生产压滤产生的污泥，以40元/吨、45元/吨的价格交给无相关资质的被告人高某强、马某垒、李某方等人处置。高某强等人随后将污泥全部非法倾倒在周边三市乡镇，其中危险废物2900余吨，有害物质5300余吨。【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全流程检察一体履职，引导全面查明犯罪事实。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2024年5月10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和沭阳县人民检察院一体履职，先后勘查现场、提前介入13次，与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及生态环境部门集体研判10余次，围绕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犯罪分工、钢渣来源、酸洗工艺、污泥属性、危害后果等方面提出书面引导侦查意见108条。经进一步侦查查明，在非法倾倒污泥犯罪中，董某恒系主要决策者，叶某军系组织实施者，高某强、马某垒、李某方等三人为接收、倾倒者。同时还发现，涉案工贸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非法倾倒3000余吨固体废物，构成“案中案”。2026年3月21日，涉案工贸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被判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主要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通过对“案中案”的深挖彻查，实现了对产业链条式污染行为的全链条打击。（二）坚持依法审慎，科学准确判定污染物性质。鉴于非法倾倒污泥地点涉及江苏3市22处共计41个点位，若对所有点位污染物进行司法鉴定，费用高昂、周期漫长，经与三级生态环境部门论证，决定对倾倒固废量较多的8处27个主体点位进行司法鉴定，对其余14个分散倾倒点按照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组织专家技术评审，由生态环境部门出具行政认定意见判定污染物性质。针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同一生产线产生的污泥，分别被鉴定为危险废物和有害物质，有违常理应重新鉴定的问题，检察机关在收集并固定生产线工人证言、进货报表、货运司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的基础上，会同生态环境部门邀请专家进行论证后认定，由于酸洗生产投入酸原料纯净度不同等因素影响，同一生产线可以产生两种不同性质污泥，鉴定意见具有合理性。（三）突出重点严厉打击，综合全案情节从重处罚。叶某军等人跨区域倾倒危险废物和有害物质，涉案污染物近万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叶某军作为技术负责人，主动联系无资质人员倾倒并主导交易；高某强则利用原城管执法队员身份，负责联系场地、组织运输并从中牟利，二人均不认罪、不认罚，主观恶性深，依法应从重惩处。2024年11月30日，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对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并提出判处实刑的量刑建议。2025年8月7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经审理，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判决叶某军等4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对叶某军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高某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对马某垒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对李某方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后叶某军、高某强提出上诉。2026年1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坚持打击犯罪与生态修复并重，推动污染物规范处置及行业治理。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跨区域联动开展溯源调查，共收集20余份证据，锁定涉案钢渣来源。经磋商，生态环境部门编制污染物处置方案，指导涉案企业对污泥实行集中清运、集中保管、集中处置。依据损害担责原则，促成涉案人员出资，对8200余吨污染物进行规范处置，并全流程跟进监督，助力“无废城市”建设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酸洗行业违规生产、危废处置监管失范、“厂中厂”隐蔽生产等问题，检察机关联合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相关单位组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联盟，向13家企业作出法律风险提示，推动9家排放不达标企业停业整顿、20余家企业升级处置工艺，并开展“回头看”，确保工艺升级和监管规范落到实处，以法治力量护航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典型意义】长江经济带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高质效办好污染环境案件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职责。在办理跨省非法处置固废案件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一体履职优势，依托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密切协作配合，有效解决污染物溯源、性质认定、责任主体区分等重大复杂问题。针对污染物性质认定中鉴定点位多、费用高、周期长的问题，司法鉴定与检测报告可以互为补充，鉴定意见、检测报告、专家意见、行政认定意见等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时，可以依法认定污染物性质。坚持打击犯罪和生态治理并重，秉持“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督促污染者承担损害责任，确保污染物全部得到规范处置，实现固体废物“产、运、倒”全链条打击与治理。通过构建“刑事追责+公益修复+行业治理”的全链条监督模式，依法惩治污染环境犯罪，推动污染物规范处置和行业监管体系完善，实现从“个案打击”向“系统治理”的延伸，充分彰显用最严法治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决心，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坚实法治屏障。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非法拆解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电子产品拆解执法司法协同行业治理【要旨】针对隐蔽性较强、取证难度较大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借助科技手段，综合运用多种调查取证方式收集固定证据，提高违法事实认定精准性。办案中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和行业监管漏洞的，可以推动开展类案排查和专项整治，促进相关行业规范治理。【基本案情】2025年初，浙江省温岭市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回收公司）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在该市泽国镇某村非法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某回收公司将拆解产生的废电路板等危险废物露天堆放，且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存在渗漏、流失、扬散等污染环境风险，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5年3月，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温岭市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发现本案线索。温岭市检察院经研判认为，该公司可能存在无资质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违法贮存危险废物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二条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及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交办，温岭市检察院于2025年4月8日对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立案后，温岭市检察院围绕拆解行为、处理资格、危险废物贮存及公益受损情况开展调查取证。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查明企业名称、经营者信息、作业规律及非法拆解活动持续时间等情况，并使用执法记录仪等设备及时固定现场证据，同步排查周边其他非法回收点线索。二是调取工商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查明该公司不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三是运用卫星地图和无人机航拍分析周边环境、确定观测点位，查明该公司拆解电脑、打印机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并露天堆放拆解后的电路板等危险废物，且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2025年4月15日，温岭市检察院依法向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查处某回收公司非法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违法贮存危险废物等行为，督促规范处置相关危险废物，并对辖区内同类问题开展排查整治。同时，温岭市检察院向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移送了周边非法回收点可疑线索。收到检察建议后，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检察机关移送的现场视频等证据线索，对某回收公司非法拆解、违法贮存危险废物行为立案调查，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合计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对涉案区域周边开展排查，发现并责令3处小型回收点停止违规行为。2025年7月，温岭市检察院对检察建议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经确认，涉案危险废物已清理完毕，并交由有资质单位规范处置，场地恢复原状。经专业监测，污染风险已消除。温岭市检察院在办理个案基础上，通过浙江省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渠道，梳理同类举报投诉线索50余条，分析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管现状和共性问题，形成专题报告，推动温岭市人民政府出台《温岭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化发展专项整治方案》，开展全市专项整治。截至2025年12月，已排查13个乡镇（街道）各类回收点134处，涉及面积33.58亩，清理露天经营点87处，依法取缔非法露天回收经营点6家，行政处罚2家，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秩序进一步规范。【典型意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非法拆解行为隐蔽性强，拆解产生的废电路板等危险废物处置不当，易造成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风险。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针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非法拆解问题，综合运用实地调查、询问、无人机航拍等方式查明违法事实，及时固定证据，依法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同时，通过移送证据材料和可疑线索，推动个案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危险废物规范处置、污染风险有效消除。在此基础上，人民检察院系统梳理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管中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推动地方政府开展专项整治，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化发展，实现由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水环境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跨流域水环境治理引江济淮工程双向衔接转化一体履职【要旨】针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反映的公益保护问题，经研判符合公益诉讼立案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启动公益诉讼办案程序。对涉及跨区域重大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多部门履职衔接不畅、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统筹属地人民检察院一体履职，推动系统治理。【基本案情】引江济淮工程是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涉及皖豫两省的国家级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惠及人口5000多万。工程输水干线部分河段存在工业企业污水、城镇生活污水违法排放，农业面源污染，违法水面养殖，违法侵占、堵塞河道妨碍行洪安全等问题，影响输水干线水环境质量和工程运行安全，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10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徽省检察院）依托安徽省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机制，从省政协委员提案中发现本案线索。因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水环境问题情况复杂、治理难度较大，涉及多地多层级监管主体，该院于同年11月9日决定以事立案，采取省检察院主办、沿线12市44县（区）检察院同步办理关联案件的模式，上下联动、整体推进。安徽省检察院先后走访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对接核实问题线索，组织地方检察机关运用卫星遥感、快速检测、无人机航拍、实地勘查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经调查查明，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主要存在以下公益受损问题：一是违法围圩、围网养殖。源头首库菜子湖沿线存在围圩水产养殖14处，西河、浍河、怀洪新河、涡河、澥河等干支流存在围圩、围网养殖21处，养殖尾水污染水体。二是违法排污问题。流域内部分企业生产污水跑冒滴漏，部分乡镇、学校生活污水直排，部分养殖户养殖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共发现违法排污问题41处，造成瓦埠湖、天河、兆河、新沱河等部分干支流河段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时有超标。三是农村固废及农业面源污染。输水干线西淝河、北淝河、兆河、茨怀新河等部分河段保护范围内50余处点位堆放大量农村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多处河段沿线散布农药包装废弃物、农用薄膜，对周边水体造成污染。四是侵占、堵塞河道问题。淮河怀远段、涡河蒙城段、萧睢新河等河道范围内违规搭建建筑物18处，沙颍河、涡河涡阳段等停放废弃船只72艘，沿线存在临水耕种、秸秆堵塞河道等妨碍行洪安全问题47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规定，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及属地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有相应监管职责。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致使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安徽省检察院对调查发现的问题逐案研判分析，统一台账管理，全程跟进督导，指导各级检察院综合运用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进行监督，督办、交办重点案件18件。先后3次召开专案推进会，2次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水利厅召开磋商会，推动各方形成治理共识和监管合力。截至2026年4月，引江济淮工程沿线各级检察院同步办理关联案件185件，制发检察建议146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1件、民事公益诉讼6件，推动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针对违法围圩、围网养殖问题，促成行政机关联动执法、系统整治，拆除违法养殖设施35处，拆除圩埂、拦网15200米，清理网箱300余个，恢复水域面积3.1万亩。针对违法排污问题，促成行政机关排查整治排污口91个，改造铺设排污管网7500米，督促相关企业和规模养殖户建设、更新污水收集处理设施。针对农村固废及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促成行政机关清运各类垃圾1200余吨、农作物秸秆1227立方米，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农用薄膜集中回收点，建立河道常态化养护巡查机制。针对侵占、堵塞河道问题，促成行政机关拆除侵占河道违法建筑13.1万平方米，清理废弃船只72艘，清理河道堆积物等2680立方米。专案办理中，安徽省检察院指导蚌埠等地检察机关对某公司非法倾倒1.4万吨污泥污染引江济淮流域等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6件，追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66万余元。针对水环境治理易反复、难根治的问题，安徽省检察院指导各地在高质效办案基础上，推动职能部门构建长效监管机制。就宿州市域内水环境污染问题，安徽省检察院指导宿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宿州市水利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水利部门开展河湖“四乱”清理专项行动，并出台《宿州市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每年投入2000余万元用于全市引江济淮河道常态化管理。2026年3月，安徽省检察院先后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赴安庆、阜阳、蚌埠等地开展跟进监督，核查整改情况。4月3日，安徽省检察院召开结案论证会。经评估评议，认为引江济淮工程输水干线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4月14日，安徽省检察院对专案作出终结案件决定，相关办案成效被安徽省委、省政协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肯定。【典型意义】引江济淮工程是安徽省基础设施建设“一号工程”，对于促进长江经济带与淮河生态经济带联动发展、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跨区域水环境问题，人民检察院以事立案，依托“1+N”履职模式，统筹指挥办案，充分利用科技赋能，广泛借力借智，综合运用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推动解决跨区域、跨部门、跨流域水环境治理难题，助推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为超大型跨区域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持续发挥综合效益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江西省星某药业有限公司、严某祥、曹某林等20人污染环境案【关键词】污染环境引导侦查追诉单位犯罪支持起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要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往往涉及危险废物产生、出售、运输、加工、倾倒等多个环节，检察机关要坚持“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依法追诉上下游犯罪，确保查清犯罪网络，深挖犯罪源头。要坚持刑事打击与公益保护一体推进，深化与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危险废物有效处置，环境污染及时清除，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依法追究用人单位环境侵权责任，切实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原则，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基本案情】被告单位星某药业有限公司，涉案危险废物产生企业。被告人严某祥，男，38岁，星某药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被告人钱某希，男，37岁，涉案危险废物处置中介。被告人曹某林，男，41岁，涉案危险废物倾倒人。被告人胡某华，男，37岁，涉案危险废物倾倒人。被告人欧阳某龙，男，37岁，涉案危险废物运输司机。被告人曾某辉，男，36岁，涉案危险废物运输司机。其余14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2023年6月，江西国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公司）指派副总经理严某祥到该公司实控的星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某药业）处置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同月，严某祥经钱某希介绍，以星某药业名义与曹某林签订虚假的CAS（水泥助剂）运输合同，将星某药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系危险废物HW34）以420元/吨的价格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曹某林等人处置。同年6月至8月，曹某林雇请欧阳某龙等人将废液运输至胡某华提供的新余市渝水区一临时挖掘的土坑内倾倒。在被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发现后，曹某林又雇请曾某辉等人将废液运输至瑞昌市江州造船厂附近一场地倾倒。经统计、鉴定，曹某林等人前后共倾倒具有腐蚀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液3227.896吨，且因瑞昌市污染物倾倒地位于长江江西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已造成部分水生生物死亡，地表水环境遭受重大损害。【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部门协同联动，夯实证据基础。本案是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生态环境厅联合挂牌督办案件。2023年8月，瑞昌市生态环境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瑞昌市码头镇下巢湖附近有刺鼻气味后，会同瑞昌市公安局前往现场，发现有人正在江州造船厂附近一场地内排放具有刺激性气味的不明液体。经现场管控、取样及勘验，该处水质呈强酸性，初步判定倾倒的液体为具有危险特性的危险废液，随即邀请瑞昌市检察院介入侦查。瑞昌市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溯源取证：一方面，从倾倒废液人员入手，通过提取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分析车辆运行轨迹、调取运输合同、过磅记录等，查明废酸来源、倾倒数量，同时查清该团伙另有在新余市倾倒废酸的犯罪事实；另一方面，系统梳理倾倒、运输、居间介绍、委托、承接、场地提供等各环节参与人员，逐一厘清责任层级，针对与倾倒人达成长期稳定合作的多名运输司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问题，瑞昌市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综合倾倒地点、时间、次数、职业特性等情节认定其主观故意，划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确保依法严惩犯罪。经侦查，被告人严某祥、钱某希、胡某华及运输司机等20人陆续到案。为避免污染进一步扩大，瑞昌市检察院建议、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启动应急处置，采取及时抽取、转运废酸以及中和处理等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置，从源头阻断污染扩散。（二）坚持全链条打击，上下游犯罪一体追责。2023年11月，瑞昌市公安局以严某祥等20人涉嫌污染环境罪移送审查起诉。瑞昌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星某药业作为污染物的产生企业，为谋取非法利益，以单位名义将危险废物低价委托给严某祥等人非法处置，应当以污染环境共犯论处，故依法追诉星某药业为被告单位。另查实严某祥涉嫌其他污染环境犯罪的事实，正在由景德镇市公安局侦查。为全面打击犯罪，瑞昌市检察院联合公安、生态环境部门赴景德镇市与当地公安机关沟通协调，经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联动，将严某祥在景德镇市的犯罪事实并案起诉。2024年5月，瑞昌市检察院对星某药业、严某祥、曹某林等20人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2025年3月，瑞昌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星某药业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严某祥、曹某林等4人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至三年不等，判处欧阳某龙等16人缓刑，并处罚金。2025年4月，曹某林、胡某华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至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6月，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依法移送线索，推动生态修复。因环境污染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且案情重大，2024年3月，瑞昌市检察院向九江市检察院移送公益诉讼线索。九江市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函告九江市生态环境局。该局随即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并申请检察机关支持。九江市检察院联合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对外排废酸数量、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研讨论证，建议追加国某公司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追究其作为用人单位的民事侵权责任。2024年10月，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未果，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九江市检察院同步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庭阐述支持起诉理由。2025年6月，法院判决星某药业、国某公司等被告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931.351万元和应急处置费用75.595万元。判决生效后，瑞昌市检察院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回头看”，通过召开联席会、现场核查、电话回访等方式，动态跟踪修复进展，经检测，被污染地附近水域pH值已达标。【典型意义】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的形势下，仍有少数产废企业为降低处置成本，将危险废物交由无相应资质人员处置。不法分子为谋取非法利益，将污染物随意倾倒、排放，渗入土壤、流入地表水系，严重污染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长江生态安全，针对非法倾倒行为隐蔽性强、证据易灭失、涉案环节复杂等问题，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引导公安机关固定废物属性、运输轨迹、污染后果等关键证据，全链条追诉上游产废、中游运输、下游处置人员责任，强化法律震慑；深化与行政机关协作，在应急处置、生态修复、损害追偿等方面联动发力，注重发挥行政机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地位，积极做好支持起诉工作，共同维护公共利益，以法治刚性推动“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落地见效，筑牢长江流域生态安全防线。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乡镇生活污水溢流直排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提起诉讼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跟进调查【要旨】对于整改难度大、治理周期长的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后应当持续跟进调查。行政机关虽书面回复整改情况，但仅开展前期工作或者采取临时性措施，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致使公益损害持续存在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基本案情】涢水流经湖北省随县洪山镇，系长江一级支流府澴河上游源流。洪山镇污水处理厂位于涢水右岸，设计日处理生活污水约3500吨。2023年以来，洪山镇每日产生生活污水约5000吨，高峰期达7000吨。因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每日千余吨生活污水从管网两个低洼井口溢流直排涢水，严重破坏涢水水域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9月，随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随县检察院）在开展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部署的“助力流域综合治理”专项工作中，发现本案线索。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条等相关规定，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负有辖区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督管理职责。同年10月23日，随县检察院依法对县住建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立案后，随县检察院向县住建局调取随县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合同等资料，并邀请随州市生态环境局随县分局（以下简称县生态环境分局）共同对排污口、河道水质等进行现场勘查，走访周边居民。经调查查明，洪山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不足，生活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溢流直排涢水河道，污染水体，破坏生态环境。同年11月3日，随县检察院向县住建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管职责，补足洪山镇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县住建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回复称，已采取临时措施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并已启动污水处理厂扩容项目前期工作。2024年3月，随县检察院现场确认溢流口已封堵，污水溢流情况暂时得到控制。同时查明，县住建局已向随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书面申请扩建污水处理厂，随县发展和改革局已批复随县洪山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随县检察院经研判认为，县住建局虽已推动污水处理厂扩建相关前期工作，但扩容工程短期内难以完成，遂决定中止审查，持续跟进整改进展。2025年8月，随县检察院跟进调查发现，案涉污染问题仍然存在。同月14日，随县检察院与县生态环境分局、县住建局、洪山镇政府开展现场勘查，发现洪山镇生活污水仍直接溢流进入涢水河道，造成河水污染。县生态环境分局在涢水受污染河段5处进行地表水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超过地表水Ⅲ类标准限值，污染最严重区域氨氮、总磷、总氮等指标均超出地表水Ⅴ类标准，分别超出标准限值82%、115%、105%。随县检察院进一步查明，检察建议发出后，洪山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长期未实际开工，整改措施停留在临时管控和前期手续办理阶段，污水处理能力缺口未得到实质性解决，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诉讼过程】随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县住建局存在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情形，符合起诉条件。2025年9月16日，随县检察院向随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随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县住建局依法履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洪山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补足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同年10月27日，随县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县住建局是否已依法全面履职。县住建局认为，其已启动污水处理厂扩容前期工作并争取政府支持，但因财政困难等客观因素导致建设滞后，不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情形。随县检察院认为，洪山镇实际产生污水量已超出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污染问题根源尚未解决；县住建局在随县发展和改革局已批复扩容项目的情况下，长时间未能有效推动项目落地，也未采取充分有效措施解决污水溢流直排问题，未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同年11月11日，随县法院判决支持随县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12月9日，县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由县属乡投公司负责扩容项目实施，投资1500余万元推进建设，该项目已于2026年4月动工。扩容工程建设期间，县住建局持续督促污水处理厂加大处理力度，并采取鼓励重点排水单位错峰生产等措施减少污水排放量。目前，污水溢流情况暂时得到控制，河道已完成清理。同时，县住建局将该扩容项目作为样板，在“十五五”期间开展全县其他乡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设行动。【典型意义】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质量和城乡人居环境改善。人民检察院针对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导致生活污水溢流直排问题，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对于客观上整改难度较大、治理周期较长的案件，既要尊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律和行政机关整改所需合理期限，也要防止整改停留纸面。经持续跟进调查发现公益损害仍未消除、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的，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行政机关从临时处置转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切实提升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实效。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湖南省龙山县人民检察院、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猛洞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跨流域治理协同履职一体化办案【要旨】针对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的问题，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托一体化机制，统筹派出检察院和属地检察院联动办案。对流域出现的多个公益损害问题，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上下游不同辖区的多个行政机关协同履职，推动跨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基本案情】猛洞河是长江二级支流酉水的最大支流，发源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龙山县与张家界市桑植县交界处，流经桑植、龙山等地，经酉水汇入沅江再入洞庭湖。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受源头区域煤矿无序开采、监管不到位等影响，流域内长期存在水体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2013年以来，龙山县、桑植县虽对辖区内多家煤矿开展多轮整治，但因分属不同行政区域，治理标准和治理进度不一，部分煤矿矿涌水直排或者超标排放，以及废渣堆存、河道侵占、源头区域路基塌陷、古树名木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仍未全面解决，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2月，湖南省龙山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山县检察院）根据《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向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怀化铁检院）通报污水直排猛洞河污染环境线索。怀化铁检院联合属地检察院开展初步调查，发现龙山、桑植两县境内有4处煤矿矿涌水排入猛洞河，污染水体。同年4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怀化铁检院管辖，属地检察院协同办理。怀化铁检院分别与龙山县检察院、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桑植县检察院）组成专案组，以猛洞河源头为起点，对源头干支流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开展调查。经调查发现，除煤矿矿涌水污染水体外，流域内还存在渣堆裸露垮塌1处、河道侵占2处、源头区域路基塌陷1处、古树名木保护不到位等公益受损问题。针对煤矿矿涌水污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规定，相关生态环境部门负有相应监督管理职责。因未依法全面履职，公共利益受到侵害。2023年9月15日，怀化铁检院分别对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湘西州生态环境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立案后，专案组通过现场勘验、委托检测鉴定、调取书证等方式进一步查明，龙山县境内在建矿涌水处理站受专项资金拨付等影响，建设进度迟缓；桑植县境内虽建成2座矿涌水处理站，但长期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设备未正常运行，污泥等固体废物管理台账缺失、转运处置不规范，导致两县煤矿矿涌水直排或者超标排放污染猛洞河。经检测，污水pH值呈酸性，铁等金属指标超过标准限值4倍。2023年11月1日、2024年1月9日，怀化铁检院分别向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湘西州生态环境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督促相关主体整改问题，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收到检察建议后，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对运营公司违法排污行为罚款10万元，并将直接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督促运营公司规范污泥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程序，转运污泥148车、共计235立方米，开挖、疏浚、清理下游河道2141米，清理面积10982平方米。湘西州生态环境局针对矿涌水处理站建设进度迟缓、矿涌水排放污染水体的问题，约谈项目施工单位，明确工期节点，压实建设责任，推动工程按期推进。2023年12月27日、2024年3月6日，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湘西州生态环境局分别书面回复整改情况。截至2025年10月，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已将矿涌水处理站纳入执法监测范围，建立水质监测台账，开展不定期监测，同步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与该运营公司达成10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执行到位。湘西州财政部门按时拨付760余万元专项资金，厂房建设、设备安装已全部完成并投入试运行。针对办案发现的其他公益受损问题，检察机关按照不同问题类型和行政机关职责，分别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针对废渣堆存问题，督促龙山县自然资源局清运猛洞河沿岸废渣6272立方米，修建挡渣墙460米，完成表面防渗并封场绿化25300平方米。针对河道侵占问题，督促桑植县水利局、龙山县水利局分别查处违法行为，清运废弃土石料1000立方米。针对源头区域路基塌陷问题，督促桑植县交通运输局在猛洞河源头垮塌路段设立警示标识，修建90.71立方米挡墙保护源头出水口路基。针对古树名木保护不到位问题，督促桑植县林业局对猛洞河源头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并在全县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整治危害古树名木问题25个，对57株古树名木和23处古树群落挂牌保护。【典型意义】猛洞河是沅江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地位突出。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针对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水体污染、河道侵占等多个公益损害问题，依托检察一体化机制，由派出检察院与属地检察院协同办案，以水污染治理为切口，统筹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带动流域内多发性公益损害问题系统整改，为破解跨区域流域治理难题、服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实践。重庆市沈某福、毛某东污染环境案【关键词】污染环境罪长江生态保护综合履职依法抗诉侦查实验【要旨】检察机关在办理倾倒危险废物、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时，应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针对陈年旧案，判决对危险废物数量认定及适用刑罚明显不当时，应依法提出抗诉，通过开展侦查实验、出具专家意见、邀请专家出庭、多媒体示证等补强证据体系，强化监督效果。在推进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时，坚持一体综合履职，积极推动土壤生态修复，实现治罪与治理的有机统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沈某福，男，54岁，重庆某龙电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毛某东，男，34岁，某龙公司总经理。2003年5月，被告人沈某福与他人出资组建某龙公司，沈某福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整体经营决策，毛某东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在经营过程中，污水交由重庆某水处理公司处理达标后排放，电镀污泥由某龙公司自行处理。2012年至2015年期间，随着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发力，某龙公司为应付环保检查，除将少量电镀污泥交由环保公司正常处理外，其余大量电镀污泥由沈某福私下安排下属王某某（已死亡）联系司机，运输至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附近闲置土地（距离长江干流仅800余米）非法倾倒，由毛某东负责报销、支付非法处置的相关费用。2016年某龙公司停止经营并解散。2021年3月，有关单位在对倾倒现场土地进行开发挖掘过程中，发现前述污染物。经勘验，其中铬、镍、锌等成分严重超标，属危险废物，电镀污泥总量5000余吨。【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夯实证据基础。公安机关接到该单位报案后于2022年1月14日立案侦查，由于案发现场土地征收已过八年，附近居民早已搬迁，现场无监控，难以确定犯罪主体，案件侦破难度大。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岸区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后，引导公安机关确定现场污染物种类，针对涉案污染物为电镀污泥的情况开展源头调查，对辖区化工企业进行排查后，确定已注销的某龙公司系污染物来源企业。沈某福、毛某东归案后拒不认罪。鉴于本案案发时间久远，为进一步夯实证据基础，南岸区检察院持续跟踪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并及时对二人批准逮捕。（二）准确把握争议焦点，依法提起公诉。审查起诉期间，沈某福及辩护人针对案发现场的危险废物是否均为某龙公司倾倒提出辩解，因案件关键人员死亡，大量书证灭失，准确认定危险废物数量难度大，南岸区检察院积极向上级院请示，重庆市检察机关环境资源保护专业办案团队加强案件指导，强化证据体系：一是邀请生态环境专家协助案件办理，根据2012年至2015年间某龙公司用水量、污水处理合同记录的污水数据及污水处理站负责人证言等，认定某龙公司非法处置电镀污泥数量。二是结合污泥数量大，案发现场进出仅有一条小道、地形极为隐蔽，案发期间该区域内仅有某龙公司一家电镀企业以及负责运输、倾倒危险废物的司机证言等证据，排除其他单位或人员在此倾倒同类废物的可能。2023年11月20日南岸区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沈某福、毛某东提起公诉。（三）强化监督，依法抗诉。2025年3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仅认定某龙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277吨，与现场挖掘出的电镀污泥数量差距巨大，并以沈某福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50万元、有悔罪表现为由，判处沈某福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判处毛某东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0万元。一审判决后，南岸区检察院认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刑罚适用明显不当，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期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为强化监督，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通过调取与某龙公司生产工艺及生产规模相当的电镀工业园区的生产数据，联合公安机关委托重庆大学化工学院实验室开展侦查实验，还原某龙公司电镀废水处理流程，并邀请实验专家出庭作证，进一步完善证据指控体系。2026年2月，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认定某龙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3155.94吨，改判沈某福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沈某福被收监执行；改判毛某东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0万元。（四）坚持一体综合履职，治罪治理并重。在该案办理初期，南岸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开展履职，鉴于案情重大、复杂，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因土壤污染处于存续状态，为推动生态环境及时修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南岸区检察院通过向区生态环境局依法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指导有关单位投入资金2300余万元，对危险废物及时清运，修复受污染土壤，及时清除现场含六价铬等危险废物，消除污染物进一步扩散、污染长江岸线的隐患，有力保护了长江两岸的绿水青山。【典型意义】治理长江污染，既要杜绝增量，还要减少存量。在加强长江岸线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治理存量污染过程中，对于案发时间久远、证据灭失情况严重的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件，难以直接证实被告人倾倒危险废物的过程和具体数量的，可以通过组织专家模拟涉案企业生产工艺流程进行侦查实验，并邀请专家出庭作证、多媒体示证等方式，还原产污过程和产污率，结合实际用水量、污水处理量等数据，科学计算案发期间被告人倾倒危险废物的数量。针对认定事实错误，且被告人拒不认罪、未承担污染治理责任但判处刑罚明显较轻的判决，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及时提出抗诉，通过依法抗诉推动改判，依法严惩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污染长江生态环境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同步开展公益诉讼监督，在追究犯罪主体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污染防治管理责任，推动案涉污染物及时得到治理。本案办理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有力保护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污水处理设施不规范运行问题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系统治理【要旨】对点多面广、线索隐蔽、传统方式发现难度较大的公益损害问题，人民检察院可以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监督线索，提高监督精准性。办案中，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协同履职，推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促进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基本案情】宜宾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多、分布范围广。长期以来，该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存在“重厂轻网”“重建轻管”等问题，管网破损、污水溢流、设施间歇性运行等现象较为突出，导致部分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河入江或者不达标排放，影响长江上游宜宾段干支流水环境，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5年10月至11月，宜宾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宾市检察院）在流域水环境治理专项行动中发现本案线索，经综合研判，于11月26日决定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宜宾市检察院调取全市10个县（区）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规模和近一年的进出水量、用电量等数据，研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出异常线索1000余条。围绕异常线索，宜宾市检察院对187个城镇污水处理厂开展调查核实，通过询问相关人员、收集书证、委托检测、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等方式，查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污水收集管网建设运维不到位，部分管网存在错接、混接、破损、渗漏、溢流等问题，导致生活污水直排、漏排；二是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不规范，部分污水处理厂存在进出水量、用电量等运行数据异常，监测设备故障、数据失真，超负荷运行、间歇性运行或者违规排放等问题，影响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三是污泥和入河排污口管理不规范，部分污泥管理台账缺失或者记录不完整，贮存场所“三防”措施落实不到位，入河排污口设置及日常维护管理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等相关规定，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部门负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等监督管理职责。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致使部分城镇生活污水直排、漏排或者不达标排放，损害公共利益。2026年2月，宜宾市检察院先后向宜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宜宾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协同履行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营维护监管职责，建立科学客观的监督考核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持续稳定运行、污水达标排放。收到检察建议后，市住建局与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开展专项整治。一是补齐污水收集管网短板，督促开展污水管网全面排查，修复病害管网300余处，新建、改建污水管网8860米，整治城镇生活污水直排41处。二是规范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督促新安装污水处理设施设备18台，校准设备311台，更换陈旧老化设备69台，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维管理考核办法》，并将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维监管纳入生态环境“党政同责”考核，压实属地责任，提升污水处理设施规范化运行水平。三是规范污泥和入河排污口管理，督促73家污水处理运维企业依法完善污泥管理台账，严格落实污泥贮存“三防”措施，防止污泥“二次污染”；完善入河排污口设置及日常维护管理机制，督促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批文6件，规范入河排污口标识标牌85处。2026年4月23日，宜宾市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等共同实地查看整改情况，整改成效得到充分肯定。为健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长效监管机制，宜宾市检察院与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河长办共同签署《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协同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在线索发现、问题移交、督促整改、检察监督中的工作职责，实现从问题发现到整改的闭环管理，强化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维监管责任。【典型意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达标排放，直接关系长江上游水生态环境质量。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针对沿江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点多面广、运行监管链条长、问题发现难等特点，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异常线索，开展调查核实，督促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履职、系统整改。通过办案，推动完善“绩效考核+党政同责”监管机制，促进污水处理设施监管由事后整改向日常监管、源头治理转变，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公众参与整改评议，凝聚公益保护合力，共同守护长江上游水生态环境。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开展磷石膏综合治理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固体废物污染磷石膏综合治理多部门履职【要旨】对涉及多个治理环节、多个监管主体的生态环境公益损害问题，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不同行政机关职责依法分别立案。办案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协同推进污染清除、生态修复和资源化利用，实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综合治理。【基本案情】贵州省瓮安县地处长江上游乌江流域，磷矿资源丰富，被誉为“亚洲磷仓”。瓮安某磷矿生产企业陆续将约4.8万吨未经处理的磷石膏违规堆放在乌江支流中游河道附近，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未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经鉴定评估，案涉磷石膏为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堆放造成堆放核心区植被灭失、生态服务功能受损，并造成土壤、水体污染，存在大气污染风险，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4月1日，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瓮安县检察院）接到“益心为公”志愿者提报线索，反映瓮安县域内某地堆放大量磷石膏。瓮安县检察院经初步调查，于4月8日依法立案。办案中，瓮安县检察院邀请志愿者参与现场勘验、走访核实，并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图片比对等方式，查明案涉磷石膏违规堆放及公益损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及《贵州省乌江保护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瓮安县生态环境分局（以下简称县生态环境分局）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但未依法履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2024年4月14日，瓮安县检察院与县生态环境分局进行磋商，形成由县生态环境分局依法督促案涉企业整改的磋商意见。4月25日，瓮安县检察院经实地查看发现，相关整改工作尚未开展，遂依法向县生态环境分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案涉企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督促消除环境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办案过程中，瓮安县检察院发现，瓮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县工信局）对磷石膏综合利用负有相应职责，但未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相关工作，遂于2024年5月10日对县工信局立案。经磋商未果，于6月1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九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及《贵州省乌江保护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向县工信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推动磷石膏综合利用工作。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工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分别推进整改。县生态环境分局督促案涉企业清运约4.8万吨磷石膏，交由第三方公司无害化处理后用于矿山修复，并报请黔南州生态环境局对案涉企业罚款84.6万元。经委托鉴定，案涉违法行为造成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失94万元，案涉企业已全部支付并用于生态修复。县工信局指导两家试点企业开展磷石膏基仿生土耕地再造实验示范项目，完成备案、施工方案编制和环评批复。目前，两家试点企业每日可消耗无害化处理的磷石膏1600吨，预计可回填磷石膏46898立方米、约70342吨，并逐步推动县内其他矿山回填项目落地，促进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规范开展。2024年10月11日，瓮安县检察院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报线索的“益心为公”志愿者实地查看整改情况。经委托专家评估，案涉场地污染源已清除，土壤与植被修复效果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修复技术规范；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工艺合规，处置能力与本地产废规模匹配，实现了磷石膏污染风险闭环管控。【典型意义】磷石膏是磷化工产业伴生的工业固体废物，违规堆放易造成土壤、水体、大气污染和植被破坏。本案中，人民检察院聚焦磷石膏违规堆放处置和综合利用不足等问题，准确查明公益损害事实，厘清行政监管职责，分类开展公益诉讼监督。通过磋商、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协同治理，促成污染源清除、受损生态修复与磷石膏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一体推进，对推动磷石膏综合治理、服务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云南省洱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处置工业固体废物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提起诉讼工业固体废物代履行终结诉讼【要旨】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经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仍未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致使公益损害持续存在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中，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公益保护目的实现，继续诉讼已无必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基本案情】云南省洱源县观音箐系右所镇焦石村集体山林，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某矿业公司自2011年起经营焦石村选矿厂，至2024年6月停产期间，持续将约9万吨尾矿渣非法倾倒于观音箐内，非法占用林地、河道近3亩。经第三方检测鉴定，案涉尾矿渣为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因尾矿渣长期违法堆存，且未依法采取规范贮存、处置措施，造成污染环境风险和生态功能损害，损害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7月，洱源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洱源县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本案线索，经初步调查核实，于同年10月29日依法立案。洱源县检察院通过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咨询专家等方式，查明涉案尾矿渣违法倾倒、长期堆存及生态环境损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等规定，大理州生态环境局洱源分局（以下简称县生态环境分局）、洱源县右所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有相应监管职责。该公司自2011年起持续实施非法倾倒行为，镇政府、县生态环境分局分别至2023年、2024年才发现相关问题。两行政机关虽先后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下达整改通知，但该公司未按要求落实整改。两行政机关未持续跟进督促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尾矿渣长期违法堆存，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2024年11月6日，洱源县检察院分别向县生态环境分局、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县生态环境分局依法查处非法倾倒工业固体废物行为，督促规范处置尾矿渣；建议镇政府依法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协同消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风险。检察建议发出后，洱源县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两次召开整改推进会督促整改。2025年1月，两行政机关均按期回复，但未按检察建议要求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尾矿渣仍未清运、处置，公共利益持续受损。【诉讼过程】2025年2月7日，洱源县检察院以县生态环境分局、镇政府为被告向洱源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依法处置尾矿渣。审理期间，被诉行政机关陆续推进整改。鉴于涉案企业仍未履行尾矿渣清运、处置义务，尾矿渣长期违法堆存，损害风险具有现实紧迫性，镇政府依法作出代履行决定，委托第三方编制《尾矿应急处置项目处理能力评估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制定《尾矿渣应急处置实施方案》，报请县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并在代履行完成后依法向涉案企业追缴代履行费用。县生态环境分局向涉案企业下达整改通知，督促其实施尾矿应急覆膜，配合镇政府做好代履行相关工作。经整改，约9万吨尾矿渣已全部清运至该公司厂区规范暂存，并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污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后续拟通过“资源化利用+填埋处理”方式依法处置。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协同推进受损区域生态修复，洱源县林业和草原局已对箐沟两侧林地开展地表覆土，待适宜季节补植复绿。2025年12月17日，洱源县检察院会同县法院现场核实整改情况。经评估，涉案尾矿渣已清运至规范暂存场所，污染扩散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后续处置方案已经明确，受损区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行政机关已依法履行职责，继续诉讼已无必要，洱源县检察院遂建议县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同年12月26日，县法院依法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工业固体废物违法堆存易引发水体、土壤污染和生态功能损害，应当依法及时清运、规范管控、妥善处置。本案中，人民检察院针对尾矿渣长期违法堆存、污染风险持续存在问题，先以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监管职责；在行政机关未依法全面履职、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情况下，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刚性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为加强区域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维护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2 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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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公正高效审理了一大批涉民营企业案件。今年5月20日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为展现贯彻实施法律的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和以案释法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本次发布的8件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一是纾困赋能，精准破解民营企业发展困境。人民法院立足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问题，摒弃“一判了之”，结合企业经营现状、行业发展前景定制个性化纾困方案，助力企业摆脱经营危机、实现良性发展。此次发布的某银行诉某科技公司、孙某某、付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量身定制“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调解方案，推动形成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某电器公司执行转重整案中，人民法院通过“缓执行+预重整+府院联动+招商引资”等组合措施，成功引入战略投资盘活优质资产，充分彰显司法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发展支持与纾困赋能。二是依法护权，全方位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严格践行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精神，聚焦保护民营企业人身权、财产权，依法打击侵权行为、纠正不当举措，为民营企业发展筑牢法治屏障。此次发布的某汽车公司诉微博大V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人民法院准确界定舆论监督边界，依法惩处恶意诋毁、侮辱企业的行为，维护民营企业名誉权；某医药公司诉某区卫健委、第三人某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通过主动函询、现场调查等司法手段，依法核实认定了送货单据复印件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司法审计，顺利解决政府机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回款权；某房地产公司诉某市人民政府、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允诺案中，人民法院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行政允诺审查—履行不能认定—补偿责任量化”的裁判规则，判决政府支付民营企业800余万元补偿款，依法保护企业获得行政补偿的权利；某建设公司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中，人民法院结合案件实际，依法合理补偿民营企业信赖利益损失，促推政府守信践诺。三是规范引领，推动构建公平诚信营商环境。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明确行为边界，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经营、公平竞争，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此次发布的某软件公司与某科技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背靠背”条款无效，规制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转嫁付款风险的不当行为，切实缓解了中小软件企业回笼资金的生存压力。四是创新提质，构建多元高效涉企解纷体系。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创新解纷模式，整合解纷资源，打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涉企纠纷解决路径，最大限度降低诉讼对民营企业经营的影响。此次发布的某进出口公司与某外商公司及其出资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联合贸促会，运用“商事调解+中立评估+司法确认”模式，高效化解涉外纠纷、节省企业诉讼成本，保护民营企业“出海”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发扬钉钉子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法治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的通知发改民营〔2026〕70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宣传解读和贯彻实施，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和以案释法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共同选编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典型案例。现印发给你们，供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5月20日附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案例一“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助力民营企业摆脱资金流动性危机——某银行诉某科技公司、孙某某、付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例二准确界定舆论监督边界，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名誉权——某汽车公司诉微博大V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案例三依法进行司法审计，推动政府机关清偿拖欠的民营企业账款——某医药公司诉某区卫健委、第三人某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四依法认定“背靠背”条款无效，规制大型企业转嫁付款风险的不当行为——某软件公司与某科技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案例五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获得行政补偿权利，助推诚信政府建设——某房地产公司诉某市人民政府、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允诺案案例六依法合理补偿民营企业信赖利益损失，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某建设公司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案例七执破衔接助力被执行人破产重整，赋能民营企业重生——某电器公司执行转重整案案例八“法院+贸促会”联动解纷，保护民营企业“出海”合法权益——某进出口公司与某外商公司及其出资人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一“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助力民营企业摆脱资金流动性危机——某银行诉某科技公司、孙某某、付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关键词】金融债权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协同解纷【案例摘要】在某民营科技公司贷款逾期被某银行起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北京金融法院依托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引入营商环境专家协同研判，识别企业的纾困价值，摒弃“一判了之”，量身定制“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调解方案，促成各方达成协议，企业分期履约，账户同步解封，成功摆脱经营危机。本案处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有关规定精神，创新调解方式，推动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民营企业的水平，增强信贷供给与企业资金需求的适配性。【具体内容】2023年，某科技公司与某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银行向科技公司提供12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同年11月6日，双方签订《单位借款凭证（借据）》，科技公司向银行借款600万元，约定了借款利率、到期日等核心条款，两名保证人就案涉借款签订《保证合同》，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银行依约将600万元贷款发放至科技公司账户。后科技公司因流动资金周转困难，未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银行遂将科技公司及保证人诉至一审法院。该院经审理判决科技公司偿还银行欠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律师费，保证人承担相应保证责任。科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全面核查案件背景、精准研判科技公司经营现状，充分考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的现实困境，以及对区域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就业稳定的重要意义，遂引入营商环境工作室解纷机制，由法官与营商环境专家协同发力，为双方量身定制“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的个性化调解方案。双方约定科技公司按约分期履行还款义务，银行根据还款进度依次解封企业相应账户，实现还款履约与企业资金流动性改善的有序衔接。最终，科技公司按调解协议逐步履行还款义务，银行债权得到稳定保障，企业账户逐步解封后恢复正常资金流转，成功摆脱经营危机，重回发展正轨。【典型意义】本案中北京金融法院通过全面核查企业经营现状、行业发展前景，精准认定某科技公司具有挽救价值，决定开展司法裁判与企业纾困相结合的调解工作。依托北京金融法院与北京市工商联联合设立的营商环境工作室，整合法官专业司法能力与营商环境专家行业研判优势，综合运用“市场精准评估+企业全力自救+投融资他救”解纷模式，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分期还款+账户梯度解封”调解方案，既依法保护金融债权，又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案例二准确界定舆论监督边界，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名誉权——某汽车公司诉微博大V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关键词】网络侵权舆论监督侮辱性名誉权【案例摘要】某微博大V在微博中发布大量针对某知名新能源车企的负面评价和恶意诋毁、侮辱内容，严重侵害车企名誉权，车企依法提起诉讼。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相关博文涉及车企投资人、高管、产品，从整体考量均指向该车企；博文内容缺乏证据证实，带有强烈侮辱意味，已超出监督评价的合理范围，构成对车企名誉权的侵犯。据此判令微博大V删除相关微博，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等。本案深度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即不得利用互联网等传播渠道，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恶意侵害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具体内容】原告某汽车公司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内一家从事汽车及相关零部件技术开发等经营活动的知名企业。被告刘某系新浪微博大V，微博身份认证为：汽车达人、微博汽车视频博主，拥有大量粉丝。为博取流量等不当目的，被告刘某在一年时间内，持续、密集发布了180余条与原告直接、间接相关的微博，内容包括被告认为原告骗取被告策划方案、原告车辆存在质量缺陷等，并大量使用侮辱性词语。原告诉至法院，主张被告行为侵犯其名誉权，要求判令被告删除相关微博、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微博内容涉及原告某汽车公司的高管、投资人、产品等，与原告的产品、服务、整体形象存在紧密联系，网民阅读时能直接与原告产生关联，从整体考量，原告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微博内容虽有少量关于骗取策划方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内容，但被告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博文中大量使用侮辱性词语，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已经超出监督、评价的合理范围，确有侮辱、诋毁原告的故意。考量发布言论的密集性、持续性，这一行为整体上已经构成对原告的侮辱，足以降低原告的社会综合评价，导致原告的名誉权受损。被告作为专业车评人，在微博平台拥有大量粉丝，更应当审慎使用其作为微博大V的影响力，以更专业的方式进行表达。据此，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的名誉权，判令被告删除相关微博，在微博公开赔礼道歉并置顶90日，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及费用合计40万余元。【典型意义】案例明确当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通过行为人言论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事实，能够知悉行为指向的是特定的民事主体，受害人有权提起诉讼。行为人通过互联网传播渠道，大量使用侮辱性词语，超出网络用语合理范围的边界，贬损经营主体及其经营者名誉的，应该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责任。本案涉及网络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边界认定问题，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有助于加强涉企网络言论治理，维护网络空间公共秩序，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案例三依法进行司法审计，推动政府机关清偿拖欠的民营企业账款——某医药公司诉某区卫健委、第三人某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关键词】拖欠账款政府审计司法审计结算依据【案例摘要】某区卫健委与某医药公司约定双方交易以政府审计为结算依据，但后续以原始票据缺失且政府审计未完成为由拖欠货款。对此，人民法院通过四次发函、现场调查等方式核定票据真实性，并认定案涉政府审计与双方诉争事实的关联性不明确、审计期限亦不明确，在此情形下如仍适用该约定，则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即“强制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遂准许某医药公司申请的司法审计，并据此裁判某区卫健委向某医药公司支付货款2696万余元，双方均服判息诉，并已达成分期付款的和解协议。【具体内容】2023年6月，某医药公司与某区卫健委就前期供货及往来账款进行对账，明确某区卫健委欠付账款金额3540万余元，某区卫健委在《往来账对账函》上加盖公章并载明“数额证明无误，最终以某区审计局审计结果为准”。某医药公司多次催要货款无果，遂诉至湖北省武汉市某区人民法院，要求某区卫健委支付货款及利息。案件审理过程中，某区卫健委以政府审计结果尚未出具故付款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向某医药公司支付货款，并以某医药公司提供送货单据并非原件为由拒绝认可证据真实性。为查清案件事实，湖北省武汉市某区人民法院四次向政府机关发函，并派员赴外省核实，最终确认某医药公司所持送货单据复印件的真实性。湖北省武汉市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然某区卫健委与某医药公司约定结算数额以某区审计局审计结果为准，但该区审计局正在进行的审计与本案关联性不明确、审计期限亦不明确，案涉交易完成已近三年，作为结算条件的政府审计仍未完成。如机械适用双方结算约定，则无异于变相强制要求民营企业以政府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可能导致货款处于无限期拖欠状态，不利于民营企业账款获得及时支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七条关于政府机关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规定，故依法准许某医药公司提出的司法审计申请。综合考虑司法审计结果、已付款情况、约定的结算条件等因素，判令某区卫健委向某医药公司支付货款2600余万元。该案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判决生效后，某医药公司与某区卫健委达成分期还款的执行和解协议，首期款项已支付到位。【典型意义】本案中，某医药公司因未持有送货单据原件举证困难，某区卫健委则坚持以政府审计结果作为付款依据，双方各执一词。为推动纠纷解决，人民法院通过主动函询、现场调查等司法手段，核实认定了送货单据复印件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司法审计，及时作出裁判，顺利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案例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关于账款支付刚性条款，有利于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案例四依法认定“背靠背”条款无效，规制大型企业转嫁付款风险的不当行为——某软件公司与某科技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关键词】市场优势地位“背靠背”条款拖欠账款中小企业【案例摘要】某大型上市企业承包软件开发项目后，分包给某中小企业，约定付款条件为“收到上游企业款项”、“整体项目通过验收、结算、审计”，并以上述约定付款条件未满足为由，长期拖欠下游的中小企业款项。人民法院坚持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原则，依法认定上述“背靠背”条款内容作为付款条件无效。案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八条关于大型企业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民营企业支付账款条件的规定，严格规制企业“以大欺小”，切实保障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具体内容】案外人某云计算公司将其承包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项目的部分项目分包给某软件公司。2020年1月，某软件公司又将其承接项目中的一子项目再分包给某科技公司，并与之签订涉案软件开发合同。其中，某软件公司是大型上市企业，而某科技公司为中小企业。某科技公司完成了该子项目的开发，且于2022年12月通过验收，但某软件公司以涉案软件开发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某云计算公司向某软件公司支付软件相关款项”以及“整体项目通过验收、结算、审计”均未满足为由，仅向某科技公司支付了合同金额25%的预付款。某科技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软件公司支付剩余合同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某软件公司向某科技公司支付500余万元合同尾款及相应违约金。某软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软件开发合同中关于以某云计算公司向某软件公司支付相关款项，且整体项目通过验收、结算、审计为附加付款条件的约定，均属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背靠背”条款，违反了公平、诚信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限制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损害公共利益，应给予否定性评价。本案中将某云计算公司先行向某软件公司支付款项作为付款前提的约定不能认定为有效的付款条件。整体项目验收、结算、审计条款与涉案子项目亦无特定关联，整体项目的验收、结算、审计超出了单项项目承包人某科技公司所能支配的范围。在某科技公司负责的项目完成后五年整体项目都未能通过验收、结算、审计，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在此情形下，某软件公司应当根据某科技公司完成合同的情况支付相应款项，而非无限期拖延付款。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规制“以大欺小”、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对“背靠背”条款作出否定性评价，有效规制了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转嫁付款风险的不当行为，切实缓解了中小软件企业回笼资金的生存压力，为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起坚实法治屏障。案例五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获得行政补偿权利，助推诚信政府建设——某房地产公司诉某市人民政府、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允诺案【关键词】营商环境行政允诺行政补偿诚信政府【案例摘要】某市政府会议纪要同意某房地产公司就征地补偿问题与群众达成协议，由某房地产公司增加补偿，额外增加的补偿费用、经济损失由政府部门在土地出让、容积率等政策上给予该公司优惠、补偿。某房地产公司据此方案向群众支付增加的补偿费用，但政府允诺的补偿未能全部“兑现”。某房地产公司以政府未履行会议纪要允诺的补偿义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某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中首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规定，判决政府向房地产公司支付800余万元补偿。【具体内容】2010年7月，某市人民政府作出〔2010〕49号会议纪要，同意某房地产公司就案涉地块补偿问题与被征地群众达成协议，由某房地产公司在原补偿标准基础上增加补偿。某房地产公司额外增加的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某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土地出让、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2012年4月，某房地产公司和被征地群众达成调解协议，某市政府在调解协议上加盖印章。后某房地产公司以某市政府未履行会议纪要允诺的补偿义务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某市政府支付其垫付的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和占用资金成本。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培育诚信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应当守信践诺，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中，某市政府在〔2010〕49号会议纪要作出后，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兑现出让40亩土地、调整容积率等行政允诺，值得充分肯定。但在〔2010〕49号会议纪要允诺的“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这一内容，事实上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某市政府未能从更好树立法治政府、诚信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形象、进一步推进本地区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积极与某房地产公司协商沟通，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就某房地产公司受到的损失承担一定补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依法向民营经济组织作出的政策承诺和与民营经济组织订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民营经济组织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案涉损失形成的背景、原因、双方责任大小等因素并结合案涉房地产项目的利润等情况，判令某市政府一方承担案涉1682万元损失的一半，即841万元。【典型意义】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首个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进行裁判的行政案件。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从维护政府诚信、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角度，对行政机关未能履行行政允诺、又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规制，确立“行政允诺审查—履行不能认定—补偿责任量化”的裁判规则，充分体现法院以司法审判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让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案例六依法合理补偿民营企业信赖利益损失，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某建设公司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关键词】部分条款无效信赖利益守信践诺依法合理补偿【案例摘要】某地方政府和某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设置的利益分配条款依法被认定无效，但合作协议的其他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合作项目因政策原因终止后，双方未就企业签订及履行《合作协议书》产生的信赖利益补偿达成一致意见，政府亦未按照一审法院生效判决要求对企业作出赔偿或补偿决定，企业为此诉诸法院。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八条、第七十条规定精神，综合具体案情，酌定政府应当依法合理补偿企业信赖利益损失，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促推政府守信践诺。【具体内容】2007年4月某区政府与某建设公司就合作开发建设某项目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按照“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市场运作、利益分享、实现双赢”的合作原则，政府将开发建设项目的土地前期开发工作委托给某建设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在完成前期开发工作后，政府按照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办法从土地出让收入中给予回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某建设公司按协议开展了前期土地开发工作。2016年因政策变化等因素，各方协议对合作项目提前清盘结算，成立项目开发成本清算审核小组进行审核，出具《建设项目开发成本审核查证报告》，并签订《协议书》，审核确认开发综合成本。同时，《协议书》约定：除《合作协议书》中的利益分配条款由法院依法审判外，《合作协议书》的其他内容自动终止。2021年1月，某建设公司就《协议书》所涉利益分配问题提起诉讼。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合作协议书》利益分配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和国家财政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被确认为无效条款，某建设公司不存在依该条款计算而享有的履行利益。某建设公司主张参照该条款计算其损失予以补偿缺乏法律依据，但双方于2007年4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除利益分配条款无效外，其余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民营企业在签订合同并履行时的合理利益预期应予保护。2016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及《建设项目开发成本审核查证报告》未涉及原告利益补偿。故，一审法院结合《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原告开展的主要工作，参照合作协议终止时建筑企业实际运营情况，酌定某区政府向某建设公司支付补偿款人民币4300余万元，驳回某建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区政府对合作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具有主要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或合理的补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八条、第七十条的规定精神，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政府的承诺是法治化营商环境中最硬的“软实力”，行政机关相较于普通经营主体，理应具备更高的法律认知与审慎义务。涉案合作协议的利益分配条款因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被认定无效，某建设公司负有一定责任，但某区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明知法律禁止仍签订上述条款，对利益分配条款无效负有主要责任，其后，又未能依照生效行政判决要求，妥善处理合作协议无效后的相关事宜，依法应合理补偿某建设公司基于合作协议履行产生的信赖利益损失。原审法院综合考量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的补偿金额并无不当，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因行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未简单止步于合法性审查，而是根据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规定精神，深入考量企业基于对政府诚信和协议履行产生的信赖利益。在确认政府对行政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具有主要过错的前提下，结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签订以及实际履行情况，依法合理补偿企业的信赖利益损失。本案向社会昭示，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必须恪守诚实信用，不得损害经营主体基于政府承诺形成的合理信赖利益，应积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案例七执破衔接助力被执行人破产重整，赋能民营企业重生——某电器公司执行转重整案【关键词】投资融资促进盘活资产执破衔接重整价值识别【案例摘要】某电器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际控制人于2024年1月意外离世，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负债7000余万元，资产被轮候查封、资金链断裂、企业停产。江苏省宿迁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积极推动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对有重整价值的“有产可破”企业依法重整、保留企业核心资产，依法建议并引导企业启动预重整程序，通过“缓执行+预重整+府院联动+招商引资”等组合措施，成功引入战略投资盘活资产，企业全面复产。该案重整成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八条关于支持民营经济组织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的立法宗旨。【具体内容】某电器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总投资2亿元，占地近百亩，主营家用电器及配件生产销售，拥有完整的生产线、稳定的销售渠道与成熟的品牌，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洗衣机十大品牌”，具备良好的市场基础与发展潜力。2024年1月，企业实际控制人意外离世，迅速引发债务、经营、信用三重危机，企业负债7000余万元，土地厂房、机器设备、银行账户被多家法院轮候查封冻结，供应商集中起诉、债权人上门催债并引发集体信访，资金链彻底断裂，企业被迫全面停产，220余名职工面临失业，优质产能濒临闲置。江苏省宿迁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办理该企业系列执行案件时，贯彻规范文明执行理念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平等保护精神，经全面研判确认，企业危机由偶发事件导致，核心资产完好、市场渠道稳定，具备显著重整价值与挽救可行性。法院及时向企业、债权人释明重整制度优势与法律政策，主动建议并引导企业依法启动预重整程序，为危困民营企业争取宝贵重生窗口期。为确保重整顺利推进，江苏省宿迁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统筹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打出组合拳：一是依法暂缓强制执行，协调解除不必要的查封冻结，防止资产低价处置导致企业价值贬损，保留完整生产要素；二是搭建债权人、债务人、投资人三方沟通平台，规范预重整流程，制定合理偿债方案，凝聚各方重整共识；三是强化府院联动机制，联合属地政府、招商、信访等部门，统筹债务协调、信用修复、要素保障与风险稳控；四是公开招募战略投资人，成功引入外部资金，优化企业治理与债务结构，在保留企业主体、品牌与职工队伍基础上实现轻装重启。2025年6月，某电器公司全面恢复生产，月产值超两千万元；普通债权人受偿率高达93%，债权得到高效保障；220余名职工全部返岗就业，企业信用与供应链合作关系得到有效修复，实现从停产危困到良性运营的实质性重生，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职工权益与社会稳定。【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司法程序保护民营经济的典型样本。执行法院把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作为执破衔接机制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识别重整价值，在保留企业核心资产的情况下引导启动预重整。通过府院联动与市场化招商引资，有效盘活优质资产、促进投资融资、稳定就业岗位，实现企业重生、债权清偿、职工稳岗、产业链安全等多重效果，充分彰显司法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发展支持与纾困赋能，为人民法院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案例八“法院+贸促会”联动解纷，保护民营企业“出海”合法权益——某进出口公司与某外商公司及其出资人买卖合同纠纷案【关键词】服务保障海外权益保护涉外商事调解“法院+贸促会”联动【案例摘要】在某进出口公司与某外商公司及其出资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联合嘉兴贸促会，依托“商事调解+中立评估+司法确认”涉外商事多元解纷机制，法官与中立调解员协同发力，破除语言不通、跨国交易等难题，仅用时3天便妥善化解纠纷，并经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为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10万余元，让中外当事人同享中国司法服务的效率与温度。该案的成功化解充分体现了涉外商事纠纷专业型诉调对接机制的独特价值，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七条关于完善民营企业海外利益保障机制提供了案例注解。【具体内容】某埃及商人独资设立了某外商公司，常年向浙江桐乡市某进出口公司采购沙发布。双方对账确认尚有15万余美元未结清，某外商公司向某进出口公司出具欠条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付清。然而其付款期限届满，仍未清偿货款。沟通未果后，某进出口公司遂将某外商公司及其独资股东起诉至桐乡市法院，要求付清货款。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当事双方已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有较好的合作基础，除该笔货款外，其他交易并无争议。且某外商公司系因临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非有意拖欠货款，存在良好的调解基础。若采用调解方式，既能免去聘请翻译人员的高额费用，又能避免涉外纠纷诉讼流程过长等问题，最大限度减少诉讼对双方经营产生的影响，也有利于修复商业友谊，为双方后续合作创造更大可能。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联合嘉兴市贸促会，迅速启用涉外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选定具有10余年外贸工作经验且英语流利的调解员参与调解，并第一时间组建调解微信群为三方沟通搭建桥梁。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从中立的角度评估案件的优势、劣势，协助作出专业的中立评估意见，引导双方深度考虑后续的贸易合作；法官从法律角度进行指导、补充、释明，最终推动双方就具体偿付金额、还款期限达成调解合意：某进出口公司同意减让部分货款，某外商公司承诺在4个月内分三期支付货款。针对某进出口公司对外商公司不能按期支付的担忧，调解协议中也增设了履行制约条款，并申请通过法院的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强制执行力。双方握手言和，表示未来将继续密切合作。当日，外商公司即按约支付了首期货款。【典型意义】国际贸易中，合同纠纷屡见不鲜。该案件依托“法院+贸促会”联动机制，通过“商事调解+中立评估+司法确认”模式，高效化解涉外商事纠纷，不仅为企业节省了成本、减轻了诉累，也促进了企业的共商共赢，更体现了涉外商事纠纷专业型诉调对接机制的独特价值，为解决类似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1 10: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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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依法严惩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加强涉企案件立案监督和审判监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即将正式实施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民营企业内部腐败、“一货多卖”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串通投标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常见法律问题，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依法惩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是检察机关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主要方式。例如，在案例一某民营房地产企业内部腐败系列案中，上海检察机关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及时补充起诉遗漏罪行，同步推进查处关联行受贿犯罪；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助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筑牢企业内部腐败“防火墙”。再如，在案例二某大宗贸易领域合同诈骗案中，涉案金额高达68亿余元，浙江检察机关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犯罪界限，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同步推进全流程追赃挽损，依法平等保护涵盖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受害企业合法权益。持续加强对涉企案件的法律监督，是这批典型案例的鲜明特点。既有依法提起抗诉，纠正错误裁判，回应企业信访诉求的审判监督案件，也有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接续监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立案监督案件。例如，在案例五杨某某职务侵占审判监督抗诉案中，北京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判决，依法提起审判监督抗诉，并在案件再审过程中依法调取使用境外证据，落实“一案多查”、深挖职务犯罪线索，通过充分履职推动抗诉案件顺利改判，有效发挥了检察监督效能。在案例六某建筑公司申请立案监督案中，江西检察机关高质效开展法律监督，在刑事立案监督中发现行政违法线索后，通过行刑衔接监督纠正不正当行政执法行为，为企业纾困解难。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以高质效履职办案持续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关于印发《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党中央关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要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规定，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6件典型案例，现予印发，供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5月9日案例一刘某某、邹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治理受贿行贿一起查检察建议【要旨】检察机关在检察履职中要落实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及时补充起诉遗漏罪行，同步推进查处关联行受贿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持标本兼治，在助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筑牢企业内部腐败“防火墙”的同时，探索检察服务企业新机制，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基本案情】刘某某，原系某房地产公司首席副总裁。邹某某，原系某房地产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裁兼项目拓展中心总经理。2012年至2022年，刘某某分管某房地产公司项目拓展中心（以下简称项目拓展中心）业务，其利用项目拓展洽谈、内部审核报批、合同签约等职务便利，个人或伙同邹某某等下属员工，收受多家房地产项目合作方给予的贿赂款。其中刘某某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6亿余元，个人非法所得1亿余元；邹某某收受贿赂共计1.177亿元，个人非法所得3770万元。2024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下简称浦东分局）以刘某某、邹某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移送审查起诉。同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浦东检察院）对刘某某、邹某某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25年2月、6月，浦东检察院分别补充起诉刘某某漏罪事实。2025年9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刘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被告人邹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决已生效。此外，浦东检察院另起诉某地产公司内部腐败系列案关联受贿人员8人，行贿人员15人，行贿企业11家，相关案件已陆续判决或在法院审理阶段。【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全程引导侦查取证，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本案系某房地产公司内部接到关于邹某某涉嫌商业贿赂的举报，向浦东分局报案后案发。经初步侦查，证据指向邹某某的上级刘某某有共同受贿嫌疑。但因本案涉及项目多、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刘某某、邹某某到案后存在诸多辩解，侦查难度大。浦东检察院受邀介入引导侦查。一是准确认定职务便利。刘某某到案后逐步供认利用项目拓展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某商业广场项目合作提供便利，但对为请托人谋取相关项目的供配电工程合作，提出不属于自己分管职权范围，不存在职务便利的辩解，浦东检察院通过引导侦查机关补充地方项目公司负责人证言，调取某集团部门职能划分、发展新项目业务流程、项目拓展考核方案等书证，查明项目拓展中心负责统筹某商业广场、住宅等全类型项目的拓展、立项审批等事项，因项目立项数直接决定地方项目公司考核，刘某某作为分管项目拓展中心的首席副总裁，对地方项目公司负责人等具有职权上的制约力，有力证实其犯罪事实。二是准确认定涉案钱款性质。针对刘某某提出的部分受贿事实系其介绍咨询业务给朋友公司，咨询服务费亦为该公司收取，与其无关的辩解，浦东检察院引导侦查机关补强客观证据，通过调取银行流水查明该咨询公司除行贿公司转入的钱款外，无其他经营收入，系空壳公司；通过资金流向查明部分贿赂款由咨询公司账户转入刘某某助理账户，证实上述钱款由刘某某实际控制使用，进而认定所称咨询费系贿赂款。（二）全面认定犯罪事实，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为高质效履职办案，浦东检察院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补充起诉遗漏罪行。针对新到案的行贿人和新发现的受贿事实，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先后两次补充起诉，受贿金额从报案时的2000余万元到最终起诉认定的1.6亿余元，受贿领域从报案初期的某商业广场项目拓展到住宅销售项目、供配电工程项目等其他领域，指控意见获法院全部采纳。二是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刘某某、邹某某案涉及19个商业广场项目、1个地产项目及179个供配电工程项目，牵连出项目拓展中心不同层级受贿人员、涉案项目行贿人及行贿企业。检察机关成功起诉刘某某等主犯，构建有力指控证据体系，另行起诉关联行受贿人员及单位18件，坚决斩断行业内权钱交易链条。三是注重全流程处置涉案财物。侦查阶段，引导侦查机关及时对涉案银行账户、房产采取冻结、查封等强制性措施；审查起诉阶段，补充审计刘某某、邹某某受贿犯罪所得的孳息，剔除与个人合法财产混同部分的收益，准确认定孳息金额；法庭审理阶段，对涉案财物处置进行专门的举证质证和分析论证，追缴到案违法所得及孳息近亿元并建议法院予以没收。浦东检察院后续根据本案实践，探索制定了涉案财产处置审查报告书、起诉书、量刑建议书等法律文书模板，指导类案办理。（三）延伸治理精准施策，筑牢企业风险防线。一方面，针对个案反映出的某房地产公司内部管理缺漏，检察机关从企业组织架构职能调整、相关项目信息督查系统完善、风险防控反腐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检察建议。某房地产公司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全面优化业务流程，重塑项目拓展中心组织架构，完善信息化审批流程，细化反商业贿赂条款和违约责任，堵塞腐败漏洞，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另一方面，依托上海“法治副园长”工作机制，在本案及系列案件庭审过程中，多次组织区工商联及某集团、地产行业相关企业、园区企业等相关人员“零距离”观摩法庭审理，取得较好廉洁警示教育效果。【典型意义】（一）落实依法平等保护理念，高质效办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检察机关在办理业务模式复杂、职权边界交织的大型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内部腐败案件时，应系统梳理企业整体组织架构、运行模式与部门职能定位，精准厘清涉案人员所处层级、职权范围，准确认定职务便利。针对该类犯罪中常见的“幽灵辩解”，检察机关应充分引导侦查取证，注重调取手机电子数据、银行交易流水等客观证据，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对于涉案财物金额巨大、权属复杂的案件，要强化涉案财物公诉职责，全链条查明犯罪数额、违法所得及其孳息，帮助企业追赃挽损。（二）持续做优检察服务供给，深入推进企业内部反腐治理。检察机关在办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时，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注意深挖遗漏犯罪事实及关联犯罪，并及时补充起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加强与工商联、行业协会的协作，通过走访调研、检企座谈、检察开放日等形式，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强化检企良性互动，做好涉民营企业内部反腐治理的后半篇文章。案例二陈某、孙某等7人合同诈骗、挪用公款、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关键词】合同诈骗一货多卖非法占有目的追赃挽损【要旨】检察机关办理大宗贸易领域“一货多卖”类案件时，应充分发挥一体履职优势，强化引导侦查与证据审查，及时收集、固定关键证据，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犯罪界限。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同步推进全流程追赃挽损，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服务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健康有序发展。【基本案情】自2011年4月起，陈某在上海先后控制4家贸易公司，开展铝锭现货贸易。因经营亏损，2017年陈某雇佣孙某担任总经理，扩大铝锭期货与现货贸易，并开始“一货二卖”。后因对市场行情误判，经营亏空持续扩大。2018年11月起，陈某伙同孙某在明知实控公司已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注册并实控5家贸易公司及收购2家仓储公司，安排赵某担任实控的宁波港某仓储公司负责人，并与外地仓储公司负责人（另案处理）合谋，实施铝锭“一货多卖”。陈某、孙某以支付约15%保证金等为诱饵，以宁波港某仓储公司等仓库存储的铝锭为标的，通过赵某、董某某、严某某、张某等人出具虚假提货单、入库单等单证，骗取客户货款，用于弥补亏损、期货投机及个人高消费等事项。截至2022年5月案发，陈某、孙某等人通过“一货多卖”方式，造成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等41家单位实际损失68亿余元。另查明，2020年1月至案发，陈某、孙某伙同潘某某（另案处理）挪用某国有投资公司7355万余元资金进行铝锭期货交易。2021年6月至案发，陈某伙同赵某在公司铝锭仓储经营业务中，给予某贸易公司总经理助理汪某铝锭过户费回扣共计42万余元。2022年5月，宁波港某仓储公司的货主单位因未能提取存储的铝锭而报警，后宁波公安机关对陈某、孙某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2023年7月，公安机关以陈某、孙某等6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向宁波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2024年1月至3月，检察机关以陈某、孙某等6人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以汪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其追加起诉。同年5月至12月，检察机关分别以陈某、赵某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陈某、孙某犯挪用公款罪补充起诉。2025年2月至4月，一审法院对陈某以合同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孙某以合同诈骗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万元；对赵某、董某某、严某某、张某、汪某依法作出相应判决。陈某、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25年8月，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上下联动履职，积极引导侦查取证。案发后，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波市检察院）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镇海区检察院）迅速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受邀介入引导侦查后，围绕交易模式、案件定性、资金流向等关键问题，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调取涉案公司财务账册、合同、提单等客观证据，恢复涉案人员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查明交易模式，为案件准确定性夯实证据基础。为防止涉案财产被非法转移，引导侦查机关及时控制涉案企业财务人员、货物及相关电子设备，调取铝锭仓储数据，同步理清涉案企业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账目，为后续追赃挽损奠定基础。（二）抓关键解难题，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本案时间跨度长，涉案企业从正常经营逐步演变为“一货二卖”，最终通过控制仓库实施“一货多卖”。为精准指控犯罪，宁波两级检察机关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点。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正常市场经营中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关键，也是此类案件办理的难点。检察机关在全程跟进财务审计、全面审查证据的基础上，查实2018年11月，陈某等人在明知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仍将收取的1.3亿余元货款用于收购相关仓储公司，通过控制贸易及仓储公司，采用伪造单据、锁定合同、错开被害企业盘库时间等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大规模实施“一货多卖”，据此认定陈某等人在2018年11月开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严格审查资金流向，认定其无实际履行能力。经对期货账户、银行账户、公司财务账册内资金去向的依法审查，查实2018年末至案发，陈某的实控公司负债从4900余万元不断扩大至22亿余元，长期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期间仍通过“高买低卖”等方式收取大量货款用于弥补公司亏损、购买期货及个人高消费，客观上已不具备向被害企业交付铝锭的履行能力。据此，认定陈某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无实际履约能力，依法认定其构成合同诈骗罪。三是准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陈某自2018年11月后实控多家仓储及贸易公司，上述公司设立后主要从事犯罪活动，收益亦归陈某等个人支配，不予认定单位犯罪。四是准确区分主从犯。针对孙某提出系从犯的辩解，经审查认为，孙某受陈某指使，具体负责实施“一货多卖”，指使开具虚假单证等，积极实施犯罪，对被害企业被诈骗具有重要作用，依法认定其与陈某均系主犯。同时，对赵某等4名公司员工依法认定为从犯。（三）加强协作配合，加大追赃挽损力度。针对本案被害企业多，损失数额大的情况，检察机关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一是重视财产线索的“穿透式”排查。宁波市检察院与镇海区检察院受邀介入后，协同侦查机关立即开展追赃挽损工作，引导侦查机关对资金账户进行清查，排查相关联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5174个，查清陈某、孙某个人及实控公司银行账号102个，期货账户14个，冻结资金1.2亿余元。同步对陈某、孙某及公司财务人员针对财产信息开展专门讯问，查扣房产90套、车辆12辆，冻结3家对外投资公司股权。二是查明涉案财产权属，深挖遗漏财产线索。审查起诉阶段，宁波两级检察机关充分履职，全面审查涉案财产证据，明确188项涉案财产权属；同步深挖细查涉案财产线索，新增查扣涉案房产3套、车库2个；积极电话接听或当面接待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等被害单位代表，倾听其挽回损失的合理诉求，核实涉案铝锭权属。三是强化横向联动，协同推进追赃工作。本案涉及上海、杭州等地仓库，宁波两级检察机关积极与当地公检法对接，围绕案件办理、涉案财产处置等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沟通机制，理清财产性质。最终协同侦查机关查明涉案企业应收货款及债权共计18亿余元，查扣、冻结资金及财产价值8亿余元。追赃挽损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四）依法自行侦查，有力追诉漏罪漏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认真细致审查案件，发现相关犯罪线索，依法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涉案人员微信聊天记录，询问相关企业人员，赴山西、广西等地调取证据材料，经与当地公安、监委等部门充分沟通，依法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诉汪某，补充起诉陈某、孙某挪用公款罪和陈某、赵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典型意义】（一）围绕经营性合同诈骗犯罪认定难题，严把主客观证据标准。面对涉案企业“一货多卖”犯罪手段隐蔽性强、交易模式复杂等特点，检察机关在全面审查涉案企业财务账册、合同、银行账户明细等交易类证据的基础上，结合涉案企业在交易中出现的伪造单据、控制交易主体等异常情况，判断其真实目的；借助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审计，确定其资不抵债状况，以准确认定其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节点。同步对收取货款流向的审查，区分资金是用于合法经营活动还是偿还旧债、高风险投机或挥霍消费等，查明其实际履约能力。（二）全流程追赃挽损，维护被害企业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案件办理与追赃挽损并重原则，受邀介入后要第一时间引导开展追赃挽损工作，围绕涉案企业大额资金流向、隐名资产、期货账户等重点领域，协同侦查机关全面排摸财产线索，及时依法查扣冻。注重审查涉案财产权属，深挖细查财产线索，及时听取被害企业合理诉求，加强跨区域协作，全力追赃挽损，有效维护被害企业合法权益。案例三赖某某等人职务侵占、陈某某等人盗窃、温某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系列案【关键词】职务侵占罪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外资企业分层分类处理【要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刑事案件中，应坚持内外资企业同等保护，强化立案监督，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实现全链条打击，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对于团伙型犯罪，要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案人员实行分层分类处理。办案中发现涉案企业存在经营管理漏洞的，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帮助堵漏建制，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基本案情】珠海某电器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器公司）成立于1990年，主要业务为生产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等日用电子产品，系荷兰某知名外企在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之一。2016年至2023年，为牟取非法利益，某电器公司运营总监、高级供应链经理赖某某、车间工人邓某某等48名公司人员相互勾结串通，形成若干相对固定犯罪团伙，利用各自职务或者工作便利，采取虚报冒领、虚假报废或秘密窃取等手段，非法侵占、窃取某电器公司生产的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等产品及相关零配件、耗材，并陆续销赃给温某某、康某某等21名收赃人员，累计涉案金额达1亿余元。经查，赖某某利用分管仓储等职务便利，指使仓库主管孙某将价值1000余万元的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等产品从仓库分批运出后，通过下属邱某某销赃给黄某某，获利690余万元；邓某某伙同领班艾某某、李某某等10人组成两个团伙利用物料申领审批权限，虚报冒领锡焊线，在运出公司后销赃给温某某，获利690余万元；邓某某另与仓库管理人员任某某等18人达成合作，其通过低价收购任某某等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的价值2100余万元的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产品及配件，后再转售给康某某等16人的方式赚取差价；工程部实验室测试员罗某甲等3人利用领用、搬运物料的职务便利，窃取价值500余万元的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及配件后，销赃给邓某某等5人；仓库拆料组人员陈某某与仓库上料组人员罗某乙等人共谋，在仓库操作员离开时进入操作台虚增电动牙刷头的出库数量，再安排拆料组人员王某某、上料组人员李某某等人将价值150余万元的电动牙刷头偷运出公司后由陈某某销赃给康某某。2022年12月至2024年11月，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湾区检察院）对犯罪情节严重及“零口供”或有串供行为的赖某某等18人依法批准逮捕，对犯罪情节较轻或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李某某等11人依法不批准逮捕。为减少企业损失，督促公安机关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人员的房屋、股票、存款等财物共计价值1500万余元。2023年7月起，金湾区检察院先后以被告人赖某某等19人犯职务侵占罪、被告人陈某某等5人犯盗窃罪、被告人温某某等11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和量刑建议，分别判处赖某某等35人有期徒刑八年至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至五千元不等。一审宣判后，赖某某等8人先后提出上诉。2026年4月，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对赖某某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责令赖某某退赔被害单位某电器公司597万元。其他7人二审裁判也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立案监督深挖关联犯罪，引导取证夯实证据链条。2022年11月，侦查机关以陈某某等4人涉嫌盗窃罪提请金湾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审查逮捕期间，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某电器公司多名员工有窃取、侵占公司财物的犯罪嫌疑，且作案方式各不相同，遂针对不同团伙向侦查机关制发《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2份。在后续办案中，通过审查涉案人员聊天记录、物品交易价格、资金流水等证据材料，发现下游收赃人员康某某、温某某等人长期大量收购明显低于市场交易价格的物品，交易金额巨大、交易频率高，且在相关案件中仅作为证人身份提供证言，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上述人员明知涉案物品系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并转卖，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遂按照收赃渠道向侦查机关制发《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4份，监督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确保全链条打击上下游犯罪。至2024年4月，侦查机关共立案39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8人，另有9名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办案期间，金湾区检察院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定期与侦查机关召开案情分析会，引导全面侦查取证。一是全面提取电子数据。督促侦查机关对90台涉案电子设备中的电子数据依法提取和固定，恢复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资金往来等关键信息，破除各行为人单线联系、隐蔽作案的侦查障碍。二是系统收集书证材料。收集涉案人员履职文件、岗位职责、劳动合同等书证，查明各行为人的身份职责和地位作用；调取单位物料流转签批单、出库记录、报废审批单等书证，还原物料异常报废、申领等流程，锁定利用职务便利的关键证据。三是穿透审查资金流水。对300余个涉案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全面审查，逐笔核对物料出入库记录、流转凭证、寄递资料，查明犯罪数额及销赃获利情况，分析异常资金往来规律，为打击犯罪提供证据支撑。（二）精准指控犯罪，分层分类处理。一是全面分析涉案人员职责身份、作用地位，准确把握“工作便利”与“职务便利”异同，准确区分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对长期与涉案公司员工合作、定向收购赃物的收赃、运输人员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的共犯，而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做到罚当其罪。二是构建立体化印证体系，突破“零口供”。针对赖某某等人归案前与同案人订立攻守同盟、归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情况，检察机关以客观证据为主线、以资金穿透为突破口、以瓦解“攻守同盟”为补充，构建了“客观行为、隐蔽手段、非法收益、同案指认”的四维印证体系。庭审期间，讯问策略得当、证据出示体系严密、论证逻辑严谨，全面驳斥被告人无罪辩解，有力指控犯罪，取得良好庭审效果。同时，因本案涉及上下游犯罪71人，涉案金额大，案情复杂，金湾区检察院根据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制定分层分类处理方案。对于主观恶性较大的团伙主犯、关键人员赖某某、邓某某等人，依法从严打击；对作用较小的涉案人员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强释法说理，促使50余人退赃退赔共计710万余元，最大程度挽回企业经济损失。对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的16人建议适用缓刑，对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14人建议不追究刑事责任。（三）制发检察建议，促进综合治理。一是主动走访涉案企业，向企业反馈办案中发现的经营管理风险隐患，共同探讨加强风险防控措施，明确整改方向。二是梳理总结关键问题，制发检察建议。针对关键岗位选人用人不当、财物监管制度不健全、法治教育缺位等问题向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帮助堵塞管理漏洞，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企业根据检察建议内容，通过完善落实物料领用、流转、报废、盘点及人员安防管理等八项制度，生产物料损耗率从30%大幅下降至3%，提振了企业投资信心，2025年增资近亿元扩充6条生产线，年产值预计增加6亿元。【典型意义】（一）同等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源头治理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外商投资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注重同等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积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安全感和信心。在办案中应注意发现总结涉案企业管理漏洞，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帮助企业堵漏建制，降本增效，助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二）坚持全链条打击犯罪，依法分层分类处理。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中，应注意深挖上下游犯罪线索，依法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全链条打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涉案人员较多的涉企案件，应根据人员地位、作用、主观恶性、退赃退赔、认罪认罚情况等区别对待，分层分类处理。案例四张某某等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关键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特种设备融资租赁技术专家协助办案公共安全【要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融资租赁类特种设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件时，应严格区分民事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准确认定特种设备相关控制器件及系统是否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对于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导致增加公共安全风险隐患的，应依法严惩。在依法打击该类犯罪维护设备生产厂家合法权益的同时，应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信息安全防范和行业风险治理，守护公共安全，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基本案情】2023年1月至2024年10月，张某某以某机械租赁公司名义，以融资租赁、分期付款方式向某起重机械公司采购70余台塔机。某起重机械公司对塔机安装远程监测控制系统，以加强对分期付款采购塔机设备的管理，并约定买方若未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卖方有权通过前述系统对塔机进行锁机。张某某在将采购的塔机出租给全国多个项目工地后，未依约及时支付货款，某起重机械公司依照合同条款对塔机进行锁机。此后，张某某联络被告人张某、刘某对被锁塔机解除控制，并支付每台2500元到12000元不等的费用。经查，张某、刘某通过剪除原有控制线、加装非法控制器的方式，对21台被锁塔机进行非法解锁，其中张某获利8万余元，刘某获利1.5万余元。张某某自塔机被非法解锁至案发，共计收取设备租金48万余元。2024年9月，某起重机械公司发现案涉塔机设备失联，遂向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报案。同年11月，宁乡市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2025年2月，宁乡市公安局以张某某、张某、刘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乡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5年6月，宁乡市检察院以张某某、张某、刘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7月，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张某某等人五年五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把握核心要素，夯实证据体系。针对本案专业技术性强又涉及融资租赁领域中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的界分问题，宁乡市检察院与侦查机关多次会商研究，在计算机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调取证明解锁塔基的技术手段、危害后果的证据，委托专业技术人员对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进行鉴定，对被害企业提供的塔机技术资料和技术意见进行了审查，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明确涉案塔机搭载的远程监测控制系统具备数据自动采集、实时传输、发送指令、反馈状态等自动处理数据功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张某某等人通过加装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替换了塔机原远程检测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功能，造成该系统无法对涉案塔机进行远程控制和安全检测。（二）准确认定社会危害，平等保护经营主体。本案系民营企业之间因融资租赁合同履约纠纷引发的涉企刑事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将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贯穿始终，在准确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基础上，全面评价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一方面，通过引导侦查取证、开展专业鉴定，实质化审查证据，准确认定行为人以逃避合同履行为目的而恶意破解塔机远程监测控制系统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且该行为侵犯了企业合法财产权益、冲击融资租赁市场交易信用体系。另一方面，聚焦特种设备作业的公共安全属性，准确认定本案非法破坏行为可能导致设备超阈值持续作业、安全预警机制瘫痪等生产安全隐患，并在定罪量刑时予以体现。通过充分检察履职实现财产安全、信息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的三重守护。（三）深化检察履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检察机关以个案办理推动类案治理，助力破解行业发展痛点、难点。一是助力企业风险防控。检察机关结合本案发现的相关问题，通过案例剖析、检企座谈等方式，推动涉案企业优化远程管控系统，堵塞监管漏洞，提升企业风险防控能力。二是推动企业专项整治，引导涉案企业开展全品类设备排查，及时追回价值2000余万元的高风险台塔机设备200余台，减少财产损失，消除生产安全隐患。【典型意义】（一）平等保护财产安全，依法履职助力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刑事案件中，要全面审查案件，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精准适用法律，有力打击犯罪，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同时，结合案件反映的相关问题，推动促进企业加强内控管理，提升抵御风险能力，以高质效检察履职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二）准确判断行为性质，全面评价实质危害。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案件时，要立足此类犯罪的特点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必要时可以通过技术专家提供协助的方式，综合研判行为是否造成了计算机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时，要注意全面评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的危害后果，除依据犯罪所得数额或造成经济损失数额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危害后果外，还应从引发安全隐患、扰乱社会秩序等角度收集、固定证据，对危害后果作出全面、准确认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案例五杨某某职务侵占审判监督抗诉案【关键词】职务侵占罪审判监督境外取证一案多查【要旨】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判决，依法提起审判监督抗诉，在案件再审过程中，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调取使用境外证据，落实一案多查、深挖职务犯罪线索，通过充分履职推动抗诉案件顺利改判，发挥检察监督效能，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基本案情】2009年至2010年间，杨某某利用担任某港资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职务便利，在经某咨询公司介绍与某单位房地产项目合作洽谈过程中，借助某咨询公司索要项目介绍费的契机，向某房地产公司隐瞒真相，通过签订商业咨询协议的方式，虚增咨询合同标的额、虚构业务名目，致使某房地产公司对外支付9540万元资金，其中某咨询公司实际获得3000万元，其余6540万元被杨某某非法占有。后因该房地产项目最终未达成合作，房地产公司经审核发现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相关合同签署及付款存在问题，并要求杨某某追回公司已付资金，但杨某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致使公司资金无法追回。2013年4月，某地产公司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于当月立案侦查，并对杨某某刑事拘留。2014年1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北京市检三分院）对杨某某批准逮捕。同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将本案向北京市检三分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5月，北京市三分院将案件移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检察院）办理。同年11月，朝阳区检察院以杨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2015年12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杨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后杨某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原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7年5月，法院依法作出重审一审判决，认定杨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财产人民币十八万元。杨某某再次上诉，二审法院以挪用资金罪改判杨某某有期徒刑七年。2023年12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市检察院），对二审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高法）提出抗诉。后北京市高法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二中院）对该案再审。2025年9月，北京市二中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二审判决，维持原重审一审判决，认定杨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财产人民币十八万元。【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依法提起抗诉。原二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市检察院受理某房地产公司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通过讯问原审被告人、询问证人、查阅案卷材料等方式实质化审查案件，认为在案证据能够证实杨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原二审判决确有错误。经北京市检察院检委会审议决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北京市高法提出抗诉，法院采纳抗诉意见依法发回重审。（二）境外补证夯实证明体系，一案多查深挖职务犯罪。本案再审阶段，杨某某提出其6000余万元非法获利均系境外股票分红及交易获利等新辩解，对职务侵占罪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犯罪构成的认定产生影响。为查明案件事实、夯实证明体系，检察机关赴境外依法调取补充本案证据，有力驳斥杨某某的辩解。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落实一案多查，审查发现二审改判过程异常，顺线发掘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线索并最终立案侦查，有力维护司法公正。（三）依法平等保护化解矛盾，高质效履职回应各界关切。检察机关通过高质效审判监督促使二审成功改判，依法严惩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有效回应被害单位、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的关切，成功化解被害单位涉诉信访矛盾，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意义】（一）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与矛盾化解并重。检察机关应敢于、善于运用刑事抗诉手段，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纠正涉企错误刑事裁判，依法打击涉企犯罪，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通过高质效开展审判监督工作，回应被害企业及相关方面诉求的同时，实现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二）积极探索境外补证，推动涉外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应积极探索境外取证的有效路径，针对不同类型案件、不同法域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取证策略，认真研究不同法域证据规则差异，通过有效转化境外证据，保障案件妥善办理。案例六某建筑公司申请立案监督案【关键词】串通投标立案监督调查核实权撤销行政处罚【要旨】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刑事立案监督案件时，应依法全面行使调查核实职能，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对确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应加强释法说理，及时答复申请人；对调查核实中发现的行政违法线索，应依程序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经审查确实有证据证实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及时向行政机关通报情况并监督纠正，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基本案情】某建筑公司系某央企下属子公司，注册经营地位于江西省。2024年9月，某建筑公司陆续收到江西省多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发出的《串通投标行政立案通知书》。其中，某地住建局拟对该公司处以罚款160万余元，对其法定代表人处以罚款8万余元。某建筑公司为此全面开展自查，并确认从未在该地参与任何工程投标活动，经向相关部门查询，发现公司名下多出一个用于投标的由认证机构签发的数字证书副锁，办理地为上饶市，公司怀疑系他人在上饶市伪造了数字证书副锁，并冒用本公司名义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上进行串通投标活动。2024年9月24日，某建筑公司以其被伪造投标数字证书为由报案，侦查机关未予立案，也未作书面回复。2024年12月，某建筑公司认为侦查机关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罪进行刑事立案而未立案，遂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江西省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高位统筹，以检察一体化激活监督动能。江西省检察院将该案作为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重点案件，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全程督导，统筹协调公安、住建、监狱管理等部门，有效破除跨区域调查取证、提审讯问、跨部门协作等梗阻。2025年1月23日，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信州区检察院）依法向侦查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规范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同年1月26日，侦查机关回复其不予立案的依据：一是无法确定具体犯罪嫌疑人；二是无法排除某建筑公司实际参与投标的可能；三是上饶市信州区仅系被伪造数字证书副锁经办公司所在地，无法认定为犯罪地或犯罪嫌疑人住所地，管辖权存在争议。为此，江西省检察院组织三级院共同研判分析认为，涉案数字证书副锁办理地、部分涉案项目实施地均在信州区，当地侦查机关依法具有案件管辖权。同时，根据现有线索可推定某建筑公司具有较大可能被冒名投标，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工作指引》等规定，应依法开展调查核实。（二）调查核实，以实质化取证还原案件真相。为破解侦查瓶颈、查清核心事实，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通过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一是某建筑公司未参与涉案投标行为。一方面，通过向某建筑公司数字证书锁管理部门、法务部门等人员了解情况，该公司数字证书主副锁均统一保管于外省总部，且在江西省内最后一次投标时间为2020年6月，并且仅使用纸质标书进行现场投标，与涉案项目网上投标形式及2023年2月的投标时间明显存在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对以某建筑公司名义使用数字证书副锁投标项目的标书进行审查，发现标书上所使用的印章系其他公司印章，进一步确认投标行为并非建筑公司所为。二是核实被冒名投标可能性。检察机关根据数字证书副锁办理流程、权限及网络投标程序，确认数字证书副锁具有在交易平台下载、制作标书的权限，但进行网上投标时需数字证书主锁授权确认。通过走访数字证书管理机构、交易平台的开发与维护公司及部分涉案项目招标单位，调取以建筑公司名义投标的所有电子标书，查明交易平台在接收投标文件时，只审查是否有数字证书主锁盖章确认，不审查主副锁是否一致，故存在伪造数字证书副锁被用于冒名投标的可能。三是全面查明数字证书副锁被伪造事实。检察机关通过核查涉案数字证书副锁代办人陈某某循线锁定委托代办人李某某，并查明其因诈骗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正在景德镇监狱服刑。经江西省检察院协调，信州区检察院会同侦查机关，赴景德镇提讯李某某，查明其于2022年11月受某身份不明人员委托，在信州区伪造了某建筑公司的印章，之后又利用其伪造的印章制作相关材料，通过中介陈某某在江西上饶成功办理数字证书副锁，并将伪造的数字证书副锁交予该身份不明人员。因法院已对李某某伪造某建筑公司印章等行为作出判决，该案确不符合立案条件。2025年4月，检察机关向某建筑公司回复立案监督结果并释法说理。（三）刑行协同，接续监督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全链条监督，信州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调取的某建筑公司“被冒名投标”相关材料内部移送该院行政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经审查认为某建筑公司并无行政违法事实，某地住建局拟对其行政处罚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见》相关规定，2025年7月，信州区检察院主动赴某住建局通报调查结果，移送伪造印章供述、数字证书锁办理记录、生效裁判文书等全套证据材料，围绕数字证书锁功能、冒名行为责任划分、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等问题充分沟通协商，指出涉串通投标行为非某建筑公司所为，其系被冒名并无过错，不具备行政处罚责任主体要件，建议应当不予行政处罚。2025年8月，某地住建局采纳检察机关建议，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原拟对某建筑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合计168万余元的罚款决定。同时，江西省内其他住建局亦相继终止立案、不予处罚。【典型意义】（一）充分调查核实，高质效开展法律监督。对于侦查机关不立案案件，检察机关要充分行使询问办案人员和有关当事人、调取相关书证等各项职能，加强调查核实，立足于最大限度还原客观事实，着力于依法开展法律监督，着眼于高质效达成监督效果，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二）依法一体履职，强有力护航企业发展。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刑事立案监督中，对于企业立案监督诉求虽不能实现但确有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行政违法线索和相关证据材料时，应及时将线索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对于经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对企业作出的处罚决定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强化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查明的客观事实，并移送相关线索和证据材料，依法提出纠正建议。【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0 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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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最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记者注意到，最高检2025年5月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75.52元计算。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2款规定，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20 1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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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联发布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检联合中国残联发布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让每一个“特别的孩子”在法治阳光下逐梦前行如何让法治阳光照亮更多“折翼天使”的成长之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一批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用7个生动鲜活的司法实践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这7个案例分别为：立足高质效综合履职、维护残疾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李某甲交通事故赔偿支持起诉、民事执行监督案；紧盯专项资金落地、守护残疾学生教育权益的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公益诉讼案；着眼长远发展、以机制创新铺就逐梦之路的李某性侵案；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维护残疾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权的宋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抗诉案；跨越地域协同施策、多元联动救助的赵某乙被遗弃案；检察机关和残联组织全程联动、保障多残疾人家庭基本生活的赵某甲抚养费纠纷案；以及纾解因案致困残疾人家庭生活困难的孙某某诈骗再审抗诉案。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聚焦残疾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赔偿、受教育权保障、遗弃救助、医疗损害追偿等领域的现实困境和依法维权所面临的痛点难点，旨在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守护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回应民生关切的生动缩影。这批案例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织密保护网。例如，在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公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与残联共同建立“教育牵头、部门协同、检察监督”的长效机制，确保资助金精准“滴灌”到最需要的孩子身上。二是不止于解决眼前困难，更着眼残疾未成年人的长远发展。例如，在李某性侵案中，检察官了解到被侵害少女的特长及意愿后，联动残联为其组建“一对一成长培育专班”。最终，这名女孩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中斩获奖牌。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携手各部门共同为残疾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让每一个“特别的孩子”都能向阳而生、逐梦前行。关于印发《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残疾人联合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残疾人联合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帮助残疾儿童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加强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救助帮扶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选编了“李某甲交通事故赔偿支持起诉、民事执行监督案”等7件残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现予印发，供工作中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6年5月18日案例一李某甲交通事故赔偿支持起诉、民事执行监督案——高质效开展综合履职，维护涉案残疾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一、基本案情2023年6月，货车司机武某某交通肇事造成4岁幼女李某甲重伤致右小腿截肢，武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因无民事赔偿能力未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同年8月，李某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武某某所驾驶货车的车主李某乙和实际管理使用该车辆的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履职情况2023年10月，李某甲向山东省某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支持起诉，并综合李某甲因截肢丧失独立行动能力，后续治疗、安装假肢需要大量费用等因素，协助李某甲在一般性赔偿项目外又追加了安装、更换假肢费用的诉讼请求。县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支持起诉意见，判决李某乙赔偿李某甲人民币120余万元，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李某甲迟迟未得到赔偿款。后经李某甲申请，2024年3月，县人民检察院启动民事执行监督程序，调查发现李某乙名下有汽车一辆和涉嫌转移资金的线索。同年4月，县人民检察院向县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商请公安机关协助查扣李某乙的汽车，对李某乙可能存在的拒不执行判决行为进行调查处理。收到检察建议后，法院决定将李某乙司法拘留，要求其说明转移资金的去向及用途，并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查扣了李某乙的汽车。经县人民检察院、法院反复释法说理，当事人双方最终达成执行和解，李某乙一次性支付李某甲100万元赔偿款。在支持李某甲追索赔偿的过程中，县人民检察院及时将其因案致残情况通报县残联。县残联立即展开综合救助帮扶，为李某甲开展残疾等级评定和办理残疾人证，并将其假肢适配信息录入相关数据库，为其申请减免相关费用，切实解决行动康复的核心需求。同时，将李某甲纳入救助帮扶，为其长期提供肢体矫治手术、辅助器具适配和康复训练等基础救助服务。为进一步健全因案致残未成年人救助机制，县人民检察院、残联等部门签订《关于建立涉未成年残疾当事人案件线索移送和联动帮扶机制的意见》。目前，当地已为17名残疾未成年人落实了肢体矫治手术、唇腭裂手术、辅助器具适配等救助工作，妥善保障了涉案残疾未成年人的康复治疗。三、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应全面审查被害人民事权益受损情况，充分开展综合履职，以全流程民事检察监督破解残疾未成年人“维权难、执行难”问题。残联组织要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涉案残疾未成年人保护救助需求，配合提供康复治疗、残疾等级评定等专业支持，共同维护好涉案残疾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二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行政公益诉讼案——关注残疾未成年学生权益，保障专门资金落实到位一、基本案情2024年4月，江西省某县人民检察院接到某单位线索反映，该县教育局存在违规发放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的问题，可能损害公共利益。二、履职情况检察机关收到线索后，先后走访教育、残联等部门了解情况，比对相关台账，发现该县有52名符合条件的残疾未成年学生未申领教育资助金，另有3名不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并领取了教育资助金1万余元。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县教育局对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负有管理、审批、发放职责，其在工作中未能依法依规履职，对国家的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保障政策宣传和落实不到位，对上报的申请材料审核把关不严，损害了残疾未成年学生群体合法权益，遂依法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2024年4月，检察机关向县教育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排查整改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发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县教育局对检察建议全部采纳，全额追回了违规发放的资助金，联合县残联开展专项排查和政策宣讲，为52名符合条件但未申领资助的残疾未成年学生补办手续，共补发资助金15.6万元，并将这些学生纳入常态化保障。为进一步保障残疾未成年学生的教育权益，县人民检察院与县残联共同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就适龄残疾未成年人特殊教育、学籍管理、送教上门以及补助资金的管理使用等工作进行会商，建立了“教育牵头、部门协同、检察监督”的工作机制。2025年9月，县残联牵头开展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权益保障“回头看”，未发现资助金违规发放、适龄残疾人失学辍学、特殊教育或送教上门遗漏等问题，长效治理机制取得良好成效。三、典型意义残疾未成年学生教育资助金是国家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未成年人顺利完成学业而设置的专项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发放到人。检察机关要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关注教育资助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发现违规发放资助金、损害残疾未成年学生群体利益的，及时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进行监督。残联组织要加强对教育资助金申领政策的宣传，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健全资助金管理制度，规范资助金申领程序，确保每一分资助金都准确发放到真正有需要的残疾未成年学生手中。案例三李某性侵案——关注残疾少年长远发展，机制创新铺就逐梦之路一、基本案情2023年4月，李某在明知王某（女，案发时13周岁）存在智力缺陷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性关系。2023年10月，福建省某县人民检察院对李某提起公诉。同年11月，县人民法院以李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履职情况该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实行“每案必访”，主动走访被害人家庭，了解实际情况。本案中，办案检察官多次入户走访王某家，了解到王某有体育特长，其父母也有让王某参与残疾人运动的意愿，遂将该信息告知县残联。县残联经评估，发现王某具有肢体协调性好、爆发力突出等特点，具备较强的运动员潜质，后经与其就读的县特殊教育学校协商，为王某组建了“一对一成长培育专班”，根据王某特殊情况量身定制培养计划，聘请专业教练指导训练，循序渐进将王某引入残疾人运动领域。经过多年刻苦训练，王某最终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中斩获项目银牌，完成了从“受助”到“自强”的人生蜕变。为推动个案成果惠及更多残疾未成年人，县人民检察院与县残联等部门印发《涉案未成年残疾人综合保护与赋能培育机制实施办法》，畅通民生兜底、康复治疗、医保支付、教育保障“绿色通道”，构建“权益保障+潜能培育”一体化培养机制，为有特长的残疾未成年人搭建培育平台。目前已为5名残疾未成年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0万元，为49名残疾学生、434名残疾人子女发放助学金近80万元，为残疾未成年人发放康复补助金近200万元，有4名残疾未成年运动员参加国家级体育竞技比赛获得名次。三、典型意义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残疾未成年人同样享有追逐人生梦想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仅要关注残疾未成年被害人当下面临的困境，及时为其解决现实困难，更要着眼未来，为其谋划更长远的人生发展。检察机关和残联组织要通力合作，在发掘潜能、定向培养、专业辅导等方面为残疾未成年人提供有力帮助，共同托举残疾未成年人突破自我、勇敢逐梦，实现人生价值。案例四宋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抗诉案——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维护残疾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权一、基本案情婴儿宋某某在出生过程中因难产导致脑部缺氧，经鉴定构成中度精神发育迟缓（五级伤残）、癫痫（六级伤残）。2017年8月，宋某某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对宋某某医疗损害结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支付院外康复费用。河南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判决医院赔偿83万余元。宋某某法定代理人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后，向河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2025年10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6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见，改判医院赔偿宋某某各项损失共计112万余元。二、履职情况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监督申请后，经审查发现，原审生效判决虽认定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但仅酌定其过错参与度为80%，且对患儿院外康复费用未予以支持。为查明案件事实，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调取患儿基因检测、母亲围产保健及同期同类产妇病历等资料，查明患方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医院不存在能够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与残联对接，共同走访民营康复机构并听取专业意见，查明因当时公立医院康复资源紧张，患儿确在民营康复机构进行训练，相关费用属必要、合理支出。为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的专业性与公信力，检察机关组织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及听证会，专家一致认为医院应当承担全部责任，院外康复费用应酌情支持。提起抗诉后，法院经审理采纳全部抗诉意见，改判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酌情支持院外康复费用10万元，合计多为宋某某争取到赔偿金29万余元。此外，残联同步为宋某某对接专业康复资源，并通过定期跟踪回访持续关注康复进展。目前，宋某某身体机能已得到一定改善，家庭经济与照护压力有效缓解。检察机关就办案中发现的民营康复机构管理不规范问题，向相关部门通报并督促依法整改，推动行业规范治理，促进民营康复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河南省残联开展残疾未成年人康复救助专项排查，通过系统筛查与入户走访相结合，主动发现尚未纳入救助范围的残疾未成年人，建立台账，精准评估需求。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为各类残疾未成年人实施康复救助2600余人次。三、典型意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涉及较强的专业问题，残疾未成年人在证据掌握、信息获取及专业能力上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检察机关要立足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围绕争议焦点开展系统、精准的调查核实，对确有错误的民事生效裁判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有力保障残疾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权益。残联组织要主动对接康复资源，帮助未成年残疾人获得及时救助与持续康复支持，推动建立“主动发现、精准保障、资源对接、长效跟踪”的工作机制，筑牢权益保护的坚实屏障。案例五赵某乙被遗弃案——跨域协同精准综合施策，部门联动开展多元救助一、基本案情赵某甲系赵某乙（女，案发时不满1周岁，患有先天唇腭裂）的祖父。2025年1月，赵某甲夫妇带赵某乙从居住地河北省某市前往北京就诊。因唇腭裂修复费用过高，赵某甲夫妇认为家庭无力负担。为了使赵某乙能够得到妥善治疗，赵某甲将其放在一个装有奶粉、包被的泡沫箱中，放置到北京市某区儿童福利院附近，后被路人发现并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以涉嫌遗弃罪立案侦查，并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因赵某甲夫妇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能坦白、认罪认罚、真心悔罪，且四处筹钱为赵某乙治疗，经考察和听证，最终未追究刑事责任。后公安机关对赵某甲夫妇进行行政处罚。二、履职情况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在提前介入后，立即将情况通报该区残联，并通过京津冀协作机制，与河北省某市检察机关、残联等部门共同开展跨区域保护救助工作。一是开展经济救助。办案检察院协调团区委为赵某乙申请小额爱心资助金，用于支付医疗和康复费用。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快速帮助其办理身份证和医保。二是开展医疗救助。经区残联协调，赵某乙被安排到北京某专门医院进行治疗，该医院减免了部分治疗费用，赵某乙家人筹措费用后仍然不足的部分由某社会慈善基金兜底支付。经过两次唇腭裂修复手术，赵某乙的唇部形态恢复正常，语言功能完全恢复。三是建立长效监护监督机制。赵某乙被送回其父母抚养后，京、冀两地检察、残联、民政等部门共同组建监护监督团队，对赵某乙家庭持续进行监护观察和监督，委托专业机构对赵某甲夫妇、赵某乙父母开展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深刻认识遗弃行为的危害性，认真履行监护职责。三、典型意义对残疾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救助应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拓宽救助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帮助解决残疾未成年人的现实困难。检察机关办理侵害残疾未成年人案件，要做到依法办案和保护救助并重，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被害人要及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金，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会同残联组织等共同开展疾病救治、心理辅导、身体康复、家庭教育指导等多元救助工作。残联组织要发挥自身工作优势和特点，立足服务职能，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保护救助工作，让受到侵害的残疾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案例六赵某甲抚养费纠纷案——深化检残全程联动，为残疾人家庭提供生活保障一、基本案情2012年9月，赵某甲（女，2008年4月出生，三级智力残疾）父母协议离婚，赵某甲随母亲王某共同生活。2024年5月，王某因患病导致二级智力残疾、四级肢体残疾，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后赵某甲亲属向赵某甲的父亲赵某讨要抚养费，被赵某拒绝。2025年10月，赵某甲的外婆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对赵某提起索要抚养费诉讼，并申请浙江省某县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二、履职情况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经调查发现，赵某甲母女二人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生活十分困难，赵某在离婚后从未支付过抚养费。针对赵某甲家庭的特殊情况，县人民检察院与县残联立即召开专题协商会，研究确定“诉讼追索抚养费+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的综合救助方案。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赵某甲发放司法救助金，及时纾解其家庭急难。同时，决定对赵某甲追索抚养费诉讼支持起诉，并获法院支持，判决赵某每月支付1500元抚养费至赵某甲独立生活之日止。判决生效后，赵某拒不支付抚养费，县人民检察院又帮助赵某甲协调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推动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抚养费最终得以执行到位。此外，与民政部门对接，成功帮助赵某甲及其母亲申办最低生活保障。在诉讼过程中，县残联入户了解赵某甲及其母亲王某的就业意愿。协调其居住地周边工疗车间，帮助二人进入爱心企业工作，通过“工疗结合”的模式实现自食其力；牵头民政部门组成帮扶小组，每月定期上门走访，视情提供临时照护资源，减轻家庭照料负担，针对赵某甲智力残疾特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交能力训练，帮助其逐步建立生活自信。三、典型意义有多名家庭成员系残疾人的家庭一般抗风险能力较弱，面对重大变故容易陷入危困状态，对于这类残疾人家庭应当重点关注、及时救助。检察机关在开展司法救助时应当充分考虑多残疾人家庭的实际困难，适当予以政策倾斜，加大救助帮扶力度。残联组织要经常性走访多残疾人家庭，动态了解其家庭情况，发现发生重病、意外、遭灾等情况的要早干预、早救助，让更多残疾人家庭能够获得稳定的依靠。案例七孙某某诈骗再审抗诉案——三级检察院接续抗诉，纾解因案致困残疾人生活困境一、基本案情2015年上半年起，孙某某在其成立的某保健服务中心内宣称其早年师从云游道士学习“孙络拿经术”，承诺能让脑瘫儿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并在网络发布虚假宣传，先后骗取5名脑瘫儿童家属财物共计206万元。2019年5月，江苏省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某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同年11月，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孙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孙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同年12月，检察机关提出抗诉。2020年1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改判孙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0万元。2022年7月，检察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24年1月，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见，以诈骗罪改判孙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二、履职情况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分别以被害人未陷入错误认识、已达成调解协议为由，对指控的其中2笔合计34万元诈骗数额未予认定，属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孙某某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未将上述34万元认定为诈骗款，以合同诈骗罪改判孙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检察机关认为，孙某某关于“治疗服务”的约定不具备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骗取两名被害人钱财的手段与其他被害人一致，应当予以认定，对孙某某应当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量刑，二审量刑畸轻。历时五年，在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持续监督下，法院最终采纳抗诉意见，以诈骗罪改判孙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办案中发现，5个脑瘫儿童家庭因诈骗行为导致家庭生活困难。针对因案致困情况，检察机关联合残联启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先后发放司法救助金，帮助申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生活补贴，办理医保报销手续。同时，协调专业力量为被害人及家庭提供护理指导与心理疏导，帮助稳定情绪、重建生活信心。检察机关与残联还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帮扶长效机制，协调民政、医保等部门同步行动，经全面摸排，实现辖区34名脑瘫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三、典型意义残疾未成年人家长因求医心切，往往容易成为诈骗犯罪的目标，财产权亟须加强保护。在办理侵犯残疾未成年人家庭财产权益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的裁判，坚持持续跟进、接续抗诉，通过精准监督推动准确惩处犯罪，切实维护残疾未成年人家庭的财产权益。针对因案致困的残疾人家庭，应注重与残联等部门协同，通过司法救助、申领补贴、心理疏导等多元方式，帮助残疾人家庭走出困境。【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19 10: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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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联发布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典型案例（第二批）
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更是关乎民生福祉的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残疾人等群体服务保障体系，关心关爱困难、特殊群体。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2024年2月26日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及《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以下称《十条意见》）。两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持续深化“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区、市）。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67.14%，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成讼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工作，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多元解纷案例。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在5月17日第三十六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典型案例（第二批）。本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与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人民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纠纷，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的生动实践。本批典型案例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加强涉残司法服务供给，促推残疾人无障碍解纷。人民法院会同残联全面落实《十条意见》，将无障碍诉讼服务贯穿纠纷化解全过程，通过手语翻译、语音在线转换软件等搭建温暖高效的沟通桥梁，确保残疾人充分、精准表达诉求。案例一中，北京东城法院建立“适残诉讼服务机制”，通过开辟无障碍绿色通道、引入残联专业辅助，为听力残疾人提供全流程细致高效的无障碍服务，让残疾人仅用时七日就收到交通事故赔偿款，充分保障新就业形态残疾人群体合法权益，让“无声”诉求得到“有声”回应。案例二中，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法院为肢体残疾人提供专人陪同代办、优先快速立案等服务，有效破解残疾人表达难、立案不便的现实困境，以精准、专业、高效的解纷服务筑牢残疾人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彰显司法服务的温度、精度与速度。二是“法院+残联”协同联动，赋能多元解纷提质增效。依托“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切实发挥“法院指导+残联参与”的叠加效应，人民法院发挥专业指导优势和司法保障作用，残联发挥“娘家人”的桥梁纽带优势，促推涉残疾人纠纷高效实质化解，充分凸显多元解纷合力。案例三中，湖北来凤法院与残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法理与情理的最优解，依法化解言语残疾人直播打赏退款难题，不仅实现“事心双解”的良好效果，更引导残疾人群体理性参与直播打赏，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案例四中，浙江衢州柯城法院和残联协同联动，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买卖纠纷强化释法说理、引导双方互谅互让，实现“多元协同化解、当场自动履行”的解纷闭环，不仅维护残疾人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履行对特殊商品的主动告知义务，营造更好服务残疾人消费者的良好氛围。三是“以调促治”，促推涉残纠纷源头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人民法院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将涉残疾人纠纷化解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推动完善残疾人就业、出行、消费、文旅等领域的权益保障配套措施，助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从源头减少涉残疾人纠纷发生。案例五中，重庆沙坪坝法院调处一起残疾人旅游冲突致伤纠纷，针对暴露出的景区无障碍设施服务不完善、热门打卡点管理缺位等问题，向景区管委会提出司法建议，推动景区在残联支持下完善无障碍服务设施，切实提升涉残疾人旅游服务便利化、精细化水平。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典型案例（第二批）目录案例一“总对总”机制助力残疾人快递员七日内速获交通事故赔偿款——李某与王某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调解案案例二“银发法官”携手残疾人调解员成功调解涉残疾人劳务报酬拖欠纠纷——李某与孙某劳务合同纠纷调解案案例三法院联动残联实质化解残疾人直播打赏退款难题——张某与王某赠与合同纠纷调解案案例四多元协同化解“目录外”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消费争议——方某与某摩托车经销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调解案案例五“一庭两所+残联”妥善调处涉残疾人旅游冲突助力景区无障碍升级——车某、陈某与余某侵权责任纠纷调解案案例一“总对总”机制助力残疾人快递员七日内速获交通事故赔偿款——李某与王某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李某是一名快递员，也是一位听力残疾人。某天傍晚，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送件时，被同样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王某撞倒在地。李某身体多处挫伤，赖以谋生的电动自行车也损坏严重。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王某负全部责任，但在双方协商赔偿过程中，王某只同意赔偿医药费，不愿意赔偿电动自行车维修费和误工费。李某遂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了解到李某为听力残疾人后，迅速启动“适残诉讼服务机制”，带领李某前往无障碍“暖心接待室”，借助手写板、语音在线转换软件等工具指导其准备起诉材料，帮助其确认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及误工费共计2900元的诉请，并现场优先完成立案。【调解过程及结果】立案当天，经征得当事人同意，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建立的涉残疾人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第一时间联系区残联预约专业手语翻译，并邀请残联工作人员参与调解，和具有三十余年民事审判经验、多次调处涉残纠纷的“银发法官”调解员共同组成调解团队，开展先行调解工作：一是耐心沟通，疏导当事人情绪。调解员现场和李某开展第一次“无声谈话”，并与王某初步沟通了解纠纷情况。经了解，王某系驾驶电动自行车载家属前往医院就医时因情急不慎发生事故，因收入不高、赔偿能力有限，且认为李某主张的维修费金额过高，抵触情绪强烈。同时，李某因伤势与车损导致近一周无经济收入，希望尽快获得赔偿款的心情迫切。对此，区残联理事长主动介入，耐心安抚李某情绪，表示残联将全流程参与调解，为其提供心理疏导和帮扶服务，缓解其焦虑不安情绪。调解团队同步联系王某，表示调解团队将会依法公正主持调解，合理确定赔偿方案，打消王某对调解工作的顾虑，并从两人同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生活不易的角度唤起情感共鸣，引导其友好协商解决。通过层层递进的开导，双方当事人情绪逐渐平和。二是对症下药，化解纠纷症结。经前期沟通，调解团队了解到王某拒绝赔偿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李某提供的电动自行车维修费发票抬头与明细不规范，且认为车灯维修费高达800元但未证明修理必要性，故不认可李某主张的赔偿金额。考虑到双方对维修费问题争执不下，调解员首先主持双方重新查看事故现场视频，指导李某补充提交车灯损坏照片确认维修部位，并向多家维修机构询价，了解维修费合理区间，共同确认李某主张的维修费金额的合理性，最后针对修车店开具的发票抬头和明细不规范的问题，帮助李某与修车店取得联系，获取了合格规范的票据。在此基础上，调解团队结合掌握的情况和证据材料，逐一向王某释法明理、解答疑惑，王某认可赔偿金额为2900元。三是多方协同，督促现场履行。当事人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后，调解团队组织双方前往法院调解中心进一步调解并签署调解协议。调解现场，王某表示因其收入有限，希望能分期支付赔偿款，李某听后对王某后续能否履约表示怀疑，调解陷入僵局。对此，指导法官、调解员、残联工作人员分别从法律、情感、责任等角度进一步释法明理，阐述李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带来的经济生活困难，引导其换位思考。经综合衡量，王某同意一次性支付全部赔偿款。经多轮沟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支付李某医疗费、车辆维修费及误工费共计2900元。王某通过现场转账方式一次性全额支付赔偿款。该案从诉至法院到收到赔偿款仅用时七日。李某十分激动，通过手语向调解团队郑重表达感谢，主动要求合影留念，并于当日复工，纠纷至此彻底解决。【典型意义】本案系新就业形态残疾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下，有不少残疾人作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奔波在路上，交通事故成为其主要职业风险之一。本案中，法院以“适残诉讼服务机制”全程护航，为听力残疾人提供细致高效的无障碍诉讼服务，实现当天立案、当天组织调解。调解过程中，法院依托“总对总”机制邀请残联参与，协同做好化解工作。区残联理事长到场参与调解，提供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手语翻译全程跟进，以“无声交流”架起沟通桥梁；“银发法官”调解员提供专业支撑，组织当事人确认案件事实、补正证据材料，促推双方缩小分歧。最终，调解团队以情理法融合为方法、案结事了人和为目标，督促当事人现场履行调解协议，促推纠纷在七日内实质化解。以温暖、高效的司法服务，充分保障新就业形态残疾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让残疾人在“无声”世界里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案例二“银发法官”携手残疾人调解员成功调解涉残疾人劳务报酬拖欠纠纷——李某与孙某劳务合同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李某系肢体残疾人，于2022年至2023年期间三次受雇于孙某，从事拖拉机耕地、秋收等劳务工作，双方约定劳务费为300元/日。劳务结束后，经结算，孙某应支付李某劳务费51000元，但仅支付了2000元。李某多次催讨，孙某于2025年3月5日出具欠款凭证，却仍未履行剩余49000元的付款义务。李某遂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人民法院寻求帮助。诉讼服务中心导诉员发现李某双手严重残疾，仅能依靠唯一功能健全的大拇指勉强书写，便立即引导李某来到“涉残疾人纠纷绿色服务窗口”，为其提供优先、便捷的诉讼服务。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陪同，耐心询问李某的劳务细节及主要诉求，用通俗语言释明诉讼流程及权利义务，并辅助填写起诉状、送达地址确认书等全部诉讼材料。针对当事人书写不便的实际困难，工作人员采取“代为录入—逐句宣读—口头确认”的方式，反复核对诉求，现场为李某快速办理了立案手续。【调解过程及结果】法院立案后，考虑到当事人系残疾人且解纷需求迫切，为最大程度降低其维权成本，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银发法官”和残疾人调解员共同开展先行调解工作。一是精准对接，明晰核心诉求。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工作要求，法院与县残联联合选聘了两名残疾人调解员作为法院特邀调解员，专门开展涉残疾人纠纷调解工作。残疾人调解员凭借自身对残疾人群体的共情和了解，采用更具耐心的沟通节奏和表达方式，详细询问了李某为孙某提供劳务的细节、催要过程等情况，了解到孙某欠付49000元劳务报酬已给李某的实际生活造成较大压力，李某急于追回该笔劳务报酬。同时，孙某对欠付事实及数额均予以认可，但表示因其前期土地承包经营收成不佳，目前经济紧张，难以支付全部欠款，希望能减少支付数额。“孙某全额支付能力不足”与“李某急需拿到劳务报酬”之间的矛盾凸显。二是靶向施策，搭建共情桥梁。针对双方主要矛盾点，“银发法官”与残疾人调解员分别释法明理。“银发法官”从法理入手，告知孙某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在劳务合同关系中，接受劳务的一方负有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定义务，不得无故拖欠、克扣或者拒绝支付；若孙某拒绝依约支付劳务报酬，案件一旦进入审理和执行程序，届时不但银行账户可能被冻结，还可能要承担迟延履行利息，甚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据此劝说孙某主动履行合同义务，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残疾人调解员则从情理出发，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向孙某讲述残疾人务工的艰辛与不易，强调“每一分劳务费都是残疾人靠体力换来的生活保障，拖欠行为不仅寒了劳动者的心，更损害了他们的生存权益”，孙某对此有所触动。同时，为缓解李某“怕麻烦、怕败诉”的焦虑情绪，残疾人调解员向其讲解同类案例，告知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增强李某的维权信心。经沟通，孙某同意足额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但表示在支付期限方面存在困难，希望待2025年秋收后分期三年还清，而李某则希望一年内履行完毕。三是闭环保障，促推达成调解。针对双方在履行方式上的分歧，“银发法官”综合考虑孙某的经济状况、收入来源以及本地生产生活实际支出，经分析衡量，认为“孙某每月支付李某3000元”的方案较为合理，既能避免孙某因一次性全额支付陷入经济困境，又能通过“小额高频”的还款方式尽可能保障李某的基本生活需求。残疾人调解员在“银发法官”指导下，主持双方就还款金额、还款期限、违约条款等细节逐一沟通、敲定，最终拟定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中既明确了每月的还款金额及支付日期，方便后续跟踪回款，又设置了“逾期全额执行”条款，避免孙某再次拖延支付，在强化对李某权益兜底保护的同时，也为孙某预留了合理的履行空间。经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孙某分期支付劳务报酬，从2025年7月开始，每月25日前偿还李某3000元，直至付清为止。目前，孙某正在按约履行。【典型意义】本案系拖欠残疾人劳务报酬引发的劳务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自然人，存在一方支付能力不足，但另一方残疾人维权需求迫切的特点，虽然标的额不大，却直接关系残疾人劳动者的基本生存保障。本案中，法院将无障碍诉讼服务贯穿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专人陪同代办、优先快速立案等服务，有效破解残疾人表达难、立案不便的现实困境，彰显了司法服务的温度、精度与速度。调解过程中，残疾人调解员和“银发法官”分工协作、共同发力。残疾人调解员凭借对残疾人生理、心理特点的深刻理解和共情，以“同视角”的沟通方式安抚残疾当事人情绪，快速建立信任，同时以接地气的表达向对方当事人传递情理，唤起其情感共鸣。“银发法官”则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精准把握纠纷症结，用通俗语言释法明理，帮助当事人明晰权利义务、知晓法律后果，促推达成调解共识。充分考虑双方诉求，制定“分期付款+逾期保障”的调解方案，实现了对双方利益的合理兼顾。以精准、专业、高效的解纷服务，既守护了残疾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用工者因支付压力陷入经济困境，达到“精准护残、高效解纷”目标，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案例三法院联动残联实质化解残疾人直播打赏退款难题——张某与王某赠与合同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张某系言语残疾人，王某系某公司娱乐表演签约主播。双方通过直播平台相识后，发展为恋爱关系并线下见面。此后，张某为增进感情、维系恋爱关系，通过直播平台向王某两次打赏并微信转账累计共91342元。后双方分手，因上述款项返还产生纠纷，张某诉至湖北省来凤县人民法院。法院在立案过程中了解到张某系言语残疾人，遂启动“绿色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提供引导服务，对该案优先受理。【调解过程及结果】考虑到当事人系言语残疾人，较一般纠纷存在沟通成本高、调解难度大等特点，为实质化解纠纷，经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建立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邀请县残联参与调解，成立由残联特邀调解员、手语翻译师组成的调解小组，在法官指导下共同开展调解工作。一是融情于理疏导，缓和对立情绪。在手语翻译师的协助下，调解员了解到张某无固定生活来源，经济压力较大，要求王某退还打赏及转账款项，王某则拒绝退还，双方对立情绪明显。对此，调解员引导双方珍视过往情谊，本着好聚好散、互谅互让的原则，坐下来理性协商、寻求纠纷实质化解。针对张某，调解员告知其即使在恋爱关系中，双方经济往来也需保持理性审慎态度，引导其形成合理解纷预期；针对王某，调解员则释明解纷成本，引导其理性评估诉讼可能结果，提高其调解积极性。经过耐心沟通，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同意协商解决纠纷。二是深入调查了解，锁定争议焦点。经深入沟通，调解小组了解到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张某认为其给王某的打赏及转账是出于以结婚为目的，现双方已分手，王某理应返还；王某认为，两人系恋爱关系，张某作为成年人，相关款项系其在恋爱期间自愿赠与，自己无需承担返还义务。对此，调解小组深入走访当事人居住社区及邻居亲友，从案涉直播平台调取支付记录、直播内容，并梳理张某提交的转账流水、聊天记录、直播录屏等证据，了解到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不仅以夫妻名义相称，还商议了结婚、见家长及购置婚房等事宜，且张某恋爱期间两次直播打赏均发生在双方口头婚约后，并在微信中协商以打赏金额折抵结婚时的彩礼。同时，调解小组查明，王某签约的某公司与直播平台约定主播直播打赏收入五五分成；某公司与王某约定，王某享有某公司从平台获得收益的80%，某公司留存20%作为管理费。在此基础上，调解小组总结出双方争议焦点为王某是否应当返还相关款项以及返还金额如何确定。三是耐心释法说理，促推达成和解。围绕争议焦点，调解小组通过“手语交流+文字辅助”的无障碍沟通方式，向双方释法说理。法官以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条款为核心指引，向当事人释明，张某在恋爱期间两次直播打赏及转账在本质上属于赠与王某财产，是否应返还需结合款项用途、具体金额、发生时间等分析。一方面，恋爱期间为表达爱意的小额、日常性转账，通常视为一般性赠与，在对方接受后即已完成赠与，一般不能撤销。另一方面，结合双方以打赏金额折抵彩礼等交往事实，张某直播打赏系以结婚为目的，在婚约落空后理应返还。在此基础上，法官指导调解员参考多元解纷案例库入库案例（编号D2025-161-1-102-529）中“确定转账性质，找准诉争款项平衡点”的解纷思路，仔细梳理直播打赏及转账流水，将“2.14”、七夕、女方生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及“520”、“1314”等代表特殊寓意金额的款项汇总，通过逐笔对账，确认张某向王某的一般性赠与为16342元；张某以结婚为目的向王某直播打赏75000元，扣除平台及公司分成后，王某实际获得30000元。双方对该金额均表示认可，王某认识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主动表示愿意返还上述款项。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向张某一次性退还30000元，并在签订调解协议当天主动履行还款义务。该起纠纷得到实质化解。【典型意义】本案系残疾人向网络主播打赏转账引发的赠与合同纠纷。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一些残疾人对网络交友及直播打赏的风险认知不足，因此引发的财产往来纠纷日益增多，且往往交织婚恋等情感因素，化解难度较大。本案中，法院依托“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与残联合力化解纠纷。残联调解员发挥熟悉残疾人群体、善于沟通疏导的优势，情理并用，引导当事人理性协商；手语翻译师参与调解全过程，以“无声交流”破除沟通壁垒；法官做实指导调解，结合争议焦点释法说理，阐释直播打赏及转账行为的法律边界，校准当事人解纷预期；调解员参考多元解纷案例库同类案例，采用梳理流水、逐笔对账方式确认应返还金额，促推在法律框架内达成调解协议并现场履行。通过全流程便捷、高效、精准的司法助残服务，不仅消除言语残疾人解纷障碍，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实现“事心双解”的良好效果，更引导残疾人群体理性参与直播打赏，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案例四多元协同化解“目录外”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消费争议——方某与某摩托车经销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方某系肢体残疾人。2025年1月，方某在某网络视频平台看到某摩托车经销处出售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宣传视频，遂添加销售人员微信详细了解。经沟通，方某决定购买并支付货款24800元。提车后，方某向当地残联提出挂牌申请，但因该车辆品牌型号未纳入方某所在省份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目录公告，致使该车辆无法登记上牌、上路驾驶。方某为此与某摩托车经销处协商退车退款，但某摩托车经销处以其销售的车辆为合格产品且挂牌事宜应由方某自行了解为由拒绝。方某遂诉至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车退款。【调解过程及结果】法院收到起诉材料后，考虑到方某系残疾人，且案涉残疾人交通工具的购买与挂牌，经征得当事人同意，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建立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委托区残联指导设立的残疾人事务纠纷调解委员会开展先行调解工作，并指派法官指导调解。一是详细核查，锁定核心争议焦点。残联调解员详细了解前期残联协助方某协调车辆挂牌的具体过程及沟通记录，同时分别向方某与经营者核实购车经过、宣传承诺及沟通细节，全面梳理双方具体诉求。随后，对照所在省份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目录公告，确认案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确实未纳入目录公告，不具备上牌资格。在法官指导下，残联调解员总结本案争议焦点为：经营者销售残疾人专用特殊商品，是否应对地域政策、目录准入等关键信息履行主动告知义务。二是聚焦分歧，共同开展释法明理。法官结合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向某摩托车经销处释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属于特殊商品，具有明显地域政策差异，经营者对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关键信息，如适用范围、地区目录准入、上牌条件等内容，负有主动提示和告知义务，特别是在网络销售场景下，更应当充分保障特殊群体消费者知情权。残联调解员则立足残疾人服务专业角度，向当事人强调销售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辆，应兼顾产品合格性与地方政策适配性。经耐心释明，双方初步达成解除合同并退车退款的共识。三是多元协同，促推达成调解方案。双方虽初步达成共识，但在退款金额、车辆拖回方式及费用承担上仍存在分歧。方某要求退还22000元且由某摩托车经销处承担拖车费用；某摩托车经销处则认为，方某主张的退款金额过高，且拖车费应由方某承担。对此，残联调解员结合案情进一步释法说理。针对退款金额争议，告知当事人车辆已短途使用3个月，产生了客观折旧，且方某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自行加装制冷设备，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次销售，引导方某结合车辆实际使用情况在退款金额上适当让步。针对拖车事宜，残联调解员考虑到方某肢体残疾、行动不便的客观实际，引导某摩托车经销处换位思考，向其阐明：主动拖回并承担拖车费用不仅是解决现实难题的务实之举，更是关怀特殊群体的主动担当。最终，经核算，双方就退款金额达成一致，某摩托车经销处同意自行拖车并承担拖车费用。经调解，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某摩托车经销处退还方某19000元后自行拖回车辆并承担车辆拖回产生的费用。调解协议达成当日已全部履行完毕。【典型意义】本案系涉残疾人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涉及网络销售场景下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买卖，专业性较强，事关残疾人日常出行。本案中，法院充分发挥“总对总”机制效能，与残联协同联动解纷。调解过程中，法官与残联调解员依据法律规定，明确经营者对特殊商品销售的告知义务，清晰划定责任边界；残联工作人员立足涉残服务专业角度，全程协助方某维权，耐心疏导当事人情绪，引导双方互谅互让，最终实现“多元协同化解、当场自动履行”的解纷闭环。本案的成功化解，不仅维护了残疾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履行对特殊商品的主动告知义务，同时提示残疾人消费者购买特殊商品时应主动关注地方政策，为涉残疾人消费纠纷实质化解提供了有益参考。案例五“一庭两所+残联”妥善调处涉残疾人旅游冲突助力景区无障碍升级——车某、陈某与余某侵权责任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车某、陈某系某公益旅行团游客，该团游客均为听力残疾人。二人在某景区游玩时，因拍照问题与非本团游客余某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不同程度受伤，同时导致公益旅行团行程受阻、现场游客围观拥堵，影响景区正常通行秩序。附近游客见状，遂向景区派出所报警求助。【调解过程及结果】派出所出警后，考虑到当事人存在言语听力障碍且纠纷发生在景区、随团滞留人数较多等实际情况，遂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旅游巡回法庭寻求指导。旅游巡回法庭依托“一庭两所”联动化解机制，第一时间对接景区司法所，并邀请区残联参与，共同组建调解小组开展纠纷调处工作。一是分工疏导，缓和对立情绪。鉴于各方当事人情绪激动，随团残疾人游客因行程延误焦躁不安，围观群众聚集进一步加剧现场混乱的情况，调解小组迅速采取“分流处置、同步推进”策略：派出所第一时间疏散围观游客，疏导景区交通秩序，防止发生次生矛盾；同时，选派具备手语专业技能的民警全程参与沟通，确保残疾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得到充分保障，破解双方沟通不畅的难题。残联选派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及时对车某、陈某开展心理疏导，缓解其因冲突受伤产生的焦虑情绪，并同步协调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开辟临时休息区，妥善安置随团其他残疾人游客，避免情绪激化。司法所安排具有旅游纠纷调解经验的调解员在法官指导下组织调解，并对余某开展情绪疏导，避免矛盾对立升级。二是固证说理，促推达成调解。在各方情绪趋于稳定后，调解小组循序渐进开展调处工作：首先，由派出所懂手语的民警陪同双方当事人前往医院检查治疗，同步固定伤情、治疗费用、现场监控视频、目击者证言等核心证据，为后续事实和责任认定奠定基础。随后，调解小组与双方分别沟通，车某、陈某主张余某先动手应承担责任，余某则以自身伤势更重为由，要求对方承担责任。根据双方主张，法官指导调解员归纳出主要争议焦点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如何划分。对此，司法所调解员结合残疾人保障法、旅游法等残疾人旅游权益保障相关规定，向双方阐释涉残公益旅行团的特殊性，引导双方充分考量纠纷处置对其他游客行程的影响，以此调动双方调解的积极性。指导法官依据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相关规定，并结合相关证据，指出双方因在景区内拍照打卡发生争执，余某辱骂、推搡在先，未采取合理的沟通方式避免纠纷发生，车某、陈某也未保持冷静，被激怒后还击导致矛盾升级，进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均有受伤，双方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存在过错。经释法说理，双方均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之处，余某主动向陈某、车某赔礼道歉。双方同意在折抵余某应赔偿车某、陈某的损害费用后，由车某、陈某支付余某部分医疗费用。三是以案为鉴，强化源头治理。针对本案暴露出的景区人流密集区域无障碍设施服务不足、热门打卡点管理缺位等问题，旅游巡回法庭依据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定，向景区管委会建议在热门打卡点设置“助残爱心打卡区”，通过物理分区实现游客分流，并安排志愿者实时引导，从源头上减少因拍照占位、通行不便等引发的矛盾冲突；区残联为景区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提供专业指导，推动景区完善无障碍通行、休息服务设施配套，提升涉残旅游服务精细化水平。景区收到建议后，当月即增设多个“助残爱心打卡区”，并完成相关无障碍服务设施升级改造。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在折抵余某应赔偿车某、陈某的损害费用后，由车某、陈某当场一次性支付余某部分医疗费用。纠纷得到妥善处理后，车某、陈某所在的公益旅行团按原计划继续后续行程。景区完成服务设施升级后，亦未再发生因拍照占位等引发的同类纠纷。【典型意义】本案系涉残疾人旅游过程中冲突致伤引发的侵权纠纷，具有事发地人流密集、矛盾易激化、处置时效要求高、当事人沟通存在障碍等特点。本案中，法院依托“一庭两所”联动化解机制，并邀请残联参与化解，有效发挥各方优势，凝聚解纷合力。派出所负责维护秩序、陪同就医、固定证据，并选派懂手语的民警搭建沟通桥梁；残联发挥残疾人权益保障职能，提供心理疏导、稳定情绪，妥善安置旅行团其余残疾人游客；司法所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调动双方调解积极性；法院从证据入手厘清事实、释法说理，明确责任边界。通过各方协同发力，实现纠纷“当日化解、当场履行”，既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也最大限度降低了矛盾纠纷对景区秩序、游客行程的影响。同时，法院联动残联“以调促治”，推动景区完善服务设施、优化管理模式、强化源头治理，既实现个案高效实质化解，又为残疾人平等参与文旅活动、安全便捷出行提供了长效保障。【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6-05-19 1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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