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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布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规范海洋资源利用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为各地高质效办好海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提供参考借鉴。以典型案例为引领，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更高水平法治保障。近年来，沿海各地检察机关依托临海区位优势，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海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年5月，最高检立案办理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公益诉讼专案。一年来，环渤海天津、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一市检察机关注重陆海统筹，围绕渤海海域水质提升、岸线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办理了一系列案件，推动解决了一批渤海海域公益侵害难题。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天津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督促保护马棚口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等6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5件，民事公益诉讼1件。案例涉及面较广，涵盖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海岸线、无人岛礁保护，以及船舶溢油损害、养殖尾水污染治理等，既涉及推动解决海洋环资领域常见难题，也涉及探索解决领域内新问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案例突出检察机关注重在履职办案中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有机统一，发挥一体化履职优势破解治理难题。海洋岸线、渔业、岛礁资源等都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检察机关在履职中主动聚焦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公益侵害问题，规范海洋资源利用。本批典型案例中，检察机关通过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等多种方式，切实发挥司法保障海洋生态环境作用。如船舶溢油事故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案件在沿海港口易发多发，此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山东威海检察机关通过厘清船舶租赁、保险等合同关系，梳理认定涉案侵权主体责任，并及时对涉案船只申请诉前财产保全，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手段追究侵权人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展现了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办案的规范性和专业性。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聚焦海洋生态环境重点领域加大办案力度，以正在办理的环渤海专案为引领，围绕重点区域海洋环资保护突出问题，指导各地深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充分发挥科技赋能海洋环资保护领域法律监督工作，针对海洋水质、海岸线变化、外来入侵物种治理等问题持续加大办案力度；深化执法司法协作，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办案等机制，提升海洋环境治理效能。案例一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督促保护马棚口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磋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滨海湿地保护生态修复民生保护【要旨】针对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滨海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依法立案，通过磋商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以协同做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保护为切入点全方位推进整改工作。【基本案情】天津大港滨海湿地是天津海岸带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子系统，是海涂湿地与浅海生态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天津市滨海新区马棚口区域处于大港滨海湿地范围内，对滨海湿地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区域内湿地生态遭到破坏，围堰围建养殖侵占了滨海湿地空间，同时形成多处固定的船舶违法停靠点，既非法占用海域，造成区域海洋生态破坏，也存在安全风险，威胁公共利益安全。【调查和督促履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天津三分院）在履职中发现马棚口区域内存在损害滨海湿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情况。发现案件线索后，多次赴现场进行实地踏查，并利用无人机开展录像取证，及时固定证据。经查发现，马棚口滨海湿地内多处水域被占用用于围堰养殖，且周边搭建了多处临时构筑物，自然湿地环境被破坏，滨海湿地生态功能退化。此外，区域内船舶随意停靠，非法占用海域，形成了多处固定的船舶停靠“黑码头”，破坏了海洋和湿地生态环境。天津三分院在调查中还发现，2023年7月马棚口区域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立项建设以来，修复工程进展缓慢，“退养还湿”“退养还滩”等工程因多种原因一直不能完工，滨海湿地及海洋生态环境未得到实质性修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经研判，因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滨海新区政府）具体负责马棚口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工作，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资局）对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负有监管职责，2025年9月6日、15日，天津三分院分别对滨海新区政府及市规资局依法立案。立案后，天津三分院将案件作为“环渤海专案”相关案件上报，积极争取上级院指导支持，持续推动案涉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进展。10月16日，天津三分院与市规资局、滨海新区政府召开磋商会，通过磋商明确两单位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监管职责，由市规资局进一步加强对生态修复建设项目的督促指导，由滨海新区政府负责具体施工工作，确保完成项目施工任务，妥善解决马棚口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做好民生保障。行政机关对案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全部认可，通过倒排工期、抢抓进度等方式全力开展滨海湿地及海洋生态修复整改。经过检察监督，市规资局积极履职，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并指导滨海新区政府科学开展修复工作。滨海新区政府作出专门部署，加快调度施工进程，明确工作清单与责任分工，做好人力物力保障、机械设备管理、安全巡查、植被养护等工作。通过24小时不间断施工模式，迅速拆除相关构筑物和“黑码头”，有效落实生态修复整改要求。同时为兼顾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滨海新区政府及时完成生态修复补偿款的发放工作，将马棚口区域“退养还滩”“退养还湿”补偿资金全部发放到位，做实民生工程。目前，马棚口区域生态修复工程已基本完成，累计修复岸线89.6公顷，完成河口综合整治147公顷，退养还湿工程修复治理802公顷，治理互花米草670公顷，清除违法构筑物22.05亩，滨海湿地及海洋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典型意义】滨海湿地是陆海生态系统的关键过渡带，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滨海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负责具体实施工作的属地政府立案，通过现场踏查和科技手段及时全面固定相关证据，并通过磋商的方式推动多方达成共识，形成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合力，破解了阻碍生态修复工作的现实困难，有效保护了滨海湿地的生态环境。在通过监督解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同时，检察机关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和历史遗留因素，将保障民生作为监督工作的一部分协同推进，展现了守护美好生活、增进民生福祉的检察担当。案例二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检察院诉北海某船务有限公司、邱某某、王某某、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船舶溢油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单船溢油事故生态损害赔偿【要旨】针对单船事故溢油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案件中法律关系复杂、多个责任主体认定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全面厘清船舶租赁、财产保险等合同关系，准确认定案件侵权主体责任；对造成海洋水体环境损害和岸滩污染情形，分别采用鉴定意见和专家意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评估量化，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侵权人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全面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基本案情】“宏阔2”号轮船，船籍港系广西北海，经营范围主要为国内沿海各港间普通货船运输。2023年1月23日，该轮在山东威海奔腾港防波堤西部近海水域触底搁浅并发生溢油，溢油点位于近海海域，造成溢油量约17吨，扩散面积约100平方千米。经威海海事部门认定，涉案溢油事故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宏阔2”轮对本起事故负全部责任。【调查和诉讼】2023年2月3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威海经开区院）收到群众反映海域污染线索后，向威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威海市院）报告，威海市院成立由两级院组成的办案组，对污染情况展开初步调查核实。经查，事故发生后相关行政机关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委托专业机构对溢油扩散进行防治，至2023年6月，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防污清污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清污费用共计1253.22万元。检察机关选取附近海域多个点位实地勘察，发现仍有大量油污扩散并留存于周边海域岸滩、礁石上，行政机关前期应急处置措施主要为收集清理海面溢油及岸滩表层油污，但遭受污染的海水区域尚未修复、岸滩上仍残存渗入礁石缝隙的大量油污尚未得到整治。由于行政机关表示不对本案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诉，为确保受损公益得到及时修复，威海市院指导威海经开区院于7月24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重点针对涉案侵权责任主体认定及海洋环境损害情况启动调查核实，查明，北海某船务有限公司系涉案船舶所有人和管理人，邱某某系船舶共同所有人，均对船舶安全负有经营管理责任。2022年11月，邱某某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王某某签订《“宏阔2”轮定期租赁合同》，约定船员配备和管理、船员工资发放、船舶运营由邱某某负责，实际承租期间由王某某自行配备船员并管理船舶。另查明，“宏阔2”轮于2022年8月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宁波分公司）投保为期一年的油污和其他保赔责任险，保险金额400万元。威海市院依法认定邱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定期租船合同属于光船租赁，根据海商法相关规定，王某某应承担侵权责任，且北海某船务公司、邱某某及王某某均未有效履行船舶经营管理责任，导致船舶搁浅事故后船舶溢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三者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寿财险宁波分公司基于与北海某船务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事故发生时处于保险保证期限内，亦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本案溢油造成的海洋水体环境损害费用和岸滩等残留油污修复费用，2023年8月，检察机关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就海水环境损害价值、修复方式进行鉴定评估，认定海水环境损害价值约为574万元。期间，针对岸滩和礁石修复，因国内缺少该领域的专业鉴定机构，2024年4月，检察机关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相关机构出具专家意见，最终认定沾染油污的潮间带岸滩及礁石的修复费用约为342.98万元。威海市院于2024年9月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北海某船务公司、邱某某、王某某连带赔偿海洋环境损害及修复费用916.98万元、鉴定评估费用20万元，人寿财险宁波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案情复杂，青岛海事法院先后组织三次开庭，山东省院派员到庭指导。庭审中，检察机关重点围绕侵权责任主体认定、涉案修复费用认定、保险公司连带责任等焦点问题进行充分举证质证，并申请鉴定人和专家出庭进行专业说明，以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案件审理过程中，为确保后续执行效果，威海市院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2025年9月19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目前该案已启动执行程序。【典型意义】针对船舶溢油事故中行政机关已履行应急处置责任，但受损公益未得到全面保护的，检察机关发挥补位作用，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全面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查明事故发生原因，厘清船舶所有人、管理人、实际经营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依据海商法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涉案侵权责任主体。同时，通过充分借助专业评估鉴定助力依法认定海洋环境损害价值，破解岸滩修复费用认定难题，实现受损海洋生态环境救济。案例三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非法占用国家级中心渔港海岸线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海洋资源保护非法占用海岸线中央环保督察移送线索【要旨】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移送的非法占用海岸线问题，在行政机关因职责划分不清、整改进度缓慢、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损害状态时，检察机关及时跟进调查核实，厘清监管执法职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并同步对调查中发现的违规私建小码头问题监督整治。【基本案情】奉化区莼湖国家级中心渔港是浙江省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因为其独特的海岸线资源，被联合国列为“绿色发展中国试点”。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发现，宁波市奉化区A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船舶公司）在莼湖渔港管理范围的厂区南侧岸线滩涂违规填海2.1亩。该区域内还存在未批私建小码头，码头内砂石、废竹筏、渔船残体大量堆放等问题，影响国家级中心渔港功能作用发挥。【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奉化区院）接到上级院交办线索后，根据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工作要求，就A船舶公司违规填海等线索所涉问题及时跟进，关注整改进展。根据《宁波市奉化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针对A船舶公司违规填海行为，奉化区确立三项整改措施，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置，拆除违规填海区域，2025年6月底前完成违规填海区域生态修复。二是2024年12月底前，开展违法用海专项执法行动，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涉嫌违法用海行为，对查实的违法用海行为严肃查处。三是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违法违规用海信息互通、联动监管，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涉海违法行为。针对违法问题，相关专业机构出具了《奉化区A船舶公司厂区南侧填海区块生态评估报告及生态修复方案》，方案表明，A船舶公司填海区造成潮间带生物灭失，破坏了周边海域环境和生态环境，需采取两项措施进行修复，一是对填海地块进行整体拆除，恢复至周边海域滩涂高程；二是填海地块种植海滨木槿和碱蓬，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检察机关查明，因海域使用、岸线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多家行政机关且职责不清，截至2025年4月，仅开展了填海地块整体拆除工作，相关行政执法查处未跟进，生态修复工作进展缓慢。2025年4月3日，奉化区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开展全面调查核实。经查，A船舶公司建设危废仓库时，在渔港管理范围的厂区南侧岸线滩涂违规填海2.1亩（约1400平方米）。此外，莼湖渔港区域存在未批私建小码头，码头内砂石、废竹筏、渔船残体大量堆放等问题。奉化区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以及《奉化区自然资源领域海洋行政监管和执法协作配合工作细则》（奉自然资规〔2024〕272号），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以下简称资规局奉化分局）和奉化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农村局）对海域使用、岸线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2025年4月8日，奉化区院分别向资规局奉化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海域监管、海洋行政执法职责，查处违规填海、未批私建小码头等违法行为。为推进整改，奉化区院于5月30日联合资规局奉化分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局（以下简称生态局奉化分局）召开工作推进会，建立海域监管联动响应模式，明确由资规局奉化分局发挥监管主体作用，常态化向区农业农村局等执法部门通报相关数据，执法部门根据通报数据，快速反应、跟进处置，形成监管与执法的闭环管理。2025年6月6日，资规局奉化分局、区农业农村局书面回复检察建议。资规局奉化分局加快整改进度，将小船码头列入奉化渔港经济区规划，作为栖凤小型渔船停泊平台建设工程项目，目前已完成招标方案；挖除A船舶公司违规填海2.1亩区域。区农业农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A船舶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恢复海域原状，并处罚款人民币246.06万元（已全额缴纳）。同期，奉化区院协同生态局奉化分局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磋商明确由A船舶公司承担违规填海区域生态修复工作，投入13.8万元种植海滨木槿和碱蓬，改善区域生态环境。2025年7月18日，奉化区院邀请人大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对整改成效开展“回头看”，实地评估整改成效，栖凤小型渔船停泊平台建设工程项目稳步推进，经两轮种植，海滨木槿和碱蓬植株存活率达80%，修复成效显著。2025年10月底，栖凤小型渔船停泊平台建设工程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典型意义】非法占用国家级中心渔港岸线资源直接影响到渔业生产安全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检察机关动态跟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进度，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协调厘清行政监管职责、压实主体责任，推动中央环保督察问题全面整改。同时，举一反三同步推动解决区域内其他违法侵占岸线资源问题，助力有效恢复国家级中心渔港功能和秩序，为海洋渔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案例四江苏盐城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沿海养殖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沿海养殖行业治理【要旨】沿海养殖尾水超标排放问题整治，涉及众多行政机关，涉及民生民利。检察机关可以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分层分级精准监督，综合运用磋商、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在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形成合力。同时，深入案件背后治理难题，主动向党委、政府报告，推动行业治理、民生保护。【基本案情】江苏省响水县某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业发展公司），将黄海沿线4500亩土壤盐渍化的盐田投资改造为池塘养殖区，发包给106户养殖户进行南美白对虾养殖。养殖尾水未经处理排入黄海，影响近海海水水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调查和督促履职】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响水县院）在开展“黄海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该案线索，2023年4月15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向海洋排放养殖尾水污染物等应当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放相关地方标准，加强养殖尾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江苏省《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4043-2021）规定，在海水受纳水域养殖尾水排放限值中，悬浮物排放限值≤100mg/L、化学需氧量排放限值≤20mg/L、总磷排放限值≤0.4mg/L。经调查发现，案涉养殖区排放的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磷分别超出219%、45%、31%。2023年4月20日，响水县院召集响水县水务局（以下简称县水务局）、响水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磋商。各部门均认为尾水排放应适用《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但执法存在困难：一是养殖户已经在租金、虾苗饲料等方面投入大量成本，目前正处于养殖期，直接关停易引发社会矛盾；二是各职能部门职责交叉，协同执法方面存在困难；三是小规模养殖区尾水治理简单，但案涉养殖区面积大、地形复杂，存在治理技术难题。2023年4月27日、5月5日和5月9日，响水县院分别向县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各单位形成执法合力，对海洋污染及养殖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加强入海排污口管理，推动尾水处理规范化治理。鉴于案涉养殖户多、整改难度大，且行政机关协同执法存在困难等问题，响水县院同步向县委作专题报告，获得支持。检察建议发出后，各机关多次联合执法，动态监测养殖区尾水情况，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拆除排水口60余处。养殖区关系众多养殖户利益，关停企业可能影响社会维稳和经济发展。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响水县检察院与各职能部门多次咨询养殖专家、研究《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等规定，探索出规范化治理方案，推动投入1070万元建成尾水治理设施，确保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并建成生态保护教育基地，引导各养殖户规范化养殖。2024年4月，响水县院在办理本案基础上，发现沿海其他14万余亩养殖区存在养殖尾水未达标排放的共性问题。为破解上述区域养殖区分散、养殖品种多元条件下的尾水达标治理技术难题，响水县院以2024年5月3日江苏省实施的《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处理技术规范》规定的相关要求为技术突破点，及时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各职能部门、企业按照已实施的技术规范，破解治理技术难题，制定出《区域尾水集中处理设计方案》，通过划定沿海特定区域收集尾水进行集中处理、统一排放，破解了达标排放技术难题。沿海养殖区根据方案建成12540余亩沿海养殖集中尾水处理区，增设40个尾水排放监测点，建成12万余亩生态养殖社区。在响水县院办理养殖污染案的基础上，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盐城市院）在全市开展沿海养殖生态环境专项治理，发现全市除响水县外，其他沿海县区也存在养殖尾水违规排放问题，盐城市院开展立案并多次与市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磋商。2024年6月，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制发检察建议，并将工作情况向盐城市委汇报，推动全市开展养殖尾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4月，盐城市沿海37万余亩养殖水面完成整改，建成尾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盐城市委主要领导对案件办理作出书面批示给予充分肯定。2025年6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响水模板”为经验，开展全省海洋保护专案办理，推动连云港、南通等地沿海养殖尾水专项治理。【典型意义】沿海养殖面积大、种类多元，尾水不规范排放易造成大规模水污染。沿海养殖污染问题，整改难度大、时间长，检察机关应发挥一体履职优势，分层分级精准监督，从个体到全县再到全市、全省，同时深入分析案件背后的治理难题，长期持续跟进监督，逐步推动问题解决。检察机关针对治理难题，与行政主管部门强化协同履职，有针对性开展专项攻坚，推动企业依法整改、转型升级，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案例五福建宁德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无人岛礁焚烧海漂垃圾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民事公益诉讼岛礁生态保护修复一体化履职【要旨】针对海漂垃圾打捞作业过程中相关作业方在无人岛礁就地焚烧海漂垃圾，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属地基层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及时查处污染问题；市级检察院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污染后果、开展生态修复。对于无人岛礁的修复成效，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形式予以评判。【基本案情】2023年以来，宁德市某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海公司）负责对三都澳海域海漂垃圾打捞、收集、处置。该公司未将收集的海漂垃圾全部及时转运处置，部分垃圾直接堆放在三都澳海域青屿、牛尾礁、小港、炎屿等多处海岛近岸及无人岛礁上焚烧。部分岛礁因焚烧导致岩石石体开裂损坏，焚烧产生的残渣附着在岛礁岩石上，破坏岛礁生态环境。部分残渣随着潮水流向海洋，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焚烧垃圾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影响海岛近岸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底，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德市院）、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蕉城区院）分别接到“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三都澳海域岛礁存在露天焚烧垃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问题线索。宁德市院指导蕉城区院开展初步调查，通过实地摸排、询问证人、现场勘查，查明某海公司将收集、清理、打捞海漂垃圾堆放岛礁就地焚烧，严重破坏岛礁和海洋生态环境。2023年11月14日，宁德市院结合案件初查情况，形成《关于宁德三都澳海域海漂垃圾焚烧问题的情况报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报告，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五条以及属地行政机关“三定方案”等规定，宁德市蕉城区城市管理局、宁德市蕉城区生态环境局及蕉城区三都镇人民政府负有对海洋垃圾处置、海岛生态保护监管职责。2024年1月26日，蕉城区院对上述三个单位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磋商后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上述行政机关履行海岛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并对受损岛礁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在行政职能部门的协同履职下，岛礁上堆积的海漂垃圾得到及时清理，但焚烧产生的黑色残渣层未清除和岛礁生态未得到有效修复。宁德市院经调查核实，无人岛礁的修复所需资金缺口较大，且某海公司为市属国企，基层行政部门推动其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存在困难。2024年3月29日，宁德市院对某海公司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程序，以检察一体履职推动无人岛礁修复整治。为厘清各自职责、形成修复方案，宁德市院召集相关职能部门、某海公司等召开圆桌会议，各方共同研究形成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方案，拟争取市财政投入2183余万元建设、改造修缮海漂垃圾中转站、分拣中心。某海公司投入资金参与修复岛礁1823立方米。2024年9月5日，三都澳岛礁修复工程达到竣工验收标准。2024年9月12日，宁德市、蕉城区两级检察院联合召开整改成效公开听证会，并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高校志愿者等到场监督，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受损公益已修复到位，可以终结案件。同年9月13日，宁德市院决定终结案件。【典型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强调，海洋为闽东重要资源，要把它保护好。宁德检察机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群众反映的无人岛礁监管“盲区”问题，把检察履职融入当地党委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大局，主动争取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两级检察机关综合运用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圆桌会议、公开听证等手段措施，各有侧重地破解海洋生态环境办案实践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构建起海洋检察立体监督格局，持续守护三都澳海域无人岛礁蓝色“天湖”。案例六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洋生态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珍稀濒危保护动物保护儒艮综合保护【要旨】针对非法捕捞、养殖尾水直排、岸滩固体废物污染等既影响海洋珍稀濒危保护动物本身又破坏其生存环境的违法情形，检察机关向多个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全面履职，协同开展全保护区域的综合治理，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对珍稀濒危海洋物种的有效保护。【基本案情】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唯一的以保护儒艮（俗称美人鱼）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有红树林、海草床等在海洋生态链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生态系统，系儒艮、中华白海豚等11种珍稀濒危保护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保护区周边村民在保护区内滩涂上使用非法电力工具实施捕捞作业；多个养虾池养殖尾水通过暗渠直排儒艮保护区内；保护区岸滩长期堆放大量生活、建筑垃圾，上述违法情形对儒艮保护区的珍稀濒危保护动物生存环境和红树林、海草的生长环境产生危害，致使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遭受破坏。【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合浦县院）在儒艮保护区走访调研中发现本案线索。办案人员通过在凌晨潮汐节点开展实地勘察、无人机航拍的方式，结合调取的规划资料查明：多名村民在保护区滩涂上使用非法电力工具捕捞海虾损害滩涂底栖生物；儒艮保护区岸滩长期堆放4处占地约1.5亩的生活、建筑垃圾严重污染海堤周边滩涂。此外，办案人员运用现场勘验、侦查实验方式排查保护区内暗渠口排出的污水来源，利用空塑料瓶、泡沫片等制成浮标投入暗渠入水口，在出水口处观察浮标流出情况，查明7个共40亩无证养虾池养殖尾水通过暗渠直排保护区滩涂，危害大量红树林幼苗生长环境的事实。上述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规定，持续对儒艮保护区的珍稀濒危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及红树林、海草的生长环境产生危害，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遭受破坏。2024年9月2日，合浦县院对负有监管职责的合浦县农业农村局、北海市合浦县生态环境局和2个辖区乡镇政府立案。9月23日，合浦县院向上述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及时清理岸滩垃圾，严格规范涉及儒艮保护区的养殖行为，依法查处养殖尾水直排入海污染儒艮保护区水质、使用禁用渔具“电虾”等违法行为；开展源头治理，严厉查处违法制造、出售“电虾”器具行为，从根源上打击滩涂非法捕捞问题；健全长效机制，强化儒艮保护区日常巡查监管。上述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与儒艮保护区管理中心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封堵现有入海排污口，杜绝污水直排入海；责令无证养虾场停止养殖活动，督促与儒艮保护区相邻100多亩虾塘按程序办理养殖许可证并安装尾水处理设备；清理儒艮保护区岸滩堆放的生活、建筑垃圾70余吨，并在周边设置警示教育牌，建立健全儒艮保护区岸滩垃圾常态化综合巡查清理体系；启用天网监控系统及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在非法捕捞高发时段对滩涂区域开展重点巡查44次，开展执法行动10次，查扣违规船舶12艘，收缴地笼等违禁渔具500余套；深化源头治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定期排查渔具销售点，严控“电虾”器具流通渠道；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将儒艮保护区巡查纳入乡镇综合执法常态化工作，完善“人防+技防”监控体系，切实守护海洋生态环境。行政机关整改结束并书面回复，合浦县院对行政机关履职情形和保护区现状跟进调查，确认行政机关已依法全面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海水干净清澈，红树林生长良好，110亩“海底草原”长势良好并持续繁育扩增，已具备“美人鱼”儒艮回归的充足食物储备和栖息条件。合浦县院于同年12月25日对案件终结审查，并逐步推动建设儒艮保护区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基地。【典型意义】保护海洋珍稀野生动物，既要加强非法捕捞等对动物本身造成损害的违法行为的打击，还要对其生长、生存环境开展保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围绕珍稀濒危保护动物本身及其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全面调查取证，厘清行政机关职责，督促具有相应职责的多个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形成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格局，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责任编辑：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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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6-04-24 09:50:49

最高检发布10件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聚焦芯片制造、光伏新能源、工业软件等新兴产业最高检发布10件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4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涵盖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同时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体惩治虚假诉讼等职能，集中展现了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工作成效。这批典型案例充分体现检察机关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成效。案例聚焦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如“王某甲、王某乙等3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众某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等4人侵犯著作权案”等案件涉及芯片制造、光伏新能源、工业软件等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部分还涉及我国面临“卡脖子”的技术。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此次专门编选了“田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也得到充分展现。各级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全面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自行侦查、制发检察建议、提出抗诉等职能，高质效办好相关案件。例如，最高检抗诉改判“华美牙科”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有助于促进商标授权确权案件裁判标准统一，合理划分商标与字号的权利边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据介绍，这批典型案例还着眼于推动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职办案，特别是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性质认定、软件技术措施保护、新类型美术作品保护、服务商标案件办理、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可供各级检察机关学习借鉴。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印发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服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抗诉案”等10件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4月21日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服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抗诉案案例二付某某等4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系列虚假诉讼监督案案例三王某甲、王某乙等3人侵犯商业秘密案案例四田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案例五众某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等4人侵犯著作权案案例六张某甲等4人侵犯著作权案案例七万某玩具有限公司、万某某等3人侵犯著作权、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案例八王某、魏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案例九周某某等24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案例十“温县铁棍山药”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案例一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服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抗诉案【关键词】行政生效裁判监督商标权无效宣告在先字号权益在先使用抗辩抗诉【基本案情】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美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申请注册第19391801号“华美牙科”商标（以下简称诉争商标），2017年6月28日获准注册。该商标核定使用在“牙科；医疗诊所服务；疗养院；美容服务；保健；整形外科；头发移植；牙齿正畸服务；医疗设备出租；健康咨询”等服务项目。2018年11月28日，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美公司）以诉争商标损害其字号权等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2019年12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商评字〔2020〕第224号《关于第19391801号“华美牙科”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裁定），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并未构成对重庆华美公司字号权的损害，裁定维持该商标的注册。重庆华美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裁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查明：成都华美公司在先拥有“华美及图”“华美”两枚注册商标，其中“华美及图”商标于2000年8月8日申请注册，2001年12月21日获核准，核定使用在“医疗诊所；牙科”服务上；“华美”商标于2003年6月10日申请注册，2005年7月21日获核准，核定使用在“按摩（医疗）；医院；保健；整形外科；头发移植；芳香疗法；疗养院；休养所；护理（医务）；心理专家”服务上。同时，在此前成都华美公司诉重庆华美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二审判决认定重庆华美公司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整形美容领域将“华美”字样使用在产品宣传介绍上。在该案件的申请再审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222号民事裁定，认定重庆华美公司在整形美容服务上使用“华美”字样在重庆地区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案一审认为，成都华美公司在先拥有上述“华美及图”“华美”两枚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再次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申请注册本案诉争商标“华美牙科”应属于其对“华美”系列商标的延续注册。诉争商标未损害重庆华美公司的在先字号权，未违反2014年施行的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关于“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规定，判决驳回重庆华美公司的诉讼请求。重庆华美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2019）最高法民申222号民事裁定的认定，从重庆华美公司提供的大量证据，相关媒体报道以及其宣传、使用情况看，经重庆华美公司多年使用和宣传，“华美”在“整形美容”服务上于重庆地区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所以，重庆华美公司就其字号享有在先权益。诉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与重庆华美公司从事的“整形美容”服务，在服务目的和内容上具有较大关联，属于类似服务。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使用损害了重庆华美公司的在先字号权益。成都华美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先的“华美及图”“华美”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能成为诉争商标注册的合理依据。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裁定，责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成都华美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检察机关履职情况】成都华美公司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主张诉争商标是对其“华美及图”“华美”两枚在先商标的延续注册，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牙科、医疗诊所”等服务与重庆华美公司从事的“整形美容”服务并非类似服务，未损害重庆华美公司的在先字号权益。鉴于本案讼争双方存在多起纠纷，法律关系交织，检察机关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查明成都华美公司两枚在先商标的使用情况。经查，成都华美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持续在经营场所的病历、医院门牌等处使用上述两枚商标，并自2011年起广泛发布广告、参加展会进行宣传，多家报纸和网络媒体进行了报道，可以证明上述两枚商标经过长期使用和宣传，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上述事实已被多个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二是查明关联案件裁判情况。查明成都华美公司诉重庆华美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222号民事裁定中认定的重庆华美公司在整形美容服务上使用“华美”字样在重庆地区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其实质为认定重庆华美公司属于在先使用，其在原整形美容服务范围内使用“华美”字样不构成侵权。重庆华美公司可以继续在原有范围内使用其“华美”未注册商标，并不涉及“华美”字号是否具有一定影响，更不能推定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在先权利”成立。2024年10月11日，北京市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2025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在先使用抗辩与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前半句规定的在先权利在立法目的及构成要件等方面均存在区别。在先使用抗辩是为解决具有一定影响但未注册商标自用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第三十二条前半句规定的在先权利是为了阻却商标抢注问题，两者所要求的使用程度、范围及影响力明显不同。相关在先民事裁判认定重庆华美公司对“华美”这一未注册商标构成在先使用，不能据此推定其在先字号权益成立，二审判决认定诉争商标的注册损害了重庆华美公司在先字号权益，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2025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25年12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京行再20号行政判决，认为诉争商标在“牙科、医疗诊所服务、疗养院、保健、整形外科、头发移植、牙齿正畸服务、医疗设备出租、健康咨询”服务上的申请注册未损害重庆华美公司“华美”字号的相关权益，原审判决相关认定错误。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及被诉裁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典型意义】商标、字号都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承载着企业生产经营凝聚的商誉。本案通过辨析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在先权利”与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在先使用”抗辩在立法目的、权利性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厘清了两者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强调应当尊重商标和字号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状况，妥善处理商标与字号之间的权利冲突。对于无抢注恶意、已形成稳定市场格局的注册商标，不宜轻易宣告无效，对于善意合法使用形成的在先字号权益，亦应保留其市场空间。本案对于统一商标授权确权案件裁判尺度、合理划分商标与字号的权利边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具有借鉴价值。案例二付某某等4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系列虚假诉讼监督案【关键词】著作权纠纷虚假诉讼依职权监督一体履职【基本案情】2022年9月起，崔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从多家网络购物平台挑选商品使用率较高的卡通图案，通过描图、抠图等方式制作相关图案矢量图，并伪造作品发表说明书，将何某某包装成美术作品原作者，在贵州省版权局骗取作品登记证书，后对外出售美术作品“版权”。付某某等4人从崔某处购买卡通图案美术作品“版权”后，在明知其涉案美术作品版权虚假的情况下，仍通过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搜索印有相关图案的商品，锁定网络店铺信息，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和解、调解、判决等形式获取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100余万元。2025年11月13日，经安徽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付某某等4人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至二年四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2025年12月19日，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崔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和二年，各并处罚金，对何某某适用缓刑。刑事判决均已生效。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付某某等人提起的虚假诉讼涉及安徽、河南等十余个省份。付某某与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某百货经营部（以下简称百货经营部）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为其中一例。2024年3月13日，付某某以百货经营部为被告向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卫滨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其享有“某某小熊”美术作品的著作权，诉请判令百货经营部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2024年4月15日，卫滨区法院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作出民事判决，查明：付某某从崔某处购买“某某小熊”的著作权，并取得贵州省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百货经营部在网络店铺所陈列的商品上使用“某某小熊”图片。该院认为，付某某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显示，付某某为案涉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百货经营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其网店店铺中使用涉案作品，使相关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上述被诉侵权图片，侵害了付某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判决百货经营部赔偿付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700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5年12月，安徽检察机关将付某某等4人涉嫌虚假诉讼的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线索移送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开封市龙亭区、安阳市龙安区三地检察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导三地检察机关开展初步审查，认为该系列案件可能存在虚假诉讼情形，遂依职权启动民事检察监督程序。主要开展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加强跨省协作，快速调取证据材料。调取付某某等人刑事案件卷宗及相关电子数据，围绕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证据重点查明作案目的、作案手段、主观恶意等情况。二是开展关联案件检索，深入挖掘监督线索。指导全省检察机关将“付某某等人为原告”和“某某小熊”等作为关联筛选条件，对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进行检索，排查出22条本省虚假诉讼线索和36条外省线索，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三是依托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扩大监督范围。依托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全面提取“原告”信息、涉案作品信息，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全面检索，排查相关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应检察机关审查。根据调查核实查明的事实，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付某某等人明知涉案作品著作权虚假，捏造侵权事实，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提起诉讼，属于“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构成虚假诉讼。且付某某等人主观恶意明显，不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更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依法应予监督。截至2026年4月，河南检察机关对付某某等人系列知识产权虚假诉讼案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9件，法院已裁定再审21件，再审改判7件，其中包括前述付某某与百货经营部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提出抗诉14件，法院已裁定指令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9件。河南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梳理著作权侵权纠纷立案、审理等环节存在的问题，与人民法院建立防范与打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典型意义】作品登记证书是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中的关键证据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作品登记仅作形式审查的特点，通过提交虚假材料骗取登记，捏造侵权事实提起虚假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知识产权的诈骗罪、虚假诉讼罪刑事案件中，应强化综合履职意识，同步审查发现涉及的虚假诉讼监督线索，依法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属于外地检察机关管辖的及时移送。对知识产权虚假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依职权开展监督，依法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对监督线索深挖彻查，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精准监督。对涉及多省份的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应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履职优势，加强上下联动和跨区域检察协作，积极运用大数据赋能，破解虚假诉讼监督难题，推动形成跨部门工作合力，力求实现由“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系统治理”的效果。案例三王某甲、王某乙等3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关键词】侵犯商业秘密罪技术调查官非公知性商业价值认定【基本案情】江苏天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主营纳米材料（碳纳米管、石墨烯）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公司经数年攻坚研发出“7000”与“9200”碳纳米管催化剂配方及制备工艺。为保护相关技术秘密，该公司采取了研发场所物理隔断、生产场所门禁授权准入、公司电脑和邮箱专人专用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加强全流程管理，并与相关员工签署《保密合同》及《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明确保密义务与责任。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均为天某公司前员工。2012年6月至2019年6月，三人在职期间分别负责催化剂、导电浆料的实验操作及生产，掌握“7000”与“9200”催化剂配方及制备工艺，对公司的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2021年9月，王某甲等3人入职内蒙古长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某公司），王某甲担任总经理，王某乙担任生产总监，王某丙担任研发工程师。王某甲等3人违反与天某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擅自将“7000”与“9200”催化剂配方及制备工艺带走并提供给长某公司生产同类产品。经三人共同商议，使用上述催化剂配方及制备工艺申请专利，导致天某公司的技术秘密被公开。经鉴定，天某公司主张的“7000”与“9200”技术信息在申请专利公布日之前不为公众所知悉。经评估，上述技术信息的商业价值分别为人民币1956.72万元、1785.68万元，共计人民币3742.4万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6月，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经开区检察院）在走访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天某公司反映其公司技术秘密被他人以申请专利方式公开。检察机关分析研判相关行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建议天某公司梳理准备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6月20日，镇江市公安局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经开区检察院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建议公安机关重点核查公开文献、类似专利等现有公开信息，就涉案技术信息的非公知性和同一性委托鉴定；调取天某公司的研发记录、涉案技术研发成本及收益等证据材料，就涉案技术秘密的商业价值委托评估；核实长某公司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及经营状况，审查长某公司是否涉嫌单位犯罪。2023年12月20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经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开区检察院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查实涉案技术信息具有非公知性。经审查在案证据，并走访权利人企业、核查研发记录、咨询行业专家、邀请技术调查官参与调查，认为虽然公开文献或已授权发明专利对涉案配方有类似记载，但上述公开资料并未完整、详细披露涉案技术信息的全部内容，涉案配方组合及独特的制备工艺系权利人经过长期研发、试验形成的技术成果，应当认定涉案技术信息在王某甲等3人申请专利公布日之前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非公知性”。二是准确认定涉案技术秘密商业价值。检察机关多次与评估公司沟通，逐一梳理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等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综合分析认为本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具有合理性。三是依法认定不构成单位犯罪。王某甲等3人实际控制长某公司，主要生产侵权产品，并使用涉案技术信息申请发明专利，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因此不构成单位犯罪。2024年10月18日，经开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对王某甲等3人提起公诉。2025年10月20日，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各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王某丙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梳理发现天某公司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存在漏洞，向其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从加强员工教育和培训、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加强保密技术防范措施等方面，助力企业堵漏除弊。通过到权利人企业走访交流、开展普法宣传等方式，帮助企业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护航科技创新企业行稳致远。【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应切实承担服务创新发展职责，主动加强与创新企业联系，紧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依法惩治侵犯关键核心技术犯罪行为，为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对于涉及配方、参数等特定信息组合形成的整体技术方案，应全面审查鉴定意见、相关领域公开文献和其他在案证据，必要时可以通过咨询行业专家、邀请技术调查官提供协助等方式，综合研判整体技术方案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注重审查技术秘密商业价值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与评估机构就方法选取、评估参数、计算依据等关键问题加强沟通，准确认定商业秘密价值。梳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帮助企业完善治理机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案例四田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关键词】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经营信息国家安全【基本案情】某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半导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试，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等。为保护相关商业秘密，某公司采取与员工签署带有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组织员工参与信息安全与保密培训、禁止携带手机进入办公区域、文件夹管控及上网权限管控等保密措施。田某于2002年7月入职某公司，2022年3月至2024年6月在原材料采购部担任资深经理，具有接触某公司硅片采购情况等经营信息的权限。2024年3月10日，上海某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公司）受境外机构A咨询公司委托，邀请田某以网络电话会议形式参加有偿咨询活动。田某在明知咨询方为境外机构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某通公司安排的有偿咨询活动，并在咨询中提供2022年某公司硅片的采购情况等经营信息，包括原材料采购的类别、供应商、采购比例等，非法获利人民币3600余元。相关咨询记录被通过互联网发送给A咨询公司。经鉴定，某公司主张的2022年硅片的采购情况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经营信息；田某为境外非法提供的2022年某公司硅片的采购情况信息与上述经营信息实质相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4年6月1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对本案立案侦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上海三分院）及时介入，建议侦查机关从涉案经营信息的原始载体、保密措施、非公知性、价值认定以及田某向境外机构提供商业秘密的咨询方式、参与人员、磋商过程等方面进行取证固证。同年7月19日，上海三分院对犯罪嫌疑人田某批准逮捕。2024年9月19日，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上海三分院审查起诉。为夯实对涉案经营信息的非公知性认定，检察机关扩大对权利人以往公开披露相关经营信息渠道及内容的查证范围，排除因其曾对外披露导致涉案信息丧失非公知性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涉案经营信息系由零散信息整合而成，为确认商业秘密的形成基础，检察机关多次前往权利人某公司办公地点，勘查涉案经营信息的原始载体，现场还原原始材料采购信息经汇算形成处理数据的全过程，排除犯罪嫌疑人关于“所披露信息为采购数据的大致范围，不构成商业秘密”的辩解。综合审查咨询公司员工与境外机构员工聊天记录、IP地址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准确认定获取商业秘密的实际主体位于境外。2024年12月27日，上海三分院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对田某提起公诉。2025年2月14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公诉人清晰阐述案件事实及法律依据，结合案情以案释法，围绕涉案经营信息的泄露极易影响某公司供应链稳定性和生产连续性，可能导致某公司供应链受到竞争对手或外部势力干扰，与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坚突破密切相关等方面，阐述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促使被告人认罪认罚。2025年2月20日，上海三中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企业自主研发创新动力，威胁国家安全。在办理侵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从严打击境外商业间谍活动，切实守护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准确把握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标准，重点关注经营信息从本质上是否可以反映成本控制、销售策略、发展路径等企业重要市场战略。全面审查密点信息所对应的原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载体，调查核实权利人对密点信息的管理、使用方式与所采取保密措施的适配性，审慎研判密点信息价值。针对境外机构通过境内咨询公司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应加强对境外机构的实质审查，研判论证境外要素的特征，深挖案涉信息泄密流向，依法认定名为商业咨询实为非法泄密的犯罪行为，筑牢更高水平安全屏障。案例五众某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等4人侵犯著作权案【关键词】侵犯著作权罪反向工程计算机软件犯罪数额认定【基本案情】宁波德某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某公司）自2018年起自主研发、制售多款新能源光伏储能逆变器，畅销于海外市场。逆变器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芯片中内置相应多款自主研发的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系企业核心技术成果，德某公司享有著作权。2023年至2024年，众某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某公司）在实际控制人王某某的决策下，购买德某公司多款储能逆变器，组织通过反向工程破解DSP芯片，提取芯片内置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用于生产同类逆变器，销往海外市场。李某某担任研发总监，参与上述行为的经营决策；黄某某担任软件研发主管，参与涉案目标程序提取工作，指导生产部门完成目标程序烧录及后期调试；范某某担任销售主管，负责侵权产品销售。经鉴定，众某公司制售的10款逆变器DSP芯片中内置的16款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与德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相同或实质相同。截至2024年12月，众某公司共生产含侵权目标程序的逆变器2611台，货值人民币1240万余元。经评估，上述侵权目标程序对该10款逆变器的软件贡献率在24.28%至36.91%间不等，共计价值人民币343万余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4年10月24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北仑区检察院）应邀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研判认为众某公司系通过反向工程获得涉案技术信息，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但其未经权利人许可，复制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并用于制售同类产品，涉嫌侵犯著作权罪。针对权利人未对涉案计算机软件进行作品登记、部分软件开发日志缺失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重点收集德某公司保存的源程序、初始研发资料、软件开发流程、原始烧录记录等关键证据，完善著作权权属证明链条，并要求公安机关全面排查众某公司涉案计算机软件目标程序的来源，排除其独立研发或有其他合法来源的可能性。2025年6月3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北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以众某公司生产的含侵权目标程序逆变器全部货值为犯罪金额。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精准认定犯罪数额。鉴于涉案产品系软、硬件一体的机电设备，除内置侵权软件的DSP芯片外，还含有驱动板、主板等价值较高的硬件，故应当评估侵权软件在整体产品中的价值占比，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建议公安机关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软件目标程序价值进行评估，认定软件价值为人民币343万余元。二是加强追赃挽损。充分释法说理，促使众某公司主动赔偿，引导德某公司理性评估损失及对方偿付能力，促成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权利人在检察机关起诉前获赔人民币300万元。三是准确认定单位犯罪。本案侵权行为体现单位意志，获利归属于单位，故认定众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2025年9月30日、10月11日，北仑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对众某公司以及王某某等4人提起公诉。2025年11月28日，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众某公司罚金；判处被告人王某某等4人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二年不等，各并处罚金，部分适用缓刑。被告单位、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光伏产品是我国外贸“新三样”之一，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应当依法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本案犯罪行为侵害光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侵权产品销往境外，损害出海企业合法权益。检察机关着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工业软件著作权犯罪，护航国家高端制造业、新能源企业出海。对于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取工业软件目标程序后，与特定硬件相结合制售同类产品的，依法认定属于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行为，应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涉案工业软件及产品具体情况，采用合理评估方法，准确认定犯罪数额，确保罚当其罪。加强释法说理，积极促成赔偿，帮助权利人挽回经济损失。案例六张某甲等4人侵犯著作权案【关键词】侵犯著作权罪赋码软件商业秘密技术措施【基本案情】药品监管码赋码系统是制药企业按照国家药品监管规范，为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及各级包装赋予唯一20位标识码的自动化生产与数据管理系统，能够实现药品监管码的自动生成、打印、关联、校对并上报至国家追溯平台等功能，是药品合法上市、全链条追溯的强制性技术前提。北京爱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某公司）主营药品生产线赋码系统安装及维护业务，独立研发生产线赋码系统软件并享有著作权。爱某公司对赋码系统软件采取了技术保护措施，安装后需验证授权码方可正常运行，一个授权码仅对唯一生产线有效。爱某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后，由项目工程师从公司内部网站下载软件安装包安装于客户生产线。通过公司内部系统申请，经商务部门审批，由技术部门根据软件源代码（未开源）与客户信息通过加密算法生成唯一授权码，对已安装软件进行验证后，该生产线赋码系统方可正常运行。2015年3月至2019年10月，爱某公司大区总经理张某甲伙同其妹张某乙、公司工程师郑某某和公司销售张某丙，私下另行成立A公司，并勾结爱某公司内部能接触到源代码的技术人员，通过绕开审批私自生成授权码、非法复制低版本软件源代码后修改授权信息破解加密程序等手段，向北京某医药公司等销售盗版药品生产线赋码软件，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8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接权利人爱某公司报案后对本案立案侦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检察院）应邀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从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两个方向引导侦查，建议重点查证涉案软件研发经过、运行场景、授权流程等证据。经核实，涉案软件源代码及运行所需授权码被爱某公司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兼具软件作品与商业秘密双重属性。同时，引导公安机关比对鉴定盗版软件、核查团伙内部往来邮件，对爱某公司内部有权接触源代码的人员和所有盗版软件购买方取证，查明具体作案方式和犯罪金额。2025年2月25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朝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查实避开技术措施具体情形。走访盗版软件使用方北京某医药公司生产线现场，提取实际运行的赋码软件代码与数据库信息，经与正版软件代码进行比对，查清郑某某非法复制低版本软件源代码后修改授权信息从而破解加密程序的犯罪手段。二是准确适用罪名。在查清涉案软件性质、爱某公司采取的保密措施、非法经营数额基础上，准确认定张某甲等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与侵犯著作权罪，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按照处罚较重的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是依法不认定单位犯罪。张某甲等人成立公司后主要实施本案犯罪行为，且违法所得由张某甲个人支配，故不构成单位犯罪。四是加强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充分释法说理，促成张某甲、郑某某、张某丙共计退赔爱某公司人民币300余万元。2025年8月29日、12月29日，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对张某甲、张某乙、郑某某和张某丙提起公诉，四名被告人在一审开庭时均自愿认罪认罚。2025年12月26日、2026年1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甲等4人有期徒刑四年至十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部分适用缓刑。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走访权利人了解实际经营和知识产权管理情况，开展法治宣讲并向其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爱某公司通过技术加密、通讯管控、强化授权机制等方式，优化保密制度，加强内部管理。经审查A公司税务信息，检察机关发现张某甲控制的A公司以盗版软件冒充自主研发软件，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涉嫌骗取国家税款，及时将线索移送税务机关。【典型意义】“一药一码”医药赋码系统是落实国家药品追溯政策的重要保障，对确保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真伪可验发挥重要作用。销售盗版药品监管码赋码软件并破解技术措施的行为，不仅侵犯企业知识产权、阻碍产业创新，也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强化引导侦查，用好自行侦查，收集提取关键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案件性质，对于被告人实施一行为同时触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著作权罪两罪名的，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认定。深入企业开展调研，以法治宣讲、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帮助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与群众用药安全保障的双重防线，持续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案例七万某玩具有限公司、万某某等3人侵犯著作权、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关键词】侵犯著作权罪美术作品追诉漏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基本案情】上海米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某公司）自主开发《原神》网络游戏，该公司对游戏中“可莉”等角色形象和角色形象衍生的手办享有著作权，并进行了作品登记。万某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某公司）主营生产加工各类玩具手办，万某某负责公司整体运营管理，张某甲负责产品库存管理、发货运输等工作。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万某公司接受伍某某（另案处理）委托，代为加工各类动漫手办共计60431件。经认定，其中仿制国外动漫形象加工的43668件手办系淫秽物品，其余16763件手办系未经米某公司许可，复制发行《原神》游戏中“可莉”角色的侵权产品。张某乙受伍某某雇佣，通过网络购物平台对外销售上述淫秽手办10000余件。案发后，公安机关在万某公司查获侵权、淫秽手办6000余件，在张某乙管理的多处仓库查获侵权、淫秽手办4000余件。【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4年2月底，居住在江苏省宜兴市的某未成年人网购涉案淫秽手办，其家长发现后向公安机关报案。3月10日，宜兴市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商请，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兴市检察院）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建议重点开展以下侦查工作：一是核实涉案公司股权信息、人员架构、经营模式，查明涉案人员在犯罪中的具体行为和地位作用；二是查明动漫手办的原料模具来源、加工流程与销售模式，深挖犯罪线索，注重全链条打击；三是依法规范扣押相关手办成品及半成品、财务账册、手机电脑等涉案财物和证据。同年4月30日，宜兴市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万某某批准逮捕。2024年6月28日，公安机关以万某某、张某甲、张某乙涉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移送宜兴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公安机关扣押的动漫手办中，除淫秽手办外，还有疑似侵犯著作权的动漫手办，本案可能存在遗漏犯罪的情况，遂要求公安机关调取相关手办的作品登记证书，并开展同一性鉴定。经查实后，宜兴市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制发追诉遗漏犯罪书面通知。2024年8月26日，公安机关以万某公司涉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侵犯著作权罪，万某某、张某甲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补充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罪名。万某公司接受委托，由委托方提供模具、原材料，万某公司代为加工动漫手办，收取加工费。其中仿制国外动漫形象的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依法以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加工侵权手办部分，依法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准确认定侵权产品数量。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认定的涉案淫秽手办数量为3万余件。检察机关全面审查万某公司的财务记账单、物流登记表等客观证据，剔除重复项，综合财务数据、快递物流信息、网店销售数据、微信交易明细、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准确认定万某公司加工淫秽手办43668件、侵权手办16763件。三是依法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及时向米某公司送达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其有发表意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2024年10月14日，宜兴市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对万某公司、万某某、张某甲提起公诉，以涉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对张某乙提起公诉。米某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万某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万某公司、万某某等3人均自愿认罪认罚。2025年12月30日，宜兴市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单位万某公司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某、张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和二年四个月，各并处罚金；以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人张某乙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判决支持米某公司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被告单位、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网络游戏系数字时代的新型文化业态，游戏中的原创美术作品、音乐作品、文字作品、源代码等创作物，符合独创性要求的，依法受著作权法保护。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网络游戏角色的案件时，应注重审查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对具有独创性的游戏角色形象，依法认定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对于将游戏平面角色美术作品制作成立体游戏角色手办的，如果二者在造型、线条、色彩、装饰等方面高度一致，尽管物理载体从平面变成立体，但角色手办并未形成新的、区别于平面美术作品的个性化表达，应当认定构成复制关系。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时，应依法监督纠正遗漏犯罪，实现对犯罪的全面惩治。积极推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一体解决刑事追责与民事赔偿问题，有效降低维权成本，提高司法办案效率。案例八王某、魏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关键词】假冒注册商标罪服务商标检察技术支持网络空间治理【基本案情】“”（海尔）、“”（海信）等商标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在第37类安装和修理等服务上。2019年12月，王某、魏某某共同成立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某公司），主要经营家电维修服务。2022年至2024年期间，王某、魏某某在未取得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公司员工搭建海尔、海信等电器品牌假冒维修网站，涉及182个家电品牌。用户在网络平台搜索“**品牌维修”“**品牌售后服务”等关键词，搜索界面前排显示王某、魏某某运营的侵权网站链接，用户点击进入网页后，通过拨打网页上的400电话联系随某公司，公司客服假冒品牌电器官方维修客服接收订单，后根据用户需求联系维修人员提供上门维修服务。经查，王某、魏某某通过运营上述维修网站，收取维修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972万余元，违法所得人民币815万余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10月24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接权利人报案后对本案立案侦查。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市南区检察院）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并同步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市、区两级检察院多次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针对本案采取“平台推广+电话约单+微信下单+线下维修”的作案方式特点，建议公安机关重点开展以下侦查取证工作：一是调取案涉182个家电品牌注册商标权属证明，查明案涉服务商标在第37类安装和修理服务类别上的注册情况；二是依法调取涉案云服务器镜像电子数据，同步开展电子数据勘验检查，固定涉案网站点击量、客户订单等证据；三是根据共同犯罪中各层级人员作用分类取证，明确组织者、技术人员、客服、维修人员等不同主体的取证方向。2024年8月2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市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开展自行侦查。依法调取侵权网站推广后台数据12175条，并固定侵权网页链接、客服热线使用记录等电子数据，为数据勘验比对奠定基础。二是借助检察技术协作。全面审查调取到的云服务器中存储的海量电子数据，对涉案15个服务器镜像数据进行勘验，重构涉案网站，梳理确定涉案客服热线电话，将通话记录与订单关联比对，为认定犯罪数额构建完备证据体系。三是准确认定犯罪情节。针对维修服务中存在更换零部件的事实，依法扣除该项维修服务中所使用产品的购进价款，对公司运营中的人工费、房屋租金等费用均不予扣除，准确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王某、魏某某成立公司主要从事假冒服务商标犯罪活动，不构成单位犯罪。四是依法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充分听取权利人意见，同步向犯罪嫌疑人开展释法说理工作，推动其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人民币900万元。2025年2月17日，市南区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王某、魏某某提起公诉。2025年12月31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魏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各并处罚金。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针对本案被告人利用网络平台搜索功能向消费者推送侵权网站的情况，市南区检察院依法向网络平台公司提出关停侵权网站链接、优化搜索引擎、设置品牌选择提示等意见建议，规范网络平台运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部门举办“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共治研讨会”电器专场，与家电企业代表就服务商标保护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座谈，制定加强家电行业品牌知识产权保护10项措施，助力品牌建设。【典型意义】家电品牌的注册服务商标能够发挥识别服务来源作用，承载着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重要价值。利用网络平台假冒家电服务商标犯罪，既贬损品牌信誉，也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应依法坚决惩治。办理假冒服务商标刑事案件，应严格把握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区分是否依托商品提供服务的不同情形，准确认定假冒服务商标的违法所得数额。针对办案中遇到的电子数据调取和审查难题，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履职、检察技术支持等制度优势，积极开展自行侦查，全面调取电子数据，通过勘验检查涉案服务器镜像数据、重构涉案网站等方式，准确认定犯罪行为与违法所得数额。坚持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举，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压实网络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网络空间治理新格局。案例九周某某等24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关键词】假冒注册商标罪全链条打击宽严相济追赃挽损【基本案情】2015年至2023年12月，周某某未取得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纠集石某某、王某甲等人生产假冒香水，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235亿元。在明知周某某制假售假的情况下，黄某某等人仍为其提供玻璃瓶、喷泵、香精、包装盒等原材料和包装材料；陈某甲、陈某乙提供香水瓶盖；王某乙等人分别提供资金账户、运输服务、寻找场地、协调处理有关举报等帮助。彭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生产带有注册商标标识的贴片销售给周某某。陈某等人明知王某甲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香水，仍然向其采购并向境内外销售。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公安机关先后抓获周某某、黄某某等24名涉案人员，查扣假冒“ARMANI”“DIOR”等52种品牌注册商标的成品香水17万余支。【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7月19日，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并商请检察机关适时介入。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莞一区检）启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建议公安机关深挖彻查上下游犯罪链条，查清犯罪数额，开展追赃挽损。2024年3月26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东莞一区检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严格审查运用证据，破解“零口供”难题。本案犯罪链条长、涉案人员多，犯罪团伙核心成员周某某等人拒不认罪。检察机关通过声纹鉴定、方言翻译等方式，建立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联，同时运用物流轨迹、资金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精准锁定原材料供应商、包材商、下级分销商等全链条涉案人员，加强同案人的指证，构建证明体系，破解“零口供”难题。二是根据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实现分层分类处理。对周某某、石某某、王某甲等5名组织者、指挥者、主要获利者，依法从严惩处，提出较重的量刑建议；对只参与辅助性工作且认罪认罚的陈某乙等3人，经召开检察听证会，公开听取意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对其他从犯，根据不同犯罪事实、情节依法提出适当的量刑建议。三是加大追赃挽损力度。追踪违法所得资金去向，建议公安机关依法查封涉案房产4处，冻结银行账户、证券账户21个，累计扣押、冻结涉案资金8000余万元。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强化释法说理，促使12名涉案人员退出违法所得229万余元。2024年9月25日，东莞一区检对被告人周某某等21人分别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提起公诉。2025年9月15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某、石某某、王某甲、王某乙、黄某某、陈某甲等17人有期徒刑七年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金；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被告人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等3人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至一年不等，各并处罚金。被告人周某某等人提出上诉。2025年12月12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检察机关聚焦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制假售假多发领域，全链条打击犯罪行为，净化市场竞争环境，努力实现保护知识产权与消费者利益兼顾。针对侵犯商标权犯罪呈现出的链条式、产业化、跨区域团伙作案特点，以及采取“线下+线上”“按需生产”“人货分离”“产销分离”等隐蔽化、分散化作案方式，加强引导侦查取证，破解证据审查、数额认定、法律适用等办案难题，着力提升办案质效。全面履行检察职能，监督引导公安机关深挖彻查上下游犯罪，实现全链条打击，彻底斩断制假售假利益链。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加强罚金刑适用，最大限度降低犯罪分子再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能力和条件。案例十“温县铁棍山药”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地理标志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综合治理【基本案情】河南省温县种植铁棍山药已有近3000年历史。温县铁棍山药兼具重要经济价值、区域品牌价值，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重点富民产业。2003年，“温县铁棍山药”被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地理标志产品。2012年，“温县铁棍山药”经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核定使用在第5类山药（未加工的中药材）商品上；2014年又核准注册在第31类山药（未加工的食用植物根）商品上。近年来，“温县铁棍山药”地理标志存在专用标志使用混乱、监管不到位、品牌建设滞后等问题，严重影响品牌信誉和特色产业发展，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4年河南省温县两会期间，有代表围绕温县铁棍山药市场秩序与产业发展，提交了相关建议，温县人大常委会将上述代表建议移交温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温县检察院）办理。温县检察院通过走访山药种植基地、交易市场，并调取地理标志使用数据、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等资料，依法查明“温县铁棍山药”地理标志使用较为混乱，部分商户使用失效或伪造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部分包装企业违规印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严重影响品牌信誉和价值，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2024年10月9日，温县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鉴于地理标志保护涉及种植规范、生产经营、质量安全等多个环节，为充分凝聚共识、形成治理合力，温县检察院邀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行业协会、企业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磋商，围绕地理标志使用现状及问题开展分析研判，形成保护共识，协同推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引导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促进行业健康发展。2024年11月16日，温县检察院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查处违规使用地理标志行为，指导商户规范使用地理标志，并做好地理标志知识宣传普及。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整改：一是组织开展“铁拳护标”专项整治行动。经排查，共没收使用伪造地理标志的产品300余件，督促引导31家企业规范使用相关标志，17家包装企业规范印制相关标志，9家网络店铺下架129条侵权链接。二是创建温县铁棍山药统一溯源平台系统。对山药种植质量进行规范化管理，指导温县四大怀药协会核定种植户铁棍山药亩数和产量，通过扫码查询授权主体、种植区域、农药残留检测等信息，实现一码溯源，确保产品品质。三是加强法律知识宣传普及。制作地理标志保护手册，向相关企业、商户发放，提升地理标志规范使用意识。通过以上举措，初步构建起以温县铁棍山药为示范，覆盖怀地黄、怀牛膝、怀菊花等特色农产品的“1+3+N”地理标志保护体系，推动形成保护集群效应。为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温县检察院结合案件办理，围绕温县铁棍山药产业发展和品牌保护形成调研报告，提出对策建议，报送温县人大常委会并层报至焦作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6月，焦作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焦作市四大怀药保护和发展条例》，明确吸收了调研报告提出的关于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完善产品溯源管理、细化部门职责分工等方面的建议内容。【典型意义】地理标志产品是地方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实践中，部分地理标志存在使用不规范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影响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损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公益诉讼职责，运用座谈磋商、制发检察建议、建立协作机制等方式综合履职，凝聚各方保护合力，协同推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信誉。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加强调查研究和总结梳理，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送情况报告，以办案推动地方立法，将地理标志保护转化为富民动能，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乡村振兴。【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04-23 10:35:53

第五届中新社会治理高层论坛在杭州举行陈文清出席并致辞

新华社杭州4月21日电第五届中新社会治理高层论坛20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新加坡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乙康出席并致辞。陈文清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源起浙江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路径方法。中国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以法律关系的确定维护社会的稳定。陈文清表示，中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希望双方通过本次论坛，聚焦“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安定有序”这一主题，充分交流、平等互鉴，携手为社会治理贡献东方智慧。王乙康表示，现代社会治理需要礼法合治，善于以法之道、以礼之道等调解社区纠纷。新中关系源远流长，社会治理愿景相同、理念相近，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汲取借鉴各自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做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论坛期间，陈文清会见了王乙康和新方出席论坛的部分代表。【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04-22 10:05:2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发表时间：2026-04-21 09:54:0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涉外商事海事调解典型案例

发表时间：2026-04-17 13:45:06

陈文清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梁三光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4日在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梁三光。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深化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擘画了宏伟蓝图。希望双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维护政治安全、打击网赌电诈、保护海外利益等重点领域执法司法交流合作，为两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更大贡献。梁三光表示，愿深化与中方密切交流，推动越中执法安全交流合作迈上新

发表时间：2026-04-16 10:13:07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发表时间：2026-04-13 11:23:31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发表时间：2026-04-10 11:04:48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6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依法惩治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司明灯，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峤滨，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副局长唐芙蓉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一级巡视员吕坤良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图为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6〕5号，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25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9次会议、2026年2月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今天予以公布，自2026年4月9日起施行。安全是飞行的生命线。民航飞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是公共安全领域不容触碰的底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航安全工作，强调“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在民航机舱内打架斗殴等“机闹”行为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例如，2023年6月，一男子疑因不满航班因天气原因导致延误，在机舱内吵闹，霸占商务舱座位，最终被公安民警带下飞机；2024年3月，一男子因未赶上航班心存不满，在使用问询柜台电话与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沟通过程中，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导致该航班全体旅客下机二次安检，航班延误约两个小时。上述涉民航飞行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总量虽然不大，但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和民航行业健康发展，甚至造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恐慌心理，需要采取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种手段，予以综合整治。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高质效办理涉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2024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24〕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部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和协调沟通工作体制机制等问题作出规定，公布施行后，取得显著成效。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成因复杂，防范处置难度较大，仍需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裁判尺度，综合运用行政、刑事等手段予以有效惩治。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增设安全保卫专章，进一步强化民航安全保卫法律规定，提高民航安保工作法治化水平，规定实施危害民用航空安全或者扰乱民用航空秩序的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明确刑法规定的与民航安全保卫工作相关联罪名的具体认定标准，做好与民用航空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共同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包括中国民用航空局等有关方面意见，起草了《解释》。《解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要求，针对现阶段依法惩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如何正确适用刑法、准确把握刑事政策作出了规定，确保各级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更加准确有效打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犯罪，为我国民航事业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解释》共7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依法惩治违规开启民航飞机舱门、在民航飞机机舱内打架斗殴等常见“机闹”犯罪行为。一段时间以来，乘客在民航飞机内违规开启应急出口舱门、在民航飞机机舱内打架斗殴、殴打他人等“机闹”行为时有发生，引发关注。上述行为属于单纯的行政违法行为，还是构成刑事犯罪，各方面认识不统一，影响预防和惩治效果。《解释》明确了上述行为适用的罪名和定罪条件。一方面，《解释》明确，并非所有的违规开启民航飞机舱门的行为都构成刑事犯罪，只有在民航飞机处于依靠自身动力移动期间或者空中飞行期间违规开启舱门、足以引发危害公共安全危险的情况下，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于飞机尚未依靠自身动力移动等情况下违规开启舱门的行为，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解释》采用列举方式，对在飞行中的民航飞机上实施暴力行为构成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规定，特别明确了对民航乘务员使用暴力的行为可能构成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另外，《解释》还对实践中存在的破坏民航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干扰民航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犯罪的刑事处罚作了指引性规定。二是突出对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从严惩治。部分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勒索钱财、发泄私愤、无聊好奇等动机和目的，编造、故意传播诸如“飞机上有炸弹”等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严重干扰民航飞行安全和秩序，甚至造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恐慌。此类行为在一段时间内接连发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之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对刑法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规定，但在依法惩治涉及民航飞行安全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为此，《解释》针对民航飞行安全领域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突出特点，对已有司法解释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总体原则是，进一步突出对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惩治力度。《解释》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影响民航航班、民用机场正常运行，或者致使公安、武警、消防救援、卫生检疫等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的，应作犯罪处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解释》还明确，无论是采取明示还是暗示的方式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符合相关条件的，均可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便于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构成要件。三是进一步明确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原则。《解释》明确，民用航空器内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为人在民用航空器飞行期间被抓获的，由行为发生后民用航空器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可以由民用航空器始发地、经停地或者目的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避免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管辖权争议。另外，《解释》还就本解释与已有司法解释效力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规定。《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继续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解释》规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总体原则，坚持宽严相济，进一步做好危害民航飞行安全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共同维护民航飞行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更好服务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5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9次会议、2026年2月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4月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4月8日法释〔2026〕5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9次会议、2026年2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4月9日起施行）为依法惩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犯罪活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一）在民用航空器依靠自身动力在地面移动期间违规开启舱门，致使应急撤离滑梯释放，足以发生火灾、爆炸等危险的；（二）在民用航空器空中飞行期间违规开启舱门的；（三）其他以危险方法危害民航飞行安全的情形。有前款行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机长、航空安全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袭警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第二条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危及飞行安全”：（一）致使机舱内人员、行李异常位移，足以影响民用航空器配载平衡的；（二）致使民用航空器发动机、机体结构或者与飞行安全相关的通信、应急、线路等关键设备功能受损的；（三）致使航空安全员、乘务员、随机机务等飞行安全保障人员履职能力严重受损或者丧失履职能力的；（四）在民用航空器驾驶舱内实施暴力的；（五）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擅离职守对他人实施暴力的；（六）其他危及飞行安全的情形。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一）致使民用航空器配载平衡受到影响，或者民用航空器发动机、机体结构、与飞行安全相关的通信、应急、线路等关键设备功能受损，航班因而备降、返航、中断运行的；（二）致使民用航空器发生火灾、冲出跑道、迫降、坠毁的；（三）致使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履职能力严重受损或者丧失履职能力的；（四）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实施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犯罪，同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条违反国家规定，破坏民航运输企业、民用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民航运行保障单位等民航运行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民航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定罪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四条通过明示或者暗示方式，编造以发生严重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的爆炸、生化、放射、劫持民用航空器等事件为内容、可能引起公众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的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上述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一）致使航班复飞、清舱，或者致使民用机场采取二次安检、转移航空器等措施，影响航班、民用机场正常运行的；（二）致使公安、武警、消防救援、卫生检疫等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的；（三）其他严重扰乱民航运行秩序的情形。实施前款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一）造成民用机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二）致使航班备降、返航、中断运行，或者致使民用机场采取关闭跑道、疏散人群等措施，严重影响航班、民用机场正常运行的；（三）造成一人以上重伤或者三人以上轻伤的；（四）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五）妨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的；（六）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第五条民用航空器内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为人在民用航空器飞行期间被抓获的，由行为发生后民用航空器最初降落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可以由民用航空器始发地、经停地或者目的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第六条本解释所称“民用航空器”，是指从事公共航空运输和其他载人活动的民用航空器。第七条本解释自2026年4月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6-04-09 1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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