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
在海事法院成立40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1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30-236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共有七件，涵盖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难救助、船舶触碰损害责任、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申请承认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涉外法律适用等多个领域，为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更权威、更明确的裁判规则指引。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海洋强国建设方面肩负重要责任。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多最齐全、海事案件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海事审判三级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为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海洋强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当事人，在纠纷所涉争议与我国没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充分彰显了我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与影响力。海事案件主要涉及船舶、运输、海洋开发利用或者相关领域中的民商事纠纷，具有专业技术性强、涉外因素多、程序规范特殊等特点，在国际司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有了专门的海事审判实体法。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颁布，为海商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程序保障，标志着我国海事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海商法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有广泛影响的标准合同的有益经验，对海事领域的特有制度和规则进行了全面规定，是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的一部法律，为我国大力发展航运业和外贸业、加快建设海运大国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随着海事审判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切实履行审判监督指导职责，先后发布涉无单放货、船舶碰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多个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有力推动了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保障了海事审判公正高效。本批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将进一步解决海事领域法律适用难点问题，统一类案裁判标准，提升我国海事审判整体水平。本批指导性案例具体包括：（1）新某航运有限公司诉中国机某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该案例明确了实际托运人不承担因目的港无人提货而产生的费用和风险，对于填补海商法在借鉴《汉堡规则》的同时未明确区分契约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责任的制度留白，具有积极意义。（2）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诉东营市鑫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海难救助纠纷案。该案例旨在明确同一船舶所有人的船舶之间进行海难救助，救助船舶获得的救助款项，不因与其属同一船舶所有人的遇险船舶对海难事故的过失而被取消或者减少，丰富了对《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解释原则。（3）某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帕某海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该案例明确了承运人对于货物表面状况是否如实批注的判断标准，对于规范承运人签发提单行为、维护海上货物运输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4）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等诉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该案例明确因船舶触碰事故导致港口、码头等设施损坏期间的营运损失不能优先于其他限制性债权得到清偿，准确解读了海商法相关条款的立法本意。（5）南京华某船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该案例旨在明确同一海事事故中当事船舶适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实现对同一事故当事人的平等保护。（6）S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该案例明确了我国适用互惠原则承认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的审查标准，体现了以“法律互惠”标准认定互惠关系的最新司法实践。（7）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诉天某财富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该案例明确涉外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当事人在船舶碰撞发生后，可以协议选择侵权纠纷适用的准据法，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法〔2024〕25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新某航运有限公司诉中国机某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等七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30-236号），作为第41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1月25日▶指导性案例230号新某航运有限公司诉中国机某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契约托运人/实际托运人/目的港无人提货/赔偿责任裁判要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托运人既包括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契约托运人，也包括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实际托运人。在收货人没有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或者行使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因目的港无人提货而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缔约方的契约托运人承担，实际托运人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基本案情新某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航运公司）诉称：中国机某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向其订舱出运一批货物，共计26个40尺集装箱，从中国天津新港运至泰国林查班港，新某航运公司接受订舱。2018年7月2日案涉货物装上“C某”轮031S航次，新某航运公司签发了指示提单，中国机某国际公司为提单记载的托运人。货物于2018年7月14日运抵目的港，但始终无人提货，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码头堆存费等损失。故请求判令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赔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码头堆存费等损失，并返还集装箱。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辩称：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并非案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契约托运人，而仅为实际托运人。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已按照其与案外人海某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公司）签订的贸易合同交付案涉货物，并将提单等议付单据全部提交银行并取得货款，此后对案涉货物既不享有任何权利，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对目的港无人提货不存在任何过错。在中国机某国际公司不实际占有案涉集装箱的情况下，新某航运公司请求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返还集装箱，亦没有法律依据。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海某公司与中国机某国际公司签订了贸易合同，约定由海某公司向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购买一批货物（无缝钢管），装运港为中国天津新港，目的港为泰国林查班港，付款条件为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为履行上述贸易合同，海某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与天津晟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某公司）签订了集装箱代理协议，委托晟某公司为案涉货物提供货运代理服务。接受委托后，晟某公司委托天津福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某公司）订舱，福某公司又向新某航运公司订舱。新某航运公司接受订舱后，于2018年7月2日将装载于26个40尺集装箱内的案涉货物装船出运。本次贸易为FOB（FreeOnBoard,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格条件成交，由货物买方海某公司负责订立运输货物的合同，卖方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负责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舶。案涉指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中国机某国际公司，收货人凭指示，承运人为新某航运公司，通知方为海某公司。新某航运公司通过订舱公司收取了运费及相关费用。2018年7月14日，案涉货物运抵目的港泰国林查班港并完成卸载，至案件审理时仍存放在目的港无人提取。另查明，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已通过向开证银行提交提单议付的方式收到了全部货款。裁判结果天津海事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津72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新某航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新某航运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津民终4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新某航运有限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5588号民事裁定：驳回新某航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裁判理由将货物安全运抵目的港并完成交付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的义务。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应当及时提取货物。在收货人没有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或者行使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导致承运人损失，应当由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托运人包括两种：一种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即契约托运人；另一种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即实际托运人。契约托运人是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对于货物在目的港能够被收货人提取负有责任，对因目的港无人提货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负有赔偿责任。而实际托运人不是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只是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人，收货人也并非由其指定，不应对因目的港无人提货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案涉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中国机某国际公司，但案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系海某公司委托他人为其与新某航运公司订立，运费系其委托他人向新某航运公司支付，货物系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向新某航运公司交付。可见，中国机某国际公司符合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实际托运人而非契约托运人的法律特征。案涉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中国机某国际公司与新某航运公司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案涉提单已随信用证流转、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并未持有亦未主张提单权利的情况下，中国机某国际公司无需就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损失向新某航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相关费用和风险应当由契约托运人承担。同时，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并未占有并掌控案涉集装箱，亦无需承担返还集装箱的责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2条▶指导性案例231号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诉东营市鑫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海难救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海难救助/救助款项/同一船舶所有人裁判要点同一船舶所有人的船舶之间进行海难救助，参与救助的船舶应当被视为独立的救助方。在救助船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时，其依照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获得的救助款项，不因与其属同一船舶所有人的遇险船舶的过失而被取消或者减少。基本案情2016年1月1日，东营市鑫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营鑫某物流公司）与山东万某集团东营港航有限公司签订仓储协议，东营鑫某物流公司租用山东万某集团东营港航有限公司罐号为V-6105和V-6106的两座油罐。“某盛油9”轮和“某盛油16”轮的船舶所有人均为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丰某海运公司）。2017年1月10日，“某盛油16”轮从山东万某集团东营港航有限公司罐号为V-6106的油罐中装载汽油6500吨。2017年1月16日，停靠在东营港南港池16#泊位的“某盛油16”轮在进行汽油装货作业过程中，由于“某盛油16”轮机舱和泵舱间的横隔壁存有缝隙及人员管理、操作等方面存在过失导致汽油泄漏进入泵舱、机舱，造成了危及人员、船舶和港口安全的重大险情。东营海事处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后向东营市海上搜救中心报告。当地政府成立了“某盛油16”轮险情应急处置工作组。根据东营市海上搜救中心和险情应急处置工作组的安排和要求，包括东莞丰某海运公司在内的多家单位参与了抢险救助工作。2017年1月19日，东莞丰某海运公司调派“某盛油9”轮进港参加救助。1月22日19点左右，“某盛油16”轮船上装载汽油全部过驳至“某盛油9”轮。2月7日中午，“某盛油16”轮泵舱、机舱经过清污、驱气、通风后，测氧测爆达到正常数值，险情解除。东莞丰某海运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东营鑫某物流公司（装载汽油的所有人）支付海难救助报酬、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诉讼中，东营鑫某物流公司辩称：“某盛油16”轮对案涉事故具有过失。“某盛油16”轮、“某盛油9”轮的船舶所有人均为东莞丰某海运公司。根据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东莞丰某海运公司因自己的过失应当被取消或者减少救助报酬。另，险情解除后，参与抢险救助工作的其他单位以东营鑫某物流公司与东莞丰某海运公司为被告就海难救助报酬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11月19日，东营鑫某物流公司与参与抢险救助的其他单位在青岛海事法院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东营鑫某物流公司支付了海难救助报酬及相应利息。裁判结果青岛海事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鲁7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20）鲁民终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二、东营市鑫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支付海难救助报酬人民币1290384元及相应利息；三、驳回东莞市丰某海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宣判后，东营市鑫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4813号民事裁定：驳回东营市鑫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裁判理由为鼓励同一船舶所有人的船舶参与海难救助，避免不公平地剥夺参与救助船员应得的救助款项，以及公平保护各船舶保险人的利益，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同一船舶所有人的船舶之间进行的救助，救助方获得救助款项的权利适用本章规定。”该条规定了同一民事主体所有的船舶之间的救助同样可以产生救助款项请求权。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由于救助方的过失致使救助作业成为必需或者更加困难的，或者救助方有欺诈或者其他不诚实行为的，应当取消或者减少向救助方支付的救助款项。”该条规定了海难救助中救助款项的取消或者减少的情形。根据我国诉讼制度，不得以船舶的名义提起诉讼。但是，在确定救助报酬的问题上，可以把救助船舶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当引发救助的事故是因遇险船舶的驾驶、管货不当所致，与遇险船舶属同一所有人的救助船舶的救助款项请求权不应当受到影响。不能仅因两船属同一所有人，而混同两船在救助关系中的过失与责任。遇险船舶在驾驶、管货过程中存在过失并导致海难事故发生的，不应当视为救助船舶的过失。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中的“救助方”应当被理解为救助船舶，而不是救助船舶的所有人。只要救助船舶不存在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其获得的救助款项就不应当被取消或者减少。本案中，虽然“某盛油16”轮与“某盛油9”轮属于同一船舶所有人，但“某盛油9”轮作为救助船舶，对于案涉海难事故的发生并无过失，东营鑫某物流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该轮在救助作业过程中存在欺诈或者其他不诚实行为，故“某盛油9”轮的救助报酬不因“某盛油16”轮在海难事故中的过失而被取消或者减少。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87条、第191条▶指导性案例232号某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帕某海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举证责任/提单批注裁判要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承运人签发提单时对装载货物表面状况不良未作批注，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但是，承运人对于货物表面状况是否如实批注，应当依据其签发提单时是否具备观察货物表面状况的客观条件，以及所作判断是否符合通常标准进行综合考量。基本案情原告某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牧实业公司）诉称：某牧实业公司从美国进口一批玉米酒糟粕（以下简称酒糟），由帕某海运公司所属的“某巴”轮承运。帕某海运公司签发了案涉货物提单，记载重量54999.642吨。货物到达广州新沙港，卸货时发现部分船舱内货物有严重变色、结块和焦糊味等现象。经委托相关检测机构进行勘察和检测，货物亨特（Hunter）色度L值（以下简称亨特色度L值）、粗蛋白含量等与货物原来品质严重不符，受损数量共计20931.98吨。故请求判令帕某海运公司赔偿损失、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帕某海运公司辩称：案涉货物不存在变色或货损情况。亨特色度L值需要专业实验室检测，船长和承运人没有义务对这一货物品质指标进行检测，也没有义务在提单进行批注。案涉货物在装运时已经呈现不同颜色，船员已尽到合理谨慎的管货义务，未使得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变色或色值加深。某牧实业公司主张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驳回某牧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牧实业公司与某粮（美国）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购买酒糟，总重量5万吨，亨特色度L值50或者以上。2015年8月26日，南某代理公司代表“某巴”轮船长签发提单，提单抬头写明北美谷物提单，与北美谷物1973格式航次租船合同同时使用。装船由兰某贸易集团公司代表某粮（美国）有限公司装船，装船时货物外表状况良好。收货人凭指示，通知方某牧实业公司。货物描述和装载情况：DDGS（酒糟），54999.642吨，装载于1至7舱，清洁提单，运费按照租约，租约日期2015年3月11日，运输条款见背面，对托运人所称重量、质量、数量未知。帕某海运公司为案涉船舶“某巴”轮的光船租赁人。拉某海事集团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该批酒糟质量报告，写明通过装货港取样，分析结果为“某巴”轮装载的案涉货物亨特色度L值50.8。2015年10月14日，“某巴”轮抵达广州新沙港开始卸货。在卸货过程中，某牧实业公司认为发生货损向船方提出索赔，为此某牧实业公司向中国某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某认证公司）申请对6-2B和7-4B仓库内的20931.98吨酒糟进行检验。中国某认证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出具检验报告，记载检验人员于2015年10月24日前往广州新沙港码头仓库对某牧公司申报的堆存于6-2B仓库和7-4B仓库内共20931.98吨酒糟进行现场查看并抽取代表性样品，认定显示亨特色度L值42.5。大连某杰海上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于2015年10月16日至24日登抵“某巴”轮，代表该轮船东进行检验和调查，并安排通某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某标准技术公司）检验人员监督卸货、检查货物状况及取样。在检验中，检验人员没有发现能对该轮的适航和适货性产生影响的不正常状况，该轮货舱水密完整性良好。通某标准技术公司出具检验报告，称检验人员于2015年10月19日至24日在广州新沙港监督案涉货物的卸载，并在仓库内系统采集小样，认定整船货混样检验亨特色度L值48.66。另，根据2015年8月的装货港检验报告、装货记录及装货照片，案涉货物装载一部分是在码头由传输带装船，另一部分是通过抓斗由驳船装载，装货时42艘驳船装载货物的颜色不同，上述货物被装运至“某巴”轮的各个不同货舱。裁判结果广州海事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6）粤72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一、帕某海运公司赔偿某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9862112.57元及利息；二、驳回某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帕某海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8日作出（2019）粤民终8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帕某海运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807号民事判决和广州海事法院（2016）粤72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裁判理由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货物在承运人责任期间是否发生货损；二是帕某海运公司是否因未在提单上如实批注而承担赔偿责任。一、案涉货物在承运人责任期间是否发生货损某牧实业公司未有效举证证明案涉货物的颜色、品质在承运人帕某海运公司的运输责任期间发生变化并导致损失。具体而言：1.案涉货物酒糟并没有国际统一的等级系统或者品质标准，亨特色度L值是反映货物颜色明亮程度的检测数值。颜色深浅与原材料、生产过程、温度等有关，也有可能因运输过程中热源加热或者水分含量过量导致颜色变深。故而，不同颜色并不表示一定存在质量问题。2.中国某认证公司与拉某海事集团分别所作检验的货物范围、取样制样方式、检测标准均不相同，结论并不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中国某认证公司检验报告不足以证明案涉货物颜色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变化导致货损。3.帕某海运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货物在装船时已经呈现不同颜色并被装载在船舶的不同货舱，且卸货港与装货港的货物状态基本相符。4.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船舶存在不适货的缺陷，亦无证据证明承运人存在管货不当导致因热源加热或者水分含量过量造成货物颜色变深。二、帕某海运公司是否因未在提单如实批注而承担赔偿责任某牧实业公司主张，帕某海运公司在装货港没有谨慎核实货物的表面状况，未在提单中如实批注案涉货物在装船时已经存在深浅颜色混杂的不良状况，应当承担未如实批注给某牧实业公司造成的损失。海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未在提单上批注货物表面状况的，视为货物的表面状况良好。”据此，承运人有权就其所认为的装载货物表面状况不良作出批注，如果未批注，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因此，承运人应当适当且谨慎地行使提单批注权。就本案而言，判定帕某海运公司是否因未在提单如实批注而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依据是否具备观察货物表面状况的客观条件，以及所作判断是否符合通常标准进行综合考量。首先，案涉货物属于大宗散货，根据装货港记录，系分别通过传送带和抓斗进行装载。装货过程中，货舱充满灰尘，码头用帆布对舱口进行了遮盖以避免粉尘污染。在此情况下，使得船员很难清晰、全面观察到所有货物的表面状况，不具备怀疑货物表面状况异常的客观条件。其次，船长、船员并非酒糟鉴定的专家，对颜色亮度并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且亨特色度L值需要实验室精密仪器测试，数值相近情况下凭肉眼很难分辨差别，承运人根据正常的知识和通常的判断标准作出货物表面状况良好的判断符合常理。承运人帕某海运公司根据装货情况，签发记载“装船时货物外表状况良好”的提单，并无不当。再次，酒糟因原材料、加工方式等多种因素导致可能存在多种颜色，颜色不同表示内在品质不一，但不属于货物发生损坏的表征，并不代表货物表面状况不良。法律并未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货物的内在品质负有批注义务，故酒糟的颜色并非承运人法定的批注范围。且托运人在订舱时未向帕某海运公司特别申报案涉货物的颜色要求，即使案涉货物在装运港呈现不同颜色，帕某海运公司及其代理人接收货物并签发记载“装船时货物外表状况良好”的清洁提单也并无不当。综上，某牧实业公司要求帕某海运公司承担未如实批注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帕某海运公司对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6条、第76条▶指导性案例233号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等诉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船舶触碰损害责任/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限制性债权/码头营运损失/优先受偿裁判要点对船舶触碰造成码头财产损坏及由此引起的码头营运损失等相应损失的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责任人可以限制赔偿责任；上述赔偿请求中，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可以优先受偿的仅指造成码头财产损坏的赔偿请求，并不包括由此引起的码头营运损失的赔偿请求。基本案情2017年7月5日20点左右，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天某海运公司）经营的“天某18”轮装载水渣48810吨从河北京唐港启航，驶往江苏常州港。2017年7月9日22点左右，“天某18”轮船首与靠泊在常州某润化工长江码头（以下简称某润码头）3#泊位的“双某海”轮右舷中后部发生碰撞。在“双某海”轮的挤压下，导致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宏某仓储公司）所属的某润码头部分坍塌、管线撕裂，管线内气液泄漏并爆燃。2017年12月25日，常州海事局作出《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天某18”轮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案涉船舶触碰事故，常州宏某仓储公司支付码头修复费约人民币69247776.87元（以下币种同），造成码头营运损失约65844974元，并支付抢险施救费等费用。事故发生后，案涉码头的保险人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某保险江苏分公司）先后向常州宏某仓储公司支付保险赔款55380000元。此后，常州宏某仓储公司同意将已取得保险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华某保险江苏分公司。2017年7月31日，宁波天某海运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2017年9月28日，常州宏某仓储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对案涉债权予以登记。2017年12月27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17）鄂72民特39号民事裁定，准许宁波天某海运公司设立数额为2442041特别提款权及其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常州宏某仓储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5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民终619号民事裁定，维持武汉海事法院民事裁定。后宁波天某海运公司通过提供现金及担保的方式，在武汉海事法院依法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2018年7月27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2017）鄂72民特5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常州宏某仓储公司的债权登记申请。2017年8月24日，常州宏某仓储公司等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宁波天某海运公司赔偿案涉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受损码头修复费和码头营运损失较其他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债权在宁波天某海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数额内优先受偿。华某保险江苏分公司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宁波天某海运公司赔偿码头损坏修复费用55380000元及利息；前述诉请债权较其他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在宁波天某海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内优先受偿。裁判结果武汉海事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17）鄂72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一、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码头修复费损失人民币13867776.87元及利息；二、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码头修复费损失人民币55380000元及利息；三、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海难救助费损失人民币1468480元及利息；四、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海难救助费损失人民币3700000元及利息；五、驳回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赔款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在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进行分配，其中第一、第二项赔款在基金分配过程中应予以优先受偿。一审宣判后，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码头营运损失65844974元及利息，并判令该项债权在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关于码头营运损失及利息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其关于该项债权应当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受偿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鉴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1日作出（2021）鄂民终1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二、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码头修复费损失人民币13867776.87元及利息；三、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码头修复费损失人民币55380000元及利息；四、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海难救助费损失人民币1468480元及利息；五、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海难救助费损失人民币3700000元及利息；六、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赔偿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码头营运损失人民币65844974元及利息；七、驳回常州宏某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华某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赔款在宁波天某海运有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进行分配，其中第二、第三项赔款在基金分配过程中应予以优先受偿。裁判理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海商法特有的法律制度之一，是指发生海损事故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时，作为责任人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承租人等可依据法律的规定，将其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限额内的赔偿制度。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对责任人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限制性债权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船上发生的或者与船舶营运、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的灭失、损坏，包括对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造成的损坏，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的赔偿请求，责任人可以限制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船舶触碰事故造成常州宏某仓储公司的损失，常州宏某仓储公司有权要求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华某保险江苏分公司作为案涉码头保险人，在对常州宏某仓储公司履行相应保险赔偿义务后，亦有权在保险赔偿范围内要求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常州宏某仓储公司和华某保险江苏分公司的赔偿请求包括码头修复费、抢险施救费及因码头严重受损，不能正常经营导致的码头营运损失，均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限制性债权，故责任人宁波天某海运公司有权依照该条规定限制赔偿责任。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是责任主体依法对人身伤亡、非人身伤亡等所有限制性债权的最高赔偿额。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对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的计算标准及各类限制性债权的受偿顺序作出了规定。该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不影响第（三）项关于人身伤亡赔偿请求的情况下，就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的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应当较第（二）项中的其他赔偿请求优先受偿。”根据上述规定，在非人身伤亡的限制性赔偿请求中，就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的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可以优先于其他赔偿请求受偿。该条规定中的损害仅指因事故造成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的直接财产损害，并不包括因事故引起的其他相应损失。据此，就本案而言，对案涉触碰事故造成码头修复费用的赔偿请求可以优先受偿，而对事故造成码头营运损失的赔偿请求不能优先受偿。综上，常州宏某仓储公司在本案中请求赔偿的码头营运损失应当在宁波天某海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但不能优先于非人身伤亡的其他赔偿请求受偿。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07条、第210条▶指导性案例234号南京华某船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数额/远洋运输船舶/沿海运输船舶裁判要点同一海事事故中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或者《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计算的，无论该船舶是否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或者主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均不适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基本案情南京华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某船务公司）所有的“华某洲”轮为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的海船（2986总吨）。2020年11月21日，“华某洲”轮与万某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所有的新加坡籍“某春”轮(27800总吨）在珠江口32#锚地水域附近发生碰撞，造成两船部分损害，“某春”轮船载集装箱及货物部分落水。2020年12月28日，南京华某船务公司就“华某洲”轮与“某春”轮的碰撞事故可能引起的所有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依照《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以下简称《责任限额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设立291081特别提款权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按照赔偿限额的50%计算）。万某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未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广州海事局、万某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对南京华某船务公司的主体资格和事故所涉及的债权性质未提出异议，但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数额提出异议，认为案涉事故的当事船舶之一“某春”轮为新加坡籍船舶，事故航次为新加坡至中国广州南沙港，根据《责任限额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华某洲”轮应当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数额，不能适用《责任限额规定》第四条关于按照赔偿限额的50%计算的规定，故南京华某船务公司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限额应当设定为582162特别提款权及相应利息。裁判结果广州海事法院于2021年4月2日作出（2021）粤72民特5号民事裁定：一、准许申请人南京华某船务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数额为582162特别提款权及利息；三、申请人南京华某船务有限公司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以人民币或本院认可的担保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逾期不设立基金的，按自动撤回申请处理。裁定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本案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件，争议焦点为：“华某洲”轮设立基金的数额是否应当按照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的50%计算。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是责任主体依法对人身伤亡、非人身伤亡等所有限制性债权的最高赔偿额。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对总吨位300吨以上远洋运输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计算规则作了明确规定，即按照不同吨位适用不同标准。在此基础上，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总吨位不满300吨的船舶，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运输的船舶，以及从事沿海作业的船舶，其赔偿限额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据此，经国务院批准，原交通部于1993年11月印发《责任限额规定》，对不满300总吨远洋运输船舶的赔偿限额计算标准作出规定，并在第四条规定了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沿海货物运输或沿海作业船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按照远洋运输船舶责任限额的50%计算的特别规则。同时，对于在同一事故中既有远洋运输船舶，又有沿海运输或作业船舶的，《责任限额规定》第五条规定：“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或者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同样适用。”该条规定实际确立了“就高不就低”的规则，旨在实现对同一事故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据此，只要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系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或者《责任限额规定》第三条规定计算责任限额的船舶，无论其是否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或者主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该事故中其他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货物运输或者沿海作业的当事船舶也应当按照吨位适用同样的规定计算海事赔偿限额，不能再适用《责任限额规定》第四条关于按照赔偿限额的50%计算的规定。本案中，案涉海事事故为“华某洲”轮与“某春”轮发生碰撞。“华某洲”轮为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的海船，“某春”轮为新加坡籍船舶，且事故航次为新加坡至中国广州南沙港。“某春”轮为300总吨以上的远洋船舶，属于应当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确定赔偿限额的船舶。无论“某春”轮是否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或者援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华某洲”轮的海事赔偿限额均应当按照其吨位计算，不能按照赔偿限额的50%计算。据此，由于“华某洲”轮为300总吨以上的船舶，故“华某洲”轮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与“某春”轮同样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综上，对于广州海事局和万某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提出的南京华某船务公司无权依照《责任限额规定》第四条计算责任限额的异议，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10条《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交通部令1993年第5号）第3条、第4条、第5条▶指导性案例235号S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申请承认外国法院民事判决/互惠关系/个案审查/事实互惠/法律互惠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进行审查，认定是否存在互惠关系时，不以相关外国法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先行给予承认和执行为必要条件。如果根据相关国家的法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裁定可以得到该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且该国没有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先例的，可以认定我国与该国存在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裁定的互惠关系。基本案情2010年3月5日，S航运有限公司与某华（香港）轮船公司签订3份定期租船合同，将3艘船舶出租给某华（香港）轮船公司。2010年3月25日，某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华物流公司）向S航运有限公司出具3份保函，为某华（香港）轮船公司履行上述租船合同提供担保。3份保函均约定适用英国法，诉讼提交位于伦敦的英国高等法院审理。因某华（香港）轮船公司迟延支付租金，S航运有限公司依据保函约定向英国高等法院对某华物流公司提起诉讼。某华物流公司到庭应诉。2015年3月18日，英国高等法院作出〔2015〕EWHC718(Comm)号判决，支持S航运有限公司的诉求。此后英国高等法院又对债权数额和诉讼费用等作出核定，分别于2015年4月27日和2016年10月3日作出命令、2016年11月1日作出最终费用证书、2018年5月17日作出修正命令。某华物流公司不服，向英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0月7日，英国上诉法院作出〔2016〕EWCACiv982号判决，对某华物流公司的上诉予以驳回。此后英国上诉法院又于2016年10月7日和2017年5月8日作出命令。某华物流公司未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S航运有限公司遂请求我国法院裁定承认英国高等法院、英国上诉法院的上述判决，以及相关一系列法院命令。某华物流公司辩称：我国与英国未缔结或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也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裁判结果上海海事法院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2018）沪72协外认1号民事裁定：承认英国高等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的〔2015〕EWHC718(Comm)号判决及其在该案下于2015年4月27日、2016年10月3日作出的命令、2016年11月1日作出的最终费用证书和2018年5月17日作出的修正命令；承认英国上诉法院于2016年10月7日作出的〔2016〕EWCACiv982号判决及其在该案下于2016年10月7日、2017年5月8日作出的命令。裁判理由本案系申请承认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二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由于我国与英国之间尚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故应当以互惠原则作为是否承认英国法院判决的审查依据。互惠原则是国际私法中平等互利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将互惠原则限定为必须是相关外国法院对我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先行承认和执行。当然，如果相关外国法院已有对我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先例，自然可以认定我国与该国存在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裁定的事实互惠关系。然而，即便没有承认和执行我国民事判决、裁定的先例，但如果根据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所在国的法律，其承认和执行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条件与我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实质相同或者更为宽松，则可以认定我国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裁定在同等情形下可以得到该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在此前提下，如果该国法院没有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先例的，可以认定我国与该国存在法律上的互惠关系。就本案而言，申请人S航运有限公司未举证英国法院有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的先例，不能证明我国与英国存在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裁定的事实互惠关系。但是，从英国法院具体操作来看，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在英国寻求承认和执行时，需按英国的普通法规则，以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为依据，在英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如果符合承认和执行的条件，英国法院将作出一个与原判决基本一致的判决，再按英国法规定的执行程序予以执行。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惯常做法。根据英国法律，其并不以存在相关条约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必要条件，并无证据证明我国法院判决、裁定在英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存在法律障碍，亦未发现英国法院曾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不予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判决、裁定，故可以认定我国与英国存在法律上的互惠关系。案涉英国法院判决并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或者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综上，尽管我国与英国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的国际条约，但本案可以根据互惠原则对案涉英国法院判决予以承认。本案裁定承认英国法院判决后，英国高等法院于2022年12月对我国浙江杭州法院的两起判决予以承认。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9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89条）▶指导性案例236号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诉天某财富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1月25日发布）关键词民事/船舶碰撞损害责任/涉外/协议选择/准据法裁判要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涉外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当事人在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确定纠纷适用的准据法。基本案情2022年9月27日，天某财富有限公司所属的“某风”轮（巴拿马籍油轮），在马六甲海峡追越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某船舶公司）所属的“某娅”轮（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轮）过程中，因“某风”轮舵机故障并操纵不当，导致两轮发生碰撞。2022年12月，环某船舶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扣押正在宁波舟山港维修的“某风”轮，并于2023年1月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天某财富有限公司赔偿船体损失、船期损失等合计人民币58108824.77元及利息。天某财富有限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环某船舶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人民币38115057.62元及利息。宁波海事法院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庭审中，原告、被告一致选择适用中国法律。裁判结果宁波海事法院适用中国法律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于2024年2月7日作出（2023）浙72民初314号民事判决：一、天某财富有限公司赔偿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损失人民币37182079.93元；二、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天某财富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3094472.96元；三、上述两项相抵，天某财富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损失人民币34087606.97元及利息损失；四、天某财富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诉前保全申请费人民币4500元；五、驳回环某船舶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天某财富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且天某财富有限公司已经主动履行判决义务。裁判理由本案系涉外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宁波海事法院根据环某船舶公司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相关规定扣押了“某风”轮。该法第十九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环某船舶公司据此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宁波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虽然海商法作为特别法，没有明确规定船舶碰撞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法律，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当事人选择侵权责任适用的法律作了明确规定。故船舶碰撞纠纷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并不属于选择无效的情形。就本案而言，双方当事人均系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注册的公司，案涉两船船籍国分别为巴拿马和利比里亚。庭审中，原告、被告一致提出本案侵权责任纠纷适用中国法律。由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对当事人协议选择侵权责任适用法律作了明确规定，故应当认定本案原告、被告双方适用中国法律的选择有效。【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27 09: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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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近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岁末年初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工作，进一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陈文清要求，政法机关要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坚持宽严相济、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加强风险源头防控，依法严惩重大恶性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陈文清强调，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法机关要深入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着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全面排查、实质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着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强化重点场所、重大活动管理和社会面巡控，严防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陈文清要求，要认真落实会议研究制定的加强专门矫治教育、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等工作意见，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相关群体服务管理，逐人明确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逐一落实服务管理措施，在关怀救助的同时，形成有效预防危害行为的制度机制，全力守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王小洪、张军、应勇出席会议。【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23 16: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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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4〕238号）（以下简称《网拍指导意见》），对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行为，提升执行财产处置水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出台《网拍指导意见》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问：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网拍指导意见》的起草背景和过程？答：财产处置变现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传统委托拍卖模式逐渐暴露出覆盖面窄、成本高、效率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弊端。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上，上线网络司法拍卖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实现了执行财产变现模式的重大变革。自系统上线以来，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法院开展网络拍卖973.47万次，成交金额2.94万亿元，成交率63.72%，相较于传统委托拍卖累计为当事人节约佣金897.01亿元。实践证明，网络司法拍卖顺应时代潮流和技术发展趋势，更加公开、公正、透明、便捷，极大提升了拍卖的成交率、溢价率和处置效率，降低了拍卖成本，减少了司法腐败的发生，最大程度地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成效显著。但近期，我们发现网络司法拍卖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是与网络司法拍卖相关的部分执行行为不够规范，影响了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健康发展。比如，有的执行人员财产调查工作不够充分细致，未全面查明拍卖财产具体状况、权属关系、权利负担等信息就上网拍卖，导致买受人发现“货不对板”，引发后续争议；有的法院拍卖财产“一刀切”，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自行处置的意愿和诉求，引发信访投诉和矛盾。另一方面是外部人员扰乱网络司法拍卖秩序问题不断凸显。比如，有的拍卖辅助机构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利用拍卖辅助工作便利牟取不法利益；有的社会人员擅自侵入拍卖房产，通过虚假宣传诱导买受人支付高额佣金、骗取财物。针对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充分研究后起草了《网拍指导意见》，希望借此对网络司法拍卖相关规范进行一次较全面的升级，打好制度“补丁”。起草过程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对有关问题进行摸排梳理和分类研究，逐项确定具体对策要求，形成条文初稿；先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七家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地方三级法院干警、本院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100余条、书面材料5万余字；在反复研究论证和多次讨论修改，并经局、院两级审议后，最终获得通过。问：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了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司法解释并陆续发布了多个规范网络司法拍卖的通知，这次指导意见与以往相关规范性文件相比，有什么不同？答：在2016年出台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司法解释后，我院又多次下发明传通知，目的是为了及时解决实践问题，规范制度运行。这次《网拍指导意见》与此前相比，一是更加全面且更具针对性，对网络司法拍卖各重要环节重点问题作出规定；二是吸收地方法院有益经验，例如增加了被执行人自行处置的相关规则。总的来说，《网拍指导意见》是在以往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网络司法拍卖制度规范。《网拍指导意见》共12条，按照网络司法拍卖流程，主要规定了拍前财产调查和询价（1-4条）、拍卖中的变价处置（5-7条）、拍卖的管理监督（8-12条）三大部分。条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补充完善型条款，主要起到“打补丁”的作用。如第5条对刑事涉财执行的财产变价程序予以细化明确，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刑事涉财执行“1元”起拍问题予以回应，做好不同规则的衔接、填补漏洞。第二类是机制创新型条款。如第7条在允许被执行人申请自行处置财产的情况下，对自行处置的规则、期限和效力进行细化。第三类是加强管理型条款。如第9条要求建立网络司法拍卖重大事项权力清单，严格合议和报批程序；第10条要求加强对拍卖辅助工作的管理；第11条要求依法打击扰乱网络司法拍卖秩序的行为。问：建设工程的处置一直是执行财产处置中的难题。我们注意到，《网拍指导意见》第3条对执行法院处置建设工程作了规定，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主要思路和要点吗？答：建设工程的处置，法律关系复杂、涉及主体众多、疑难复杂。尤其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权，可能涉及农民工工资等社会问题。执行法院处置建设工程过程中或完成后，经常面临相关主体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造成执行程序迟滞，甚至因未及时保护优先权人权利引发执行回转等问题。对此，《网拍指导意见》第3条要求执行法院在处置建设工程价款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基本思路是争取一次性解决纠纷和明确权利人权利救济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在建设工程处置过程中，执行法院不能消极等待权利申报，而应当通过张贴拍卖公告、调取工程合同、询问被执行人等方式主动查明有关权利人，通知其及时主张权利。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尽量争取在执行程序中一次性解决争议，减少相关权利人的诉累，节约司法成本；第二，避免执行过程中，因不同权利人分别主张权利进行大量重复性工作。二是明确执行法院在执行实施阶段，要对尚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案外人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主张进行审查。执行实践中，有的执行法院以案外人未取得执行依据为由，对其提出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一律不予审查，而是告知其另行通过诉讼程序救济。这种做法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诉讼经济理念，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这次《网拍指导意见》第3条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在处理此类请求时，应当围绕案外人的主张，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完成等情况进行审查。经审查，认定案外人具有优先受偿资格的，应当将其工程价款债权纳入分配方案，当事人、其他债权人等对案外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真实性、优先受偿顺位和比例等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分配方案异议及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程序救济。认定案外人不具有优先受偿资格，案外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或者另诉救济。三是明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人以“以房抵债”为由，要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处理程序。执行实践中，存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人主张已与被执行人达成“以房抵债”协议，要求排除对相应房产强制执行的情况。这属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实体权利主张而排除执行的情形，执行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即案外人异议程序处理。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理由成立的，应当停止对相关标的执行。问：刑事涉财执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无保留价拍卖制度。实践中，有的法院机械适用无保留价拍卖，没有根据财产价值等合理设定加价幅度，造成不良后果。对此，《网拍指导意见》有什么规范措施？答：刑事涉财案件的财产处置变价一直是执行工作的难点。对于财产刑、刑事退赔案件，必须要对执行财产进行变价时，涉及的财产往往权属关系复杂、还可能存在案外人主张民事债权参与分配等情况，变现难度大。在财产难以变价又无法以物退赔的情况下，执行财产长期搁置，还将不断增加保管成本。为解决上述问题，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设计了特殊的财产处置方式，即对于刑事裁判所涉财产的拍卖，在国家财政机关、被害人等权利主体不同意接收流拍财产的情况下，可不拘于民事执行拍卖程序的一般规定，实行无保留价拍卖。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尽可能推进执行财产变现，尽快实现追赃挽损目的。执行实践中，个别法院机械适用无保留价拍卖，对不动产等价值较高的财产进行无保留价拍卖时，未设定符合财产价值的保证金和加价幅度，过分依赖市场对价格的检验，但在参与主体有限、保证金低、加价幅度小、竞价不足的情况下，极易导致拍卖程序过于繁琐冗长、高价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成交。针对上述问题，《网拍指导意见》第5条在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框架内，进一步完善了刑事涉案财产变价程序。明确规定刑事涉案财产最后一次拍卖未能成交的，应当严格依照《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询财政部门、被害人是否同意接收财产或者以物退赔等意见。财政部门、被害人不同意接收财产或者以物退赔的，才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此外，对不动产、采矿权、大宗股票等价值较高的财产，确需进行无保留价拍卖的，应当对适用程序严格把关，在拍卖前要确定合理的保证金和加价幅度，并须经合议庭评议并报主管院领导批准。问：在执行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被执行人反映其财产被低价处置，由此引发不满甚至信访等问题，人民法院如何在执行程序中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答：执行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认为法院处置财产的评估价、成交价、抵债价偏低，对法院执行行为提出质疑，并申请由其自行处置财产。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被执行人对评估拍卖程序中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过异议审查程序保护其合法权益。被执行人自行处置的申请，如果得不到解决和回应，可能激化被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对抗情绪，甚至引发信访和投诉。为此，我们在2019年《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及2021年《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等文件中，已经探索允许被执行人在一定条件下自行处置。但是据我们了解，执行实践中此项制度适用比例很低，未充分发挥应有效用。此次，我们在《网拍指导意见》中对相关规则进行具体细化，针对第二次拍卖流拍后被执行人主张自行处置的，执行法院经审查认定符合相应条件后，可以允许被执行人以高于流拍价对拍卖财产进行处置，暂不启动以物抵债、第三人购买程序。同时，明确三点规则：一是自行处置的期限不超过60日，防止周期过长影响执行效率；二是自行处置成交的，买受人向执行法院交付全部价款后，执行法院可以出具成交过户裁定，解决此类财产有多轮查封时，难以处置和过户的难题，消除买受人的后顾之忧，提高自行处置制度的适用性；三是支持买受人通过融资支付案款，买方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申请通过贷款等方式融资，并向执行法院提交相关融资手续的，执行法院经协调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意后，可以出具成交过户裁定，由买卖双方办理“带封过户”手续。通过上述制度设计，在财产处置程序中充分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将执行法院监管与被执行人自行处置财产相结合，充分调动当事人配合财产处置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实现处置财产价值，平衡保障双方当事人权益。法〔2024〕238号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行为，着力提升执行财产处置水平，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践，就做好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提出如下意见。1.尽职调查财产现状。执行法院应当对财产现状进行调查，不得以“现状拍卖”为由免除调查职责。对下列财产，应当重点调查以下事项：（1）对不动产，应当通过调取登记信息、实地勘察、入户调查等方式，调查权属关系、占有使用情况、户型图、交易税目和税率、已知瑕疵等信息；（2）对机动车，应当调查登记信息、违章信息、排放标准、行驶里程等对车辆价值有重要影响的信息；（3）对食品，应当调查是否过期、是否腐败变质、是否属于禁止生产销售物品等信息，防止假冒伪劣食品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流入市场，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4）对股权，应当调查持股比例、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出资期限、财务报表，以及股息、红利等对股权价值有重要影响的信息。2.严格审查权利负担的真实性。执行法院在财产调查过程中应当加大对虚假权利负担的甄别力度，案外人主张财产上存在租赁权、居住权等权利负担的，重点围绕合同签订时间、租赁或者居住权期限、租金支付、占有使用等情况，对权利负担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案外人所提事实和主张有悖日常生活经验、商业交易习惯的，对案外人“带租赁权”、“带居住权”处置的请求不予支持。案外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救济。发现被执行人与第三人通过恶意串通倒签租赁合同、虚构长期租约等方式规避或者妨碍执行的，应当依法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3.认真核查建设工程价款情况。执行法院处置建设工程时，应当依法查明是否欠付建设工程价款，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发现存在或者可能存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但没有权利人主张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张贴拍卖公告、调取工程合同、询问被执行人等方式查明有关权利人，通知其及时主张权利，争取一次性解决纠纷，减少后续争议。（2）尚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案外人主张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提出优先受偿的，执行法院应当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进行审查并询问被执行人。经审查，认定案外人不具有优先受偿资格，案外人不服的，可以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或者另诉救济；认定案外人具有优先受偿资格的，应当将其纳入分配方案，当事人对该方案不服的，可以通过分配方案异议及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程序救济。（3）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人主张已与被执行人达成“以房抵债”协议，据以申请排除执行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处理。4.规范适用询价方式。对于无需由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且有大数据交易参考的住宅、机动车等财产，可以选择网络询价方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应适用网络询价或者网络询价结果明显偏离市场价值，申请适用委托评估的，执行法院经审查可以准许。工业厂房、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商铺较多的综合市场、装修装饰价值较高的不动产以及股权、采矿权等特殊或者复杂财产，目前尚不具备询价条件，当事人议价不成时，应当适用委托评估。5.完善刑事涉案财产变价程序。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涉案财物最后一次拍卖未能成交的，执行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13号）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询财政部门、被害人是否同意接收财产或者以物退赔等意见。财政部门、被害人不同意接收财产或者以物退赔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但对不动产、采矿权、大宗股票等价值较高的财产进行无保留价拍卖的，应当合理确定保证金和加价幅度，经合议庭合议后，报主管院领导批准。6.如实披露拍卖财产信息。执行法院应当全面如实披露财产调查所掌握的拍卖财产现状、占有使用情况、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等信息，严禁隐瞒或者夸大拍卖财产瑕疵。拍卖财产为不动产的，执行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中公示不动产占有使用情况，不得在拍卖公告中使用“占有不明”、“他人占用”等表述。决定“带租赁权”或者“带居住权”拍卖的，应当如实披露占有使用情况、租金、期限以及有关权利人情况等重要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有竞买资格限制的，应当在拍卖公告中予以公示。7.完善被执行人自行处置机制。第二次网络司法拍卖流拍，债权人申请以物抵债或者第三人申请以流拍价购买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主张以高于流拍价的价格对拍卖财产自行处置的，执行法院经审查后可以允许，暂不启动以物抵债、第三人购买程序。自行处置期限由执行法院根据财产状况、市场行情等情况确定，一般不得超过60日。自行处置不动产成交的，买受人向执行法院交付全部价款后，执行法院可以出具成交过户裁定。买方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申请通过贷款等方式融资，并向执行法院提交相关融资等手续的，执行法院经协调不动产登记机构同意后，可以出具成交过户裁定，由买卖双方办理“带封过户”手续。被执行人自行处置失败的，执行法院应当启动以物抵债、第三人购买等程序。8.加大不动产腾退交付力度。对不动产进行处置，除有法定事由外，执行法院应当负责腾退交付，严禁在拍卖公告中声明“不负责腾退”。需要组织腾退交付的，执行法院应当制作腾退预案，积极督促被执行人及有关占用人员主动搬离。对于督促后仍不主动搬离的，应当严格依法腾退，并做好执法记录、安全保障等工作。腾退过程中，被执行人、案外人存在破坏财产、妨碍执行等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9.严格重大事项合议与审批。执行法院应当建立重大事项权力清单和台账，对起拍价、加价幅度、权利负担、唯一住房拍卖、自行处置、以物抵债、第三人以流拍价购买等重要事项应当合议决定，按程序报批，严格落实院局（庭）长阅核制，不得由执行人员一人作出决定。10.加强拍卖辅助工作管理。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辖区拍卖辅助工作的统一管理，加大对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拍卖辅助工作的指导力度。具备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辖区实际情况，设置相对固定的人员或者团队统一负责辖区拍卖辅助工作。执行法院将拍卖辅助工作委托拍卖辅助机构承担的，要加强对拍卖辅助机构履职情况的监督力度，严禁将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必须由执行人员办理的事项委托给拍卖辅助机构完成；严禁拍卖辅助人员使用办案系统、账户和密钥等，严防泄露办案秘密；严禁私下接触竞买人，需要现场看样的，必须有两名以上拍卖辅助人员在场；严禁拍卖辅助机构、拍卖辅助人员及其近亲属参与其承担拍卖辅助工作的财产的竞买；严禁向第三方泄露意向竞买人信息；严禁私自收取费用违规排除潜在竞买人。要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明确拍卖辅助机构工作职责和清单，规范计费方式和标准，严格规范拍卖辅助机构的准入和退出程序。要建立违纪违法追责机制，发现拍卖辅助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者不符合入库要求的，视情节采取暂停、取消委托资质乃至除名等惩戒措施。11.依法打击扰乱网拍秩序的行为。对通过夸大、欺瞒、误导等手段宣传提供“拍前调查”、“清场收房”、“对接法院”等一站式服务，诱导买受人支付高额佣金，甚至伪造司法文书骗取财物，严重扰乱网络司法拍卖秩序的行为，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坚决依法打击。要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加大网络司法拍卖宣传、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开展专项活动等方式，依法维护网络司法拍卖秩序。12.深化对网拍的全面监督。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要求开展工作，确保网络司法拍卖公开透明、及时高效、全程留痕。要主动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拍卖活动的全程监督，对当事人、社会公众或者媒体反映的拍卖问题，要及时核查、及时纠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主动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推动信息共享，畅通监督渠道，使执行检察监督规范化、常态化、机制化。对重大敏感复杂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拍卖或者腾退交付案件，可以邀请检察机关到场监督执行活动。【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22 09: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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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3号，以下简称《解释》），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解释》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坚持实践需求、问题导向，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拒不执行犯罪行为，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解释》共十六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基础上，《解释》进一步列举了十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主要包括以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等方式恶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或者以虚假和解、虚假转让等方式处分财产权益，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实施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履行协助行使人身权益等作为义务，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恶劣的；以恐吓、辱骂、聚众哄闹、威胁等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情节恶劣的；等等。二是明确“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解释》规定了五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主要包括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聚众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以围攻、扣押、殴打等暴力方法对执行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因拒不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自杀、自残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以及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三是明确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的，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四是明确案外人帮助隐藏、转移财产，可以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解释》规定，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五是明确从重、从轻情节。关于从重情节，《解释》规定，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关于从轻情节，《解释》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免除处罚。六是明确追赃挽损程序。《解释》规定，对被告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时，对其故意毁损、无偿处分、以明显不合理价格处分、虚假转让等方式违法处置的财产,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交由执行法院依法处置。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侦查移送情况对涉案财产进行审查，在提起公诉时对涉案财产提出明确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强化对下指导，严格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准确把握案件办理要求，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4年1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11次会议、2024年7月2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10月30日法释〔2024〕13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11次会议、2024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为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本解释所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第二条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第三条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一）以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等方式恶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或者以虚假和解、虚假转让等方式处分财产权益，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实施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伪造、毁灭、隐匿有关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四）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五）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六）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履行协助行使人身权益等作为义务，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恶劣的；（七）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从事相关职业决定等不作为义务，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伤害或者严重影响被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的；（八）以恐吓、辱骂、聚众哄闹、威胁等方法或者以拉拽、推搡等消极抗拒行为，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情节恶劣的；（九）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十）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第四条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一）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聚众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三）以围攻、扣押、殴打等暴力方法对执行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四）因拒不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自杀、自残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五）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第五条有能力执行是指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全部执行或者部分执行给付财产义务或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在认定负有执行义务的人的执行能力时，应当扣除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六条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前款所指诉讼开始后，一般是指被告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和本解释中规定的“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一般是指人民法院依据法律及相关规定采取执行措施后仍无法执行的情形，包括判决、裁定全部无法执行，也包括部分无法执行。第八条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第九条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同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袭警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十条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第十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提起公诉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十二条对被告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时，对其故意毁损、无偿处分、以明显不合理价格处分、虚假转让等方式违法处置的财产,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交由执行法院依法处置。第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侦查移送情况对涉案财产进行审查，在提起公诉时对涉案财产提出明确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第十四条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第十五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六条本解释自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6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1-19 0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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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九次会议在京举行 陈文清与绍伊古共同主持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3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并共同主持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九次会议。陈文清说，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就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三度会晤，就中俄关系继往开来提出更高要求。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丰富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行稳致远。陈文清表示，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立11年来，两国执法安全机构在维护政治安全、反恐怖、司法协助等领域合作密切，取得诸多务实成果，为丰富拓展两国关系的安全内涵提供了坚强保障。双方要继续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落实议定事项，协力防范和应对安全威胁挑战，筑牢两国安全防线，服务各自发展振兴。中方愿同俄方深化战略沟通，推动双方对口部门紧密协调配合，不断深化在政治安全、网络安全、“一带一路”安保、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造更多合作成果，更好维护两国发展稳定大局。绍伊古表示，愿全面推进俄中执法安全合作，更好维护两国安全利益。会上，中俄有关对口部门进行了专业交流。【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15 09: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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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潘庭濯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2日在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潘庭濯。陈文清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实现强有力、可持续发展，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双方聚焦落实两党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落实好业已签署的合作文件，加强政法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区域多边协作配合，助推两国安全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潘庭濯表示，愿推动两国安全合作走深走实。【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14 09: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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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年环境资源审判有重大影响力案件
2014年1月至2024年9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16.1万件，其中审结的一系列标志性典型案例，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法治进程，提升了中国环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201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指导性案例40件，发布典型案例共43批437件，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环境资源审判参考案例350多件，充分发挥案例对下业务指导和面向社会教育警示、规范引领作用。今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周年，我们从历年发布的环境资源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影响的案例中，评选出10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例作为环境资源审判十年成果展示。这10件案例所涉生态要素多、保护范围广、复合程度高、创新意识强，兼具裁判规则意义和法治宣传价值，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鲜明特色、专业要求和职能作用。希望各级法院认真学习借鉴，依法审理好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法治产品”，以更优质、更丰富的精品案例更有力推动生态环境法治进程，更好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十年环境资源审判有重大影响力案件目录一、张某明、毛某明、张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和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明、毛某明、张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二、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某水电开发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三、李某诉某置地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四、上海某实业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五、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息烽某劳务公司、贵阳某化肥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六、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某普医院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七、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八、某社会组织与某幼儿园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九、李某萍、卢某辉噪音扰民诉前禁止令案十、吴某辉滥伐林木案一、张某明、毛某明、张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和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明、毛某明、张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17年4月左右，张某明、毛某明、张某三人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5日凌晨，张某明、毛某明、张某三人携带电钻、岩钉、铁锤、绳索等工具开始攀爬巨蟒峰底部。在攀爬过程中由张某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毛某明、张某则沿着张某明布好的岩钉和绳索攀爬，三人通过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方式共同攀爬至巨蟒峰顶部。经现场勘查，张某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经专家评估，此次“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损失的最低阈值1190万元。检察机关分别提起刑事公诉和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认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是受我国刑法保护的名胜古迹。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地质遗迹点是其珍贵的标志性景观和最核心的部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被告人张某明、毛某明、张某违反社会管理秩序，采用破坏性攀爬方式攀爬巨蟒峰并造成损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张某明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毛某明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对张某免予刑事处罚。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国法律明确将自然遗迹、风景名胜区作为环境要素加以保护，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因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某明、毛某明、张某采用打岩钉方式攀爬行为给巨蟒峰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性伤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共同侵权。综合考虑巨蟒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珍稀性，张某明、毛某明、张某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以及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同时在兼顾三人经济条件和赔偿能力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判决张某明、毛某明、张某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600万元、支付专家费15万元，并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典型意义】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既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受国家法律重点保护。本案是全国首例因故意损毁自然遗迹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针对损毁自然遗迹提起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一方面，人民法院依法追究行为人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的刑事责任，体现了法律对其行为最严厉的否定评价，更是警示世人不得破坏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生效刑事裁判明确了认定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情节严重”，以及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裁判规则。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破坏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合理酌定其赔偿金额，保障和促进生态环境修复。对于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三合一”机制作用，由相同的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在依法按照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分别审理的基础上，依法统筹考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确保认定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准确、均衡。该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同时，对于促进名胜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文书索引】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26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刑终44号刑事裁定书（2020年5月18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2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终317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5月18日）二、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某水电开发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云南省红河（元江）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由某水电开发公司建设，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一旦淹没，将危及该区域内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绿孔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极危物种陈氏苏铁等物种生存环境及整个生态系统。2017年7月，生态环境部责令某开发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频繁活动区域，构成其生物学上的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同时，案涉水电站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涉及陈氏苏铁的保护，若继续建设将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故判决某水电开发公司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待其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工作后，再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典型意义】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公益诉讼制度是其重要法治保障。本案系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是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资源审判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在准确评判案涉水电站建设重大环境风险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守护绿孔雀、陈氏苏铁等濒危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本案明确了认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裁判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同时，本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案例之首、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评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典型案例，提升了中国环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文书索引】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3月1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824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12月22日）三、李某诉某置地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李某购买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的住宅一套，某置地公司开发建设的万象城购物中心与该住宅相隔一条公路。在正对李某住宅的万象城购物中心外墙上安装有一块LED显示屏用于播放广告等，该LED显示屏广告位从2014年建成后开始投入运营，每天播放宣传资料及视频广告等，其产生强光直射入李某住宅房间，给李某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2014年5月开始，李某所在小区的业主及万象城购物中心周边居民多次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万象城大屏光污染扰民情况，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办理情况中载明经过协调某置地公司决定采取整改措施，但该公司并未履行承诺。李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某置地公司作为万象城购物中心的建设方和经营管理方，其在正对李某住宅的购物中心外墙上设置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产生的强光直射进入李某的住宅居室。根据李某提供的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以及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查看的情况，可以认定被告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就大众的认知规律和切身感受而言，该强光会严重影响相邻人群的正常工作和学习，干扰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和休息，已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某置地公司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造成光污染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的行为，已致使李某居住的环境权益受损，并导致李某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即使李某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其生活受到光污染侵扰、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故某置地公司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依法判决某置地公司立即停止其在运行万象城购物中心正对李某住宅外墙上的一块LED显示屏时李某的光污染侵害：该LED显示屏在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2:00之前；在10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1:50之前；该LED显示屏在每日19:00后的亮度值不得高于600cd/㎡。【典型意义】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光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是生产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本案系重庆市首例LED显示屏光污染责任纠纷。如何判决光污染案件停止侵害并便于执行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人民法院创新性地适用法律并形成类案裁判规则，即当LED显示屏运行时产生的强光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时，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是否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可通过周边居民的客观反映情况、在现场的实际感受，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进行认定。同时，人民法院并未简单判决拆除LED显示屏，而是结合普通人对光的正常感知度及作息时间情况，通过规范被告开启LED显示屏运行时间、亮度值的方式将光污染对原告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正常人的忍受范围之内，以达到停止侵害的目的，让双方都有更多获得感，较好地平衡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文书索引】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6093号判决书（2018年12月28日）四、上海某实业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基本案情】上海某实业公司于1993年9月设立，主营业务为码头租赁及仓储、装卸服务等，所处位置毗邻长江口。2019年11月，经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管理人。经调查发现，码头承租方经营管理混乱、设施设备陈旧老化，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环保、交管部门联合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对码头污水及扬尘处理设施进行限期整改，否则上海某实业公司名下营运许可资质将被吊销。为保住该公司营运价值，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本案转入重整程序。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一方面与环保、交管部门紧急沟通协调，明确整改要求；另一方面迅速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对污水沉砂池、水沟、地坪等设施设备进行扩建，确保地面雨污水等统一汇集并经沉降处理后循环用于港内喷洒，大幅提高码头污水回用率，有效避免污水直排入江。另外通过加装围墙、砂石料围挡遮盖及装车喷水装置，有效管控码头扬尘，防止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超标。在接管财产不足以支付相关施工、审价费用情况下，管理人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协调第三方先行垫付近60万元，待重整资金到位后按共益债务先于各债权清偿，部分费用以租金抵扣方式协调租户随时整治并支付。管理人在债权人会议中以专项议案方式披露码头经营中的环境整治方案及费用承担问题，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后将审价费用列入破产费用随时清偿。在招募投资人过程中，除关注投资人资金实力与企业背景外，还关注其在码头绿色经营上的意愿和能力。经两轮市场化公开招募，成功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8700余万元，并着重将码头环保经营方案及环保承诺写入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除出资人组外，担保债权组、税务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上海某实业公司管理人依法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符合法律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批准，要尊重债权人会议意思自治和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其能否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上海某实业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公正并充分利用了码头资产的地理优势，有助于恢复该公司的经营活力，提高债权人清偿率，具备可行性。依法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典型意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法典确立了绿色原则，本案是在破产审判领域适用绿色原则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破产重整全过程，从环境问题的修复治理、费用安排、程序衔接、重整方案制定及执行等方面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助推困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重生。坚持“边重整、边治理”，通过对码头经营场所污水、大气整治，实现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及协同增效，依法将污染治理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兼顾了企业破产法公平清偿理念与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原则。引导投资人将环保经营方案和环保承诺事项写入重整计划草案，综合考虑企业清算价值、程序合法性等法律因素，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因素，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本案探索破产审判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同推进的新机制，推动长江流域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和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企业重生、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是贯彻实施民法典绿色原则的生动实践，也是贯彻执行长江保护法的有力举措。本案明确了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应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及相关环境治理费用可以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裁判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文书索引】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3破320号之六民事裁定书（2022年8月10日）五、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息烽某劳务公司、贵阳某化肥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基本案情】2012年6月，贵阳某化肥公司委托息烽某劳务公司承担废石膏渣的清运工作。按要求，污泥渣应被运送至正规磷石膏渣场集中处置。但从2012年底开始，息烽某劳务公司将污泥渣运往贵州省息烽县小寨坝镇大鹰田地块内非法倾倒，形成长360米，宽100米，堆填厚度最大50米，占地约100亩，堆存量约8万立方米的堆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检查时发现上述情况。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显示，此次事件前期产生应急处置费用134.2万元，后期废渣开挖转运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为757.42万元。2017年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指定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厅作为代表人，依法就大鹰田废渣倾倒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事宜，与息烽某劳务公司、贵阳某化肥公司进行磋商并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2017年1月22日，上述各方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清镇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于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2月6日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门户网站对协议主要内容进行公示。【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申请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定条件。依法裁定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息烽某劳务公司、贵阳某化肥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经贵州省律师协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典型意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本案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开展后，全国首例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该案对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规则等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经验。人民法院在受理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申请后，及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修复方案等内容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了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一旦发生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赔偿协议情形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有力保障了赔偿协议的有效履行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的切实开展。本案的实践探索已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所认可和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作出明确规定。【文书索引】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0181民特6号民事裁定书（2017年3月27日）六、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某普医院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05年5月，某市立医院与某仁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书》，合作经营济南市某甲医院。某仁集团利用济南市某甲医院的物资、人员条件，设立某仁肿瘤医院。2008年12月，某仁肿瘤医院引进伽马刀设备一套，内含201枚Co-60Ⅱ类放射源。2013年，某市立医院代某仁肿瘤医院与九某〇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约定将伽马刀设备租借给九某〇医院，双方按项目毛收入提取收益。后合作因故终止，双方约定协议终止后2个月内某市立医院将案涉伽马刀及放射源搬离。此后，双方并未对案涉放射源依法进行处置，一直闲置于九某〇医院。2016年12月，某仁肿瘤医院名称变更为某普医院。2020年9月，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对某普医院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在20日内完成放射源处置工作。到期后，该放射源仍未得到处理。2021年3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向某普医院作出通知，指定某公司代为处置案涉放射源，由某普医院承担费用。某普医院对闲置放射源退役处置存在异议，认为应当由实际使用人承担处置费用。某普医院、九某〇医院、某市立医院就处置责任承担产生纷争，导致案涉放射源一直未能得到处置，带来放射性污染严重危险。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因某普医院、某市立医院、九某〇医院对案涉放射源长期闲置放任不管，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公共健康形成安全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某普医院、某市立医院、九某〇医院分别实施了不履行处置案涉放射源责任的侵权行为，且均足以导致放射性污染危险发生。依法判决某普医院、某市立医院、九某〇医院连带承担案涉放射源处置费用290万元。【典型意义】确保核与辐射安全是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的重要方面。加快老旧设施退役治理和历史遗留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是维护辐射安全的具体举措。本案系全国首例放射性污染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涉放射源违规闲置对环境公共安全造成了潜在危险，人民法院贯彻预防性司法理念，发出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禁止当事人未经生态环境部门许可擅自处置案涉放射源；裁定先予执行全部处置费用，保障了案涉放射源的后续处置；判令案涉放射源的登记使用人、实际使用人和具体保管人依法对消除案涉放射源危险产生的处置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有利于教育、警醒相关从业者规范生产经营，积极履行放射源处置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向放射源管理机关提出开展放射源排查并加强日常监管的司法建议，从源头上杜绝放射性污染发生的可能，助力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生命安全保障水平。【文书索引】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鲁7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书（2022年10月30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2023年6月30日）七、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20年12月15日，徐某在未向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下，将从刘某处购买并由其运至现场的鲇鱼25000斤投放至江苏省常州市长荡湖。后其投放的湖面陆续出现大量死亡鲇鱼。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当地渔政部门累计打捞死亡鲇鱼20208斤。经鉴定，死亡鲇鱼为革胡子鲇，系外来物种。经专家评估，徐某的投放行为对长荡湖渔业资源造成的直接损害赔偿费不少于7427.6元至44565.5元，对长荡湖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至6000元。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徐某、刘某擅自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导致该水域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发生不利改变，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生物安全风险，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及惩罚性赔偿责任。判决徐某承担生态资源损失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事务性费用1.8万元；惩罚性赔偿金5000元，用于长荡湖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刘某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典型意义】“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外来物种入侵是威胁国家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问题，缺乏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的盲目“放生”会对本地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并对生物安全带来巨大风险。本案系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生效判决从行为性质、生态破坏后果、过错程度等角度综合认定被告的法律责任，对生物安全保护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同时，生态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进行“普法+科普”式庭审直播，专家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当庭阐释向自然环境引进和投放外来物种所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并且详细介绍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相关内容，以及其背后的科学原理，100多万网民在线观看这堂庭审法治公开课，提升了公众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庭前审后，人民法院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加强以案释法，引导群众理性、规范“放生”，变违法擅自“放生”为科学增殖放流，取得“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积极效果，巩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群众基础。【文书索引】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1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书（2023年2月9日）八、某社会组织与某幼儿园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16年3月26日至4月1日，某幼儿园铺设塑胶跑道（操场），并于同年4月将该塑胶跑道（操场）投入使用。塑胶跑道（操场）使用后向外散发刺激性气味。某社会组织在获知该情况后，要求该幼儿园采取措施，拆除塑胶跑道（操场），消除对大气和土壤环境的污染，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6年6月23日，某幼儿园开始动工拆除塑胶跑道（操场），现已全部拆除，并铺上草坪。某社会组织与某幼儿园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共同积极推进某幼儿园集团公司下属其他幼儿园内塑胶跑道（操场）的拆除工作，并已实际执行完毕。【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调解书认为，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调解协议公告期满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依法确认某幼儿园拆除在该园内铺设的塑胶跑道（操场），并铺上草坪（已执行）；某幼儿园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助10万元（已执行）。【典型意义】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司法保护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防线。本案是全国首例由“塑胶跑道”引发的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坚持依法调解，积极探索和创新符合“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确认以拆除塑胶跑道（操场）并铺上草坪的方式对受污染的土壤环境和大气环境进行（替代性）修复，实现了对生态环境及时保护的功能；确认某幼儿园以公益捐款来承担社会责任，捐款专项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为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发挥更大的公益功能。人民法院坚持预防性司法原则，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发送告知书，推动了案件以外的多家幼儿园拆除塑胶跑道（操场），以一案审判解决数案问题，降低诉讼成本，及时保护校园环境，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推动了北京市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学校、幼儿园排查整改校园环境，停止使用有异味的塑胶跑道（操场），促进了科学合理的学校操场环境评估标准的制定，为未成年学生提供健康安全的校园环境。【文书索引】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4民初93号民事调解书（2017年4月10日）九、李某萍、卢某辉噪音扰民诉前禁止令案【基本案情】李某萍、卢某辉与隔壁邻居谢某存在纠纷。2018年12月起，李某萍采取喇叭紧贴卫生间墙壁的方式，每天8时45分至12时、15时30分至22时循环播放“荒山野鬼”录音，严重影响包括崔某生在内的周围居民宁静生活。经监测，该声音在崔某生居住房屋为36分贝，未达到噪声限值昼间60分贝、夜间50分贝标准，行政执法部门无法予以处罚。周围居民投诉，街道办、居委会多次主持调解未果。崔某生认为李某萍、卢某辉故意制造噪声，严重影响家人正常学习生活，遂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止令。【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故意制造噪声的行为，审查禁止令申请是否符合条件不应囿于是否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而应以申请人的宁静生活有无受到影响为标准。本案噪声已严重影响崔某生及其家人的宁静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使崔某生及其家人宁静生活的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依法裁定李某萍、卢某辉不得通过播放“荒山野鬼”录音等方式制造噪声扰民，并提示如果继续扰民可能会在后续诉讼中被认定为恶意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李某萍、卢某辉现场签收民事裁定书及禁止令，拆除录音播放设备，删除录音文件，并承诺不再制造噪音。鉴于在法定期限内，李某萍、卢某辉未申请复议，崔某生未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裁定解除禁止令，解除对李某萍、卢某辉通过播放“荒山野鬼”录音等方式制造噪声扰民行为的禁止。【典型意义】实施噪声污染防治行动，加快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噪声问题，是守护百姓宁静和谐生活的必然要求。本案为全国首份噪声环境侵权诉前禁止令案。行为人播放“荒山野鬼”录音引发周边群众投诉，因噪音分贝未达处罚标准，街道办、居委会多次调解未果，行政执法部门亦无从介入。自2022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施行。人民法院准确适用该司法解释规定，明令禁止噪音扰民行为，有效化解矛盾于诉前，既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警示了潜在污染者，也为处理邻里关系、解决噪声污染纠纷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生效裁定确立了以宁静生活有无受到影响为标准判断噪声污染的裁判规则，让守护环境权益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文书索引】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2）粤0105行保1号民事裁定书（2022年4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2）粤0105行保1号禁止令（2022年4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2）粤0105行保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22年5月19日）十、吴某辉滥伐林木案【基本案情】2017年11月，吴某辉以190万元的价格从胡某华处购买位于福建省顺昌县双溪街道某村多个山场上的林木，其中部分山场上的林木未到采伐年限。2017年11月，吴某辉雇佣他人将未到采伐年限、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林木与其他已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林木一并砍伐。经鉴定，无证采伐林地面积为19亩，林木立木蓄积量为73.5997立方米（其中，马尾松立木蓄积量为17.8993立方米，杉木立木蓄积量为55.7004立方米）。吴某辉将砍伐的林木用来铺路或出售，得款2万余元。2018年11月21日，吴某辉经公安机关书面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公安机关扣押吴某辉违法所得1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某辉又退出违法所得1万元，并自愿认购了福建省顺昌县“一元碳汇”项目计4万元碳汇，以替代性修复被其破坏的生态环境。【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吴某辉违反森林法规定，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违法采伐其本人所有的林木，数量较大，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吴某辉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具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认罪认罚，以购买碳汇的方式进行了生态破坏的替代性修复，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以滥伐林木罪判处吴某辉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没收退出的赃款2万元上缴国库。【典型意义】碳汇在减少温室气体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中具有重要作用，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本案系探索通过认购碳汇的模式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标志性案件。人民法院坚持修复性司法原则，主动对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求，融入当地“一元碳汇”创新品牌，以“生态司法+碳汇”作为切入点，引导被告人自愿购买碳汇产品，对其造成的林地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积累营养物质等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进行补偿，并替代性修复其他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该案成功探索了司法审判领域落实“双碳”工作要求的新途径，丰富了环境资源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和生态环境修复方法，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目前，福建省顺昌县类似案件中已有50个被告人认购了碳汇共计52万元，为顺昌县11个乡镇的27个脱贫村集体带去碳汇收入，脱贫村集体又将碳汇资金用于河岸绿化、生态公园建设、饮用水设施改造等生态环境提升项目，形成了“破坏者赎买—保护者收益—受益者保护”的良性循环。不仅进一步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还向社会公众树立“保护者获益破坏者担责”的鲜明导向，促进林农增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同时，也从根源上减少了毁林犯罪的发生。【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13 09: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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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民事案例
虚假诉讼破坏社会诚信、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危害司法公信力，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对民事诉讼诚信原则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通过制定司法政策、发布典型案例、加强审判指导、建立预警机制、强化部门协作等多种方式，刑民并进、多措并举、联合施治，重拳惩处各类虚假诉讼。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例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为其财产设置“旋转门”，通过虚假诉讼将自己财产“执行”到自己手里，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通过虚构债权参与分配，使他人真实债权不能全部实现；在虚假诉讼中申请查封财产，阻碍另案对该财产的强制执行。为加强对虚假诉讼的辨识、防范和遏制，指导各地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行为，倡导诚信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个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民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有以下特点：一、针对重点领域，明确查处标准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含民间借贷、买卖合同、执行异议之诉等容易出现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的纠纷类型，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类型和其中发现的逃债手段应当重点关注、严格审查，在“立案、审判、调解、执行”全过程、各环节加大整治虚假诉讼工作力度。例如，王某科诉冯某军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债务人因多笔债务即将到期，除了工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通过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虚假诉讼，试图达到转移责任财产的目的，进行“预防性”逃债。曹某东诉尹某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尹某安和曹某东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获得生效判决后由被执行人尹某安实际领取执行款项，阻碍另案执行，导致尹某安真实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侯某某诉某发展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中，被执行人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试图由虚假购房人主张权利排除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陈某、甘某诉甲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中，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制度，在因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通过循环转账虚构出资事实，试图逃避不实出资责任。以上案例中，人民法院根据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者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并对虚假诉讼行为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通过这些案例，人民法院明确了坚决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的鲜明态度。对于捏造哪些事实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司法实践对当事人捏造全部案件事实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没有争议，但是对当事人捏造部分案件事实或者隐瞒案件事实提起诉讼是否构成虚假诉讼存在争议。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对这一问题作了回应，明确应当以原告是否捏造或者隐瞒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认定虚假诉讼的基本要件，准确识别、查处各类虚假诉讼案件。二、加强沟通协作，形成打击合力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建立沟通协作机制，有利于克服司法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虚假诉讼被查处的概率，加大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工作力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查处虚假诉讼时，发现虚假诉讼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例如，陈某、甘某诉甲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中，审理法院发现陈某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将该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其他机关移送的虚假诉讼线索，依法查假纠错。例如，王某科诉冯某军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嫌虚假诉讼的线索，移送至审理法院，审理法院发现该案构成虚假诉讼，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判。曹某东诉尹某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再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在查明该案系虚假诉讼后，依法对该虚假诉讼案件再审改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等司法政策文件均对各司法机关建立沟通协作机制作出规定。人民法院一方面要在审判工作中落实上述规定，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推动建立信息互联共享、程序有序衔接、整治协调配合、制度共商共建的虚假诉讼整治工作格局，形成整治虚假诉讼的合力，确保司法公器不被恶意利用。三、惩治救济并重，维护司法公正虚假诉讼不仅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还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查明虚假诉讼后，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已作出的错误生效判决应当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两个案例均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依法撤销错误判决，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既惩治虚假诉讼行为人，又依法纠错，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权利予以救济。人民法院发现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制度、通过虚假出资逃废债的，既应惩治股东虚假诉讼行为，又应依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救济公司债权人的权益。陈某、甘某诉甲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中，股东陈某因未缴足出资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在明知其未缴足出资的情况下仍然提起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并通过循环转账捏造已补缴出资的事实以支持其主张，构成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对陈某予以罚款，同时判决追加陈某为被执行人，在其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对公司债权人的权益予以救济。虚假诉讼增加其他当事人诉累、损害他人权益的，应当赔偿受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虚假诉讼对受害人通常会造成两方面的损失：一是受害人为参加诉讼或者为纠正错误裁判而支出的误工费、交通食宿费、律师费等费用；二是虚假诉讼导致受害人财产权被侵害、债权无法及时实现而产生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对造成他人损失的虚假诉讼，受害人请求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张某某诉田某某、朱某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朱某某、田某某通过虚假诉讼逃避执行，妨碍张某某债权实现，给张某某造成诉累，使其财产权益受损，审理法院认定朱某某、田某某构成共同侵权，并判决朱某某、田某某向张某某连带赔偿误工费、交通食宿费和律师费。由虚假诉讼行为人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既增加虚假诉讼违法成本，也弥补受害人因虚假诉讼而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民事案例目录案例1股东在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中循环转账捏造虚假出资事实逃避执行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陈某、甘某诉甲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案例2捏造借贷关系提起虚假诉讼由被执行人实际领取执行款以逃避执行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曹某东诉尹某安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例3虚构借贷债务起诉意图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王某科诉冯某军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例4捏造房屋买卖合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侯某某诉某发展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例5虚假诉讼行为人应当向虚假诉讼受害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张某某诉田某某、朱某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案例1股东在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中循环转账捏造虚假出资事实逃避执行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陈某、甘某诉甲公司等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基本案情】乙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股东陈某、甘某等认缴出资期限均至2050年6月9日止。因无可供执行财产，以乙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经申请执行人甲公司申请，执行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裁定追加相关股东为被执行人，由各股东分别在各自未缴足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股东甘某（认缴72万元）、陈某（认缴328万元）不服该裁定，于2022年12月提起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诉讼中，陈某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在形式上反映陈某于2023年1月18日（诉讼过程中）向乙公司汇款300万元。乙公司于3月17日自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填报陈某于1月18日实缴出资300万元等信息，又于4月10日形成新的公司章程，将陈某等出资信息予以载明，并将该章程备案于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审理法院依职权调取陈某、乙公司以及案外人陈某华银行账户的流水情况，查明陈某、乙公司与案外人陈某华在2023年1月18日发生多笔连环交易：陈某先分两次共向乙公司转账100万元后，乙公司立即向陈某华共转账100万元，而陈某华收到100万元后又分两次向陈某转账100万元；前述连环转账交易重复两次，形成200万元闭环转账，全部资金最终回到陈某账户。后陈某又向乙公司转账100万元，该100万元已支付申请执行人。【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执行人乙公司章程约定公司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为2050年6月9日，股东陈某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是，执行法院于2022年4月18日查明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不能清偿所欠债务，并裁定对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故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丧失，出资期限应加速到期。乙公司股东陈某因未足额缴纳出资，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在其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关于陈某“补缴”出资的事实，综合分析陈某、乙公司与案外人陈某华之间转账交易的支付次数、支付金额、资金流向以及交易次序，可以明显识别出“陈某→乙公司→陈某华→陈某”的资金转账闭环，且陈某未有效举证证明其与案外人陈某华之间、案外人陈某华与乙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据此可以认定，陈某系使用同一笔金额为100万元的资金，通过与案外人陈某华循环转账的方式，制造了共计300万元的转账流水，并采取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填报年度报告、修改公司章程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方式，对外公示“陈某已于2023年1月18日实缴出资300万元”。因前述循环转账结束后，最终实际用于清偿乙公司到期债务的资金为100万元，且甲公司亦明确认可其系在陈某实际出资100万元后收取乙公司转账款项100万元，股东陈某实际出资金额仅为100万元。故判决追加陈某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陈某为逃避履行出资义务，逃废债务，阻碍执行，在诉讼过程中伙同他人通过循环转账的方式虚构出资金额200万元，并以隐瞒真实交易流水、填报虚假公示信息、向法庭作虚假陈述等方式进行虚假诉讼，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情节恶劣，妨害了民事诉讼正常秩序。审理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对陈某处以罚款人民币5万元。由于陈某的上述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审理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将该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典型意义】有限责任制度对于降低投资风险、保护股东利益、促进社会投资具有重要意义。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制度，通过虚假出资逃避责任，破坏公司治理制度，扰乱市场秩序，应依法予以打击。股东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为逃避执行、逃废债务，提起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并在诉讼中通过编制虚假出资手续、制造虚假银行流水、循环转账虚增出资金额，制造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的假象，依据该虚构事实逃避执行的，构成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由其在虚假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虚假诉讼行为人处以罚款或者拘留，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股东通过虚假出资逃废债的行为。案例2捏造借贷关系提起虚假诉讼由被执行人实际领取执行款以逃避执行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曹某东诉尹某安民间借贷纠纷案【基本案情】曹某东持尹某安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诉至法院，请求尹某安偿还借款50万元，尹某安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曹某东的诉讼请求获得支持。判决生效后，曹某东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尹某安控制曹某东的银行卡，实际领取执行款15.91万元。朱某蓉对尹某安享有到期债权，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并强制执行，仅执行到部分财产。朱某蓉因债权未得到全部清偿，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上述民间借贷案件涉嫌虚假诉讼。公安机关通过讯问曹某东、尹某安，认为上述案件涉嫌虚假诉讼，并向审理法院移送虚假诉讼线索。审理法院依法对该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对曹某东、尹某安的讯问笔录等证据和尹某安与曹某东在再审中的陈述证实，尹某安为逃避承担保证责任、避免其财产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与曹某东恶意串通，向曹某东出具借条凭据，虚构50万元债权债务，并由曹某东作为债权人提起民事诉讼。该案民事判决生效后，曹某东申请执行尹某安的财产，相关款项实际由被执行人尹某安领取，制造尹某安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尹某安和曹某东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的方式侵害尹某安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审判秩序，损害司法公正，二人行为构成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发现后，应当对虚假诉讼所涉生效裁判依法改判。故判决撤销原判决，驳回曹某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决定对尹某安拘留十日、罚款5万元；对曹某东拘留七日、罚款3万元。【典型意义】虚假诉讼扰乱诉讼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本案中，尹某安、曹某东提起虚假诉讼，损害申请执行人权益。申请执行人报案后，公安机关经调查发现虚假诉讼线索。人民法院根据线索对虚假诉讼案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纠错。尹某安、曹某东的虚假诉讼行为严重扰乱诉讼秩序，极大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其他当事人诉累，应予严厉惩治。民间借贷是虚假诉讼的高发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等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对虚假诉讼的审查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相关规定，结合借贷金额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等因素综合判断，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进行查处，依法保护真实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案例3虚构借贷债务起诉意图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王某科诉冯某军民间借贷纠纷案【基本案情】冯某军因房屋装修等原因，欠多笔外债即将到期，除工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2022年7月，冯某军因欠他人的债务即将到期，担心债权人起诉后法院冻结、扣划其工资，便与亲戚王某科通谋，虚构冯某军向王某科借款30万元的事实。冯某军持王某科名下的银行卡，自行通过银行转账、取现、存款的方式，制造王某科向冯某军出借30万元的银行流水。同时，冯某军向王某科出具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虚假借条，由王某科持相关证据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冯某军偿还王某科借款本金30万元。诉前调解中，王某科、冯某军达成虚假的还款协议，致使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作出民事调解书。上述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将涉嫌虚假诉讼的线索移送审理法院。审理法院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本案进行再审。【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冯某军、王某科书写的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对冯某军、王某科的询问笔录、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能够证明该案属于虚假诉讼。冯某军、王某科提起本案诉讼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虚假诉讼帮助冯某军逃避债务。二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故判决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王某科的诉讼请求。审理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冯某军罚款5000元，对王某科罚款3000元。二人已主动交纳罚款。【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恶意串通型”虚假诉讼。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虚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手拉手”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以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这类虚假诉讼行为损害法律权威，降低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人民法院对原被告存在特殊关系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详细审查大额资金来源、债权债务形成经过等事实，对于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极力和解的案件，更应审慎处理，确保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人民法院还应当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部门建立线索移送、信息交换等工作机制，形成惩治虚假诉讼的合力，对“手拉手”虚假调解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确保司法公器不被恶意利用。案例4捏造房屋买卖合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属于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侯某某诉某发展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基本案情】2015年，侯某某（乙方）与曹某、曹某某（甲方）就某动迁房签订一份无落款日期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后曹某、曹某某向侯某某出具收到全款的收据。2015年4月25日，侯某某向曹某账户汇入两笔钱款，每笔70万元，随后该两笔钱款分又别汇回侯某某本人农业银行账户及其关联方账户。侯某某希望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转变为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真实”房屋买卖关系，故起诉请求曹某、曹某某办理诉争房屋的过户手续。曹某作出虚假陈述，认可自己已收到侯某某支付的购房款。审理法院以过户条件未成就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2018年，案涉房屋被预查封，侯某某以其系案涉房屋买受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为由，向审理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并判决确认房屋归侯某某所有。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承认侯某某与曹某、曹某某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实为他人债务作担保。【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侯某某与曹某、曹某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诸多疑点。首先，该房屋买卖合同形式过于简单，既没有约定付款方式，也没有签署日期。其次，房屋买卖合同明确约定诉争房屋属于动迁安置房，依政策3年内不得办理过户手续，侯某某却在限制过户期限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办理诉争房屋的过户手续，违背常理，存在企图通过诉讼形式确认该合同真实、有效，为后续诉讼提供依据的嫌疑。正是基于这些疑点，审理法院调取2015年4月25日侯某某向曹某银行账户汇款当日的银行转账明细。银行转账明细显示侯某某从未向曹某、曹某某支付过房款。经法官多次询问，侯某某和曹某、曹某某承认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虚假的。审理法院遂判决驳回侯某某的诉讼请求，并决定对侯某某处以2万元的罚款。【典型意义】执行异议之诉是虚假诉讼增长较快的领域。为保护购房消费者等购房人的权利，司法实践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购房人请求交付、占有房屋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部分不诚信当事人恶意利用这一制度，通过虚构房屋买卖合同等基本事实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逃避执行。本案中，侯某某虚构房屋买卖合同，捏造案件基本事实，滥用执行救济制度阻却执行，损害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通过严查虚假诉讼，惩治不诚信诉讼行为，为更好发挥执行异议之诉保护购房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创造了条件。案例5虚假诉讼行为人应当向虚假诉讼受害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张某某诉田某某、朱某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基本案情】张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田某某、仝某归还借款本息299621元并获支持。随后，朱某某也向该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田某某归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并申请查封了田某某的两套房产。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确认田某某自愿偿还朱某某借款20万元及利息。朱某某在执行过程中向法院表示，田某某有还款意向，暂不对其名下房产进行拍卖。债权人张某某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得知朱某某已先行申请查封了债务人田某某的房产，但在田某某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朱某某既不要求解除对房产的查封又不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此，张某某对朱某某和田某某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二人相互串通，虚构债权债务并通过虚假诉讼逃避执行。张某某遂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朱某某诉田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朱某某、田某某在原案中进行虚假陈述，存在串通行为，原案诉讼为虚假诉讼。故判决撤销朱某某诉田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民事调解书，驳回朱某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某以被告朱某某与田某某恶意串通、虚假诉讼致使其先后委托多名律师参与维权，产生误工费、交通食宿费、律师费等损失为由，起诉请求朱某某、田某某连带赔偿因虚假诉讼给张某某造成的误工费、交通食宿费、律师费等损失，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朱某某、田某某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给张某某造成诉累，并造成其财产权益受损，应当认定朱某某、田某某构成共同侵权。故判决朱某某、田某某向张某某连带赔偿误工费12060元、交通食宿费2000元、律师费17000元。【典型意义】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妨碍债权人申请执行被执行人财产，造成申请执行人诉累，妨碍申请执行人及时实现债权，损害申请执行人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对造成他人损失的虚假诉讼案件，受害人请求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虚假诉讼行为人赔偿责任大小可以根据其过错大小、情节轻重、受害人损失大小等因素作出认定。被执行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妨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失的，构成共同侵权，申请执行人有权请求虚假诉讼行为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虚假诉讼行为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既增加了虚假诉讼行为人的违法成本，有利于防范和遏制虚假诉讼，也弥补了受害人因虚假诉讼而受到的损失，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13 0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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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公布五起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11月6日，公安部公布5起金融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是：上海张某鹏等人涉嫌非法经营案，江苏曲某涉嫌保险诈骗案，安徽赵某等人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山东万某泉等人涉嫌贷款诈骗案，广东李某等人涉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案。上海公安机关今年7月依法立案侦办张某鹏等人涉嫌非法经营案。经查，2022年10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鹏组织招揽技术开发、App运营、黑灰产引流等数十人组成职业化非法放贷犯罪团伙，以“高利放贷”非法营利为目的，在境外开发运营26款网贷App，向境内非法提供贷款业务，收取借款金额30%至35%的高额周息，截至案发，累计向5万余人非法放贷5.6亿元。今年8月，办案单位开展收网打击，抓获以张某鹏为首的22名犯罪嫌疑人。随后，公安部经侦局在本案基础上部署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开展集群打击，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今年1月依法立案侦办曲某等人涉嫌保险诈骗案。经查，2019年以来，以犯罪嫌疑人曲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为部分高风险行业务工人员重复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团体意外险。被投保人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后，该犯罪团伙引导被投保人办理伤残鉴定，伪造赔付证明材料和垫付款资金流水，同时申报保险理赔。在理赔款到账后，通过各种理由诱骗、威胁被投保人，非法占有保险赔偿金。该案涉及全国多地，涉案金额达7600余万元。今年8月，办案单位将曲某等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今年3月依法立案侦办赵某等人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案。经查，以犯罪嫌疑人赵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利用社交软件招募卡商，并实时指使下线卡商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非法买卖、持有、使用他人银行卡3000余张，涉案金额达8000余万元。今年8月，公安部经侦局在本案基础上部署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开展集群打击，抓获赵某等犯罪嫌疑人38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今年3月依法立案侦办万某泉等人涉嫌贷款诈骗案。经查，自2023年以来，犯罪嫌疑人万某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侯某芳等既无真实购车购房需求、又无实际偿还能力的人员作为背债人，操纵背债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购买豪华车辆。购得车辆后，万某泉等人利用伪造的结清证明、委托书、银行或金融机构营业执照等材料，隐瞒相关贷款未结清的事实，将车辆非法变卖套现，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2024年6月，办案单位开展集中收网，抓获万某泉等16名犯罪嫌疑人，该案现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公安部经侦局在本案基础上部署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开展集群打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涉案金额达3600余万元，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今年6月依法立案侦办李某等人涉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案。经查，自2022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在互联网上销售信用卡信息，相关信息被购买者购得后无需信用卡密码便可直接用于网上消费、游戏平台充值、购物消费等变现。截至案发，该犯罪团伙共销售信用卡数万张，从中非法获利超400万元。公安部经侦局在本案基础上部署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开展集群打击，共抓获李某等犯罪嫌疑人54名，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打击查处各类金融犯罪活动，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有效防范化解处置经济金融风险，统筹做好刑事打击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全力护航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1-08 07: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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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 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5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制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推动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水平。陈文清指出，综治中心是立足政法职能，推动各部门依法履职、形成合力，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协助推动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的重要工作平台。要按照整合资源、方便群众、运用法治、注重实效的要求，全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统筹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中心等有关功能，全流程完善群众诉求的登记、受理、办理等工作，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陈文清强调，各级党委政法委和综治中心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平台搭建、数据贯通等工作，推动各种资源力量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入驻综治中心后，要协调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王小洪、张军、应勇出席会议。【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11-07 09: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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