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涉外法治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公民“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等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对如何适用外国法律的需求日益增长。基于长期合作关系、节省沟通成本等因素，中国企业、公民将寻求中国律师对相关外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然而实践中，部分律师出具的涉及外国法律适用意见书可能潜藏着违规执业、巨额赔偿及保险拒赔等风险。本文拟对中国律师针对外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的风险点和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一、中国律师原则上仅对中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

律师执业的地域性与法域性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根基。中国律师的竞争优势在于对中国法律体系的精准把握、理解和适用。笔者认为，中国律师原则上应仅对中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主要有以下三重逻辑支撑。

（一）执业法域限制是全球通行的职业准则

律师仅在自身执业法域发表意见是全球认可的通行原则，也是国家设置律师执业许可的前提。这既是执业保护，也是执业限制。例如，美国纽约州律师不得就加州法律出具正式意见，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律师无权就苏格兰土地法提供专业意见等。同样，中国律师的执业许可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颁发，其授权范围限定于中国法律事务。

（二）中国律师无法保证外国法意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这一条款对律师的法律意见附加了保证责任。然而，当中国律师试图对外国法进行解释和适用时，存在以下障碍。

1.语言与法系隔阂：普通法系的判例法逻辑、遵循先例原则与大陆法系成文法体系截然不同。中国律师接受的法学教育多为成文法思维，难以把握英美法系中通过无数个判例构建的法律规则。

2.时效性失效风险：外国法律（尤其是判例法）更新迅速。中国律师缺乏实时、系统、全面地追踪外国立法动态、法院最新判例的渠道，其在收集资料时准备的法律意见可能在出具时已因新的法律、判例而变动或失效。

3.司法裁量权差异：外国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证据规则及程序法细节往往不同于中国律师的知识框架。因此，中国律师在对外国法进行解释和适用时，无法保证该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这与《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相违背。

（三）对等原则：外国律师同样被禁止就中国法律发表意见

《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明确将“就适用中国法律的行为或事件提供意见和证明”认定为外国律所驻华代表机构不得从事的“中国法律事务”。基于对等原则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中国律师应当恪守边界，专注于提出高质量的中国法律意见。

二、中国律师对外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可能存在的风险

实务中，部分律师认为只要在意见书中标注“仅供参考”便能免责，有的律师则认为只要客户不追究就不违规。然而，这种行为可能面临三重风险。

（一）超范围执业的行政违纪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其中并未包含“对外国法律的适用出具意见”。因此，中国律师对外国法律的适用出具意见，缺乏法律授权依据。若当事人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投诉，或者该法律意见在后续诉讼中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律师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律师超范围执业属于客观违纪行为，不能以“客户要求”作为免责抗辩事由。

（二）民事赔偿责任风险

民事赔偿责任是律师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假设某中国律师就外国法律的适用出具意见，认定某合同的条款合法有效，客户据此签约后却因合同违反该国法律而被判巨额赔偿或罚款，客户将向中国律师追索全部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既然出具了意见，就应当对该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不能以“我是中国律师，不懂该国法”作为抗辩理由。律师一旦被认定存在重大过失，责任将不仅限于退还律师费，还需赔偿客户因信赖该错误意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三）执业保险的拒赔情况

律师每年缴纳的职业责任保险是风险兜底的“救命稻草”。然而，保险条款中的除外责任往往被律师忽视。

以某省律协的执业保险保单为例，其条款明确载明：保险公司对“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委托业务”造成的委托人经济损失不予赔偿。即，如果律师违规出具了外国法律适用的意见并导致客户索赔，保险公司将直接出具《拒赔通知书》，最终的法律赔偿责任将由律师个人或所在律所全额承担。

三、常见“风险缓释措施”的效力辨析

在实务中，部分律师尝试通过免责声明、客户弃权等方式规避上述风险。然而，从法律效力和司法实践来看，这些措施存在着局限性，不宜视为安全、合规的操作路径。

（一）免责声明的法律效力存疑

有观点认为，只要中国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嵌入免责声明，如“本意见不对外国法部分的准确性承担责任”即可规避责任。但该观点存在以下问题：

1.不能对抗行政监管。《律师法》关于执业范围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即使有客户书面同意，律师超范围执业的违纪性质不会改变，司法行政机关仍有权进行处罚。

2.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自己责任的，该条款无效。律师作为专业服务机构，利用优势地位单方免除自身执业责任，在造成客户重大损失时，法院有较大概率认定该免责条款无效。

3.重大过失无法免责。即使免责声明有效，若律师存在“误导”或“重大过失”（例如未充分检索外国法律和判例、错误理解外国法律某条文等），免责条款亦不能阻却赔偿责任。

（二）客户放弃追责的约定在实践中难以执行

另一种常见做法是要求客户签署书面的《权利放弃与风险承担确认函》，承诺放弃未来索赔的权利。但该路径也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1.格式条款无效的风险。如前所述，法院在审理专业服务责任纠纷时，会审查律师是否尽到了充分告知义务，客户签署确认函时是否知悉其条款的真实含义及可能导致的法律责任。客户在已经遭受损失并与律师发生纠纷的情况下，自认律师已充分告知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2.客户仍可能以律师存在重大过失为由追究律师责任。若律师出具的外国法意见存在重大错误，可能构成重大过失。即使客户已经签署过免责确认函，但在认定执业责任方面，律师仍无法对抗客户基于律师重大过失的追责。

四、合规路径：以当地律师意见为基础的“转引模式”

前述分析表明，试图通过免责声明或客户签署弃权确认函来出具独立的外国法意见，在法律上并不能避免潜在的重大风险。目前行业内的通行做法是，中国律师不就外国法本身发表独立意见，而是转引目标国执业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具体操作路径如下：

1.委托当地律师。中国律师代表客户委托目标国执业律师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应由当地律师以其自身名义出具，并对其准确性承担职业保证责任。

2.审查与整合。中国律师对当地律师的意见进行审阅评估其逻辑是否自洽、假设条件是否满足等，并将原文或经客户同意的准确翻译纳入最终的综合报告。

3.明确转引表述。中国律师的结论应表述为“根据[某外国律所]于X年X月X日出具的意见，该行为在当地法下[有效/无效/存在XX风险]”。

4.注明来源与资质。在报告中明确注明外国律师的姓名、所在律所、执业法域及执业资格信息，以便于客户核实。

通过这种“转引”，中国律师的角色从“外国法的分析者”转变为“外国法律意见的传递者与整合者”，将外国法律查明的责任交给外国律师。同时中国律师仍可就中国法部分独立发表意见，并就跨境交易中的冲突法问题（如中国法院将如何认定该外国法的效力等）提供专业分析，该部分仍属于中国法律的适用范畴。外国律师的法律意见属于当地律师执业保险的承保范围，更有利于保护客户合法利益。

笔者认为，在海外投资项目中，中国律师的价值在于筛选与监督：帮助客户甄别目标国优质、适合的律所与律师，把握外国律师的工作范围与收费标准；本土化整合：将外国律师出具的晦涩外文法律意见转化为符合中国企业决策习惯、准确的中文摘要与综合报告；冲突法把关：对于“在中国法与外国法发生冲突时，中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将如何适用法律”等问题发表意见，协助客户作出风险预判。

综上所述，中国律师应当严守“仅对中国法律适用发表独立意见”的执业底线，对于客户提出的外国法分析需求，中国律师需请目标国当地执业律师出具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转引、整合与冲突法分析。律师在服务企业、公民“走出去”的同时避免自身执业风险，实现涉外法律服务行稳致远。

（作者：张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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