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工智能（AI）已从技术辅助工具跃升为深刻影响产业结构乃至社会运行方式的重要力量。2025年初，DeepSeek推出推理模型DeepSeek-R1，以显著低于国际同业的成本实现了较强的推理能力，引发世界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阿里通义千问、月之暗面Kimi等国产大模型也持续迭代，在长文本问答、代码生成、智能体应用等不同方向上逐渐形成各具优势的发展格局。AI技术竞争的深层影响，也正在从科技领域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多原本由人力完成的工作开始被AI承担。

Anthropic公司基于对约一百万次Claude真实对话的分析发现，AI对人类工作的影响并非以“职业”为单位发生，而是在“任务”层面展开：容易被AI替代或显著提升效率的，是那些以文字处理、信息整理与检索为主，流程相对标准化的任务。

法律服务行业本身存在大量文字处理与信息检索工作，这些工作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重复性，因此可能是较早处在AI浪潮前沿的行业。对律师行业而言，这既为服务效能提升带来机遇，也使传统工作方式面临挑战。笔者以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境遇为鉴，结合北京、上海、深圳与香港等地法律界应对AI的探索与实践，讨论在AI时代律师职业价值的定位。

印度：软件外包业受到冲击

过去四十年，印度凭借人力成本低与英语优势，长期为全球企业所青睐。其软件外包业大量承接来自欧美的合同审查、文档合规、数据处理、常规编码与测试等工作，该行业约占印度GDP的10%，直接雇佣约500万人。得益于软件外包业的发达，印度资本市场亦长期表现强劲，其基准股指连续多年上涨并屡创新高。

然而到2025年，该行业开始出现明显波动。有分析显示，受自动化影响，印度初级IT岗位已减少约20%至25%。2026年初，Anthropic公司为其Claude Cowork智能体推出一组AI插件，可将法律、销售、数据分析等任务自动化，市场随即担忧客户将转向以AI完成原本外包给印度企业的标准化工作。消息公布后，印度IT出口商股票也出现下跌，使得这一长期以来的支柱性产业在AI时代受到冲击。

印度软件外包业的震荡，值得引起律师行业关注和重视。随着AI能力不断提升，过去大量依赖人力完成的基础性工作正在变得更容易被自动化工具替代。若仍然过度依靠人力投入与规模扩张等手段来构建竞争优势，或许会更早感受到来自AI的竞争压力。

中国：AI工具的实践与推广

上海市律师协会于2024年举办“最受上海律师欢迎的法律科技产品大赛”，吸引了全国近百家法律科技企业参赛。2025年8月，上海市律师协会通过《律师提供居（村）法律顾问服务AI工具使用指引（2025）（试行）》，对律师在居（村）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场景中使用AI工具予以规范。

2025年10月，北京市律师协会主办第二届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法律服务研讨会，围绕“数智赋能、法治引领”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从专业研究、业务拓展等多角度回应AI变革。

2025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律师协会面向全市律所与律师公开征集“深圳律师AI工具使用指引”，旨在汇集律师及律所运用AI工具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厘清行业应用场景与风险边界。

深圳司法领域的探索也十分值得关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自主研发并于2024年上线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将立案、阅卷、庭审、文书制作等审判业务拆解为85个流程节点，实现全链条辅助，并强调由法官自主决策。系统上线后，深圳法院民商事案件平均结案时间缩短38天，上诉率下降24%，提质增效成效显著。这意味着，律师未来要面对的不只是AI工具本身，还可能包括AI介入司法流程后，对审理方式、诉讼流程所带来的影响。

香港律师会于2024年1月发布《人工智能对法律专业的影响》。该文件指出，人工智能的影响正迅速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法律行业亦不能置身事外；面对这场无可回避且来势迅猛的变革，法律界不应被动观望，而应及时行动、协调应对，引导AI服务于法律专业的发展。

香港律师会2024年发布的《2024年法律实践中的人工智能转型调查》显示，57.19%的受访者对AI给法律行业带来的潜在影响表示“不太熟悉”或“完全不熟悉”，仅有8.4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熟悉”。但与此同时，AI在香港法律行业中的实际使用率正快速上升。据有关平台的调查，香港律师的AI使用率已由2024年的53%升至2025年的69%。

在鼓励行业适应AI的同时，香港律师会亦强调AI使用中的风险边界。由于法律服务本身涉及大量客户资料，其中不少内容具有高度敏感性，甚至涉及商业秘密保护，律师若通过云端工具处理相关信息，就必须严格恪守客户信息的保密义务。

香港有关司法机构于2024年7月发布《法官及司法人员和支援人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指引》，旨在为法官、司法人员及司法机构支援人员在履行司法及行政职务时使用生成式AI提供一般规则与指导原则。该指引提出，生成式AI只能支援与便利司法职能的履行，不得代替法官作出决定；使用者还须了解AI工具的能力与局限，对输出结果加以核查，并注意信息安全、保密、隐私与知识产权等问题。

由此可见，香港法律界认同AI的普及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更强调以规则意识与职业责任对其加以约束。对律师行业而言，迫切需要建立的并非单纯的工具熟练度，而是在运用AI过程中识别风险、审慎决策的专业能力。

变化之外：律师的职业价值

相对于AI对律师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更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律师职业价值在AI时代该如何定位。

香港有关司法机构发布的指引与深圳法院的辅助审判系统都显示，生成式AI只能辅助、不得替代法官作出决定。严格划定AI的使用界限并非是因为技术上无法实现，而在于司法裁判的目的是定分止争，需要审判人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作出裁决，这种取舍需要的是衡量而非单纯计算，因而最终要由人来作出选择和判断。

对律师而言，在具体案件中识别问题、判断风险、提出意见并推动其落地是其重要能力；而更深层次的价值是律师要为客户负责。律师出现错误，后果是当事人的损失、自己执业声誉的影响。AI可以生成严密详实的文字，却不承担其中任何责任：它不会因一个错误的判断而被追究，也无须为结果负责。

AI浪潮已然到来，与其被动观望、忧虑被取代，不如尽早将AI融入律师的日常执业，并在运用中守住专业判断与职业道德。在“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成为AI治理基本理念的当下，善用AI、提升律师的职业价值，既是专业能力的要求，也是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所系。

（作者：蒋敏、章祎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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