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纠纷谈判中合理维权与敲诈勒索区分限度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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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议背景与问题提出

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对他人实施威胁或恐吓,迫使被害人交付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工资、奖金、股权等权益产生的争议,本应在法治框架内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然而,实践中存在劳动者为快速实现诉求,或与用人单位对补偿款、赔偿款无法协商一致时,采取偏离合法维权轨道的过激手段,如以曝光企业商业秘密、持续闹访施压等方式相要挟,以此索要劳动报酬或赔偿金。

这一行为的法律定性,触及民事权利处分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边界:用人单位在此情形下给付财产,究竟是双方平等协商下的权利自由处分,还是因遭受敲诈勒索所致的财产损失?这不仅是刑法适用的问题,更涉及劳资关系平衡、法治秩序维护以及社会风险防范等深层命题。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梳理劳动者因过度维权而转化为敲诈勒索罪的常见类型与裁判逻辑,旨在厘清合理维权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边界,为司法实践、劳资关系治理及律师服务提供借鉴。这一问题的澄清,对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防范社会矛盾激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看劳资纠纷谈判中劳动者构成敲诈勒索的情形

(一)以曝光商业秘密等用人单位内部信息相威胁,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刑终178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上诉人(劳动者)从某公司离职并私自拷贝了用人单位的部分商业信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泄漏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手段威胁被害人(用人单位),索取人民币3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依法惩处。

实践中,部分劳动者误认为仅以曝光客户信息、商业秘密相威胁而未实施曝光行为,也并未对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害属于合理的谈判策略。然而,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并不以威胁内容的实现为要件,亦不以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害为前提,而在于行为人是否以恶害相通告,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此交付财物。

法院在认定此类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通常从以下方面展开评价:一是考察劳动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谈判时未申请劳动仲裁,亦不持有双方关于赔偿金等未结算款项的确认协议,或双方已签署解除协议后劳动者又反悔,或劳动者索取的财物远高于一般劳动报酬、赔偿款范围的,则因无法证明劳动者享有合法利益,法院一般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考察劳动者是否实施了足以压制对方意志自由的“威胁、胁迫”行为。当劳动者利用在工作中获取的客户信息、商业秘密等用人单位内部资讯作为谈判筹码时,用人单位的经营安全或商业声誉将面临现实风险,从而在谈判中被迫让步。此时,法院一般认定劳动者系以胁迫手段使用人单位基于威胁交付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这一裁判逻辑揭示了权利行使的边界:即便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存在一定的劳动债权,但若以非法方式、超出合法范围索财,则可能从权利行使滑向刑事犯罪。

(二)以举报用人单位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相威胁,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人(劳动者)在和用人单位通过协议解决了双方劳资纠纷的情况下,不应再行索要协议之外的经济赔偿。但被告人多次以举报某用人单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偷税漏税、用人单位和相关人员将面临行政、刑事处罚为由,意图迫使用人单位限期支付200万元的业务提成款,其行为已经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无论用人单位是否真正存在环保违法问题和偷税漏税问题,都不影响被告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犯罪目的,其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实践中,虽然威胁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举报用人单位偷税、举报企业主商业贿赂,但只要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即使以举报用人单位的违法事实为手段威胁同样会构成敲诈勒索罪。相较于曝光用人单位的客户信息等内部资讯,举报用人单位违法犯罪事实,用人单位可能因涉嫌刑事犯罪等法律风险产生恐惧心理,进而给付劳动者索要的财物。但法律不支持行为人以不当手段从他人的违法行为中获得利益,劳动者以举报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事实相威胁的,依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三)以举报用人单位违建等违法行为相威胁,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

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岳某敲诈勒索案(入库编号2023-03-1-229-001),法院认为,双方存在的劳动争议问题已通过协商解决。即便某餐饮店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岳某也应当依法依规行使投诉、举报权利,而不应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依法投诉、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是公民的权利,但不得以投诉、举报相要挟,借行使权利之名向他人勒索钱财,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

如前所述,劳动者享有投诉、举报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具有规范的边界,不得将举报作为获取私人财物的谈判筹码。在司法实践中,劳资谈判中劳动者的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劳动者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足以令用人单位产生恐惧的理由向其索要财物,且用人单位因为恐惧而向劳动者交付数额较大的财物。即使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真实存在,都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

(四)向有关部门举报用人单位未购买社保相威胁,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刑终1294号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为,上诉人(劳动者)因被害人(用人单位)未给员工购买全部社保等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举报。上诉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经济纠纷数额为1万元左右,但其却以不再举报投诉用人单位为由提出过高要求,向用人单位索要10万元的赔偿金,被告人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对其定罪量刑。

在劳资纠纷谈判中,劳动者以向社保局举报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保作为手段,胁迫用人单位向其给付存在争议的财物。此种看似程度轻微且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手段,一旦被作为谈判的筹码,就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只要行为人利用足以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的手段从而给付财物的,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法治社会中,权利的行使必须遵循比例原则,手段与目的之间应当具有合理的关联性,不得以“小手段”牟取“大利益”。

(五)以向相关部门多次缠访、闹访相威胁,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9刑终133号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以缠访、闹访等为手段,给用人单位造成接访维稳工作压力,迫使其接受勒索财物的要求,敲诈勒索用人单位财物数额巨大,侵犯企业的财产权,该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缠访、闹访是较为突出的过激维权方式,部分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多次谈判无果后,转而通过反复信访、滞留机关等方式向用人单位施压。与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等法定救济途径相比,信访手段更容易使用人单位因维稳压力而选择直接给予劳动者其索要的赔偿款。从刑法评价角度看,缠访、闹访行为与曝光商业秘密、举报违法事实等不正当维权行为其本质上是一样的,均是以非法手段制造对方恐惧,进而索取财物。若劳动者并不享有合法权益,或索要财物明显超出合法范围,其多次实行缠访、闹访行为即构成敲诈勒索罪。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救济渠道,但并非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捷径,将信访异化为要挟手段,不仅破坏了正常的信访秩序,更侵犯了用人单位的合法财产权。任何以缠访、闹访为手段的维权,实质上是对法治秩序的背离,应当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

三、索要的财物中属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部分,一般不认定为犯罪金额

劳资谈判中,双方大多是基于劳动者是否享有或享有多少合法权益存在分歧时才进行谈判,若劳动者采取过激维权行为,被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后,犯罪金额的认定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存在解除协议等任何能够证明劳动者享有部分合法权益,且对该部分财物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时,法院一般会将劳动者享有合法权益的部分在犯罪金额中进行相应的扣减,该部分不认定为犯罪金额。

例如,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5刑终607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黄某和丁某因生意亏损散伙产生经济纠纷,被告人黄某写了一封举报被告人丁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材料并用手机拍照发给被告人丁某,丁某因害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被举报,于是同意退给黄某55万元。经盘存店内总价值合计为672831.37元,黄某对其中的336415.68元享有合法权益。法院认定,对55万元中超过336415.68元之外的213584.32元,黄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劳动者举报后未索要财物,用人单位主动提出支付争议款项,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刑终1287号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为,劳动者沈某讨要钱款不具有胁迫性,从商谈金额出具承诺书到支付3万元,每次均系上海某某公司采取主动,尤其是上海某某公司已报案并由公安机关立案后仍主动要求先向沈某支付3万元,不符合敲诈勒索案中被害人受胁迫、不得不为之的情形。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在劳动争议中故意引诱劳动者提出高额索赔或以举报相威胁,待劳动者接受款项后立即报案,试图将正常的劳资争议转化为刑事追诉。但从上述案例中可见,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劳资纠纷产生的敲诈勒索罪案件时会严格审查以下要件:其一,劳动者是否主动以举报、投诉为由索要财物,还是用人单位主动提出以付款换取撤回举报;其二,劳动者主张的补偿数额是否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偏离合理范围;其三,用人单位交付财物是否系基于恐惧心理,而非出于商业和解的自主意愿。只有在劳动者主动实施胁迫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用人单位确因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三项条件同时具备时,方能认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这一裁判立场既防止了刑事手段的滥用,也维护了劳动争议法治化解决的基本秩序,体现了刑法在劳资关系治理中的审慎介入立场。

五、实践启示:劳资纠纷中合理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规范边界与司法应对

通过梳理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揭示了劳资谈判中劳动者过度维权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裁判逻辑,即劳动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实施了足以使用人单位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该恐惧交付财物的威胁、要挟行为。

司法实践表明,劳动者即使对用人单位享有真实的劳动报酬请求权,若采取的手段具有胁迫性且索要财物明显超出合法权益范围,仍可能被认定为犯罪。因此笔者对劳动者提出如下规范性建议:

第一,维权手段应当与法定途径相匹配。劳动者应当优先选择劳动仲裁、劳动监察、民事诉讼等法定的争议解决机制,以“举报违法行为”“曝光商业秘密”“缠访、闹访”等非法定途径作为施压手段,无论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均可能因其胁迫性而被评价为敲诈勒索的实行行为。

第二,权利主张的范围应当具有客观依据。劳动者在谈判中提出的赔偿或补偿数额,应当有欠条、工资单、解除协议、赔偿协议等书面证据支持。若劳动者提出的数额明显高于依法可得的款项,且以威胁手段迫使用人单位接受,超出合法利益部分将被认定为敲诈勒索金额。

第三,举报违法行为不能作为谈判筹码。劳动者举报违法行为虽然是基本权利,但其行使不得与违法私人利益交换挂钩。劳动者一旦将撤回举报作为获取财物的对价,即便举报内容真实,也因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当关联而丧失合法性。

劳资纠纷中劳动者一旦脱离法定途径、以胁迫手段索财,维权可能演化为犯罪;用人单位因恐惧妥协,只会助长过度维权、激化矛盾。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与律师服务的提前介入,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企业秩序间实现平衡,切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基石。

【作者:穆清、李晓晴 ,北京瀛和(深圳)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宋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