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同心 法援同行——“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中的浙江律师群像
近日，嘉兴市律师协会收到一封来自陕西省永寿县司法局的感谢信——感谢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曹颖岳律师两年来扎根渭北高原、深耕基层法援的赤诚坚守。一封书信的光与热，映照着十七载薪火赓续的山海驰援之路。“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自2009年实施以来，浙江律师始终踊跃参与、冲锋在前，至今已有50余位志愿律师跨越山海、向需而往，足迹遍覆黄土高原、雪域戈壁、西南边陲、东北寒地的10多个省（区），织就了一张纵横山海、普惠四方的公益法律服务网络，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律师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书写了山海同心惠民、共建法治中国的浙律答卷。跨越山海的奔赴雪域高原的牧区村落、西部边陲的县城街巷、北疆岸畔的草原小镇、南海之滨的黎乡海岛……当一批批浙江律师走向这里，“广袤”二字便有了最真切的注脚。那曲，这座被誉为“屋脊上的屋脊”的城市，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平均海拔超45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一半，被当地人称为“高高原”。来自浙江杭州的葛利强律师自2024年起已连续两年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对他而言，成为援藏律师如同踏入军营，肩负着守护边疆正义的使命。在两年时间里，葛利强以专业与耐心在具体案件中传递着法治的温度。在一起危险驾驶案中，他通宵查阅10个类似案例，结合法律条款反复推敲，最终提出缓刑适用意见被司法机关采纳，案件得以圆满解决。在另一起亲戚间故意伤害案中，他先后组织10余次调解，在法律框架内促成双方刑事和解，让反目成仇的亲人冰释前嫌。这两起案件的办理让他深刻体会到，法律援助不仅是维护合法权益，更是在传递温暖——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化解矛盾、连接人心的桥梁。除日常法援工作外，葛利强也用点滴行动践行援藏律师的责任与担当。2025年，他两次前往那曲市中心血站献血，用热血为当地群众送去温暖。在他看来，援藏不仅要完成工作，更要把自己真正融入这片土地。“徐律师，你看这合同写得对不对？”“徐律师，老板欠的工钱能不能要回来？”还未到8点，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咨询台前便排起了长队，来自浙江宁波的徐玉红律师正一边翻看着资料，一边用刚学的方言向乡亲们比划讲解。2024年，徐玉红律师跨越2000余公里，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法律援助中心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法治摆渡人”生涯。在托克托，她日常接待咨询、外出普法、承办法援案件。10月的一天，燕某拿着传票和协议前来求助：她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纠纷已持续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经信访调解达成协议后，对方却以种种借口推诿拒付。徐玉红了解案情后，依据证据和法条为其厘清了诉讼方案和相应风险，经法院审理后，最终为燕某追回6万元劳动报酬，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呼伦莽原到黔山之巅，来自浙江湖州的许相如用两年坚守诠释了律师的责任担当。2023年，他奔赴贵州省赫章县，驻守少数民族地区基层一线。初到赫章时，由于语言不通，面对当地一名学生使用方言求助，他一时犯了难，只好请身旁的同事帮忙翻译。原来，这名学生的父亲在外省务工时不慎从屋顶坠落，花费医疗费10万余元，但雇主垫付了5万余元后便不肯再付。许相如接手后，多次对接各方，最终促成当事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许相如回忆道，“在这个案子里，我听懂的第一句方言，是‘钱开过了’，意思是钱付了。”此后他积极和老乡打交道，多听多问，很快就能把当地方言听懂个大概。为期一年的派驻结束后，思考再三，许相如又续了一年，他说：“这里需要我。”如葛利强、徐玉红、许相如这般跨越山海的，还有许许多多浙江律师：楼燕燕律师远赴新疆铁门关，以专业守护百姓权益；卢秀莉律师扎根四川甘孜，在雪域藏乡守望公平；曾正荣律师奔赴四川青山，在秦巴山乡传递法治温情……正是这样一批批志愿律师，自东海之滨接力出发，把法治的暖意送达西部，广袤的援助版图正由他们一步步丈量。扎根基层的担当多年来，浙江省深耕基层社会治理，淬炼出精细化服务、源头化调处、温情化赋能的法治体系。奔赴西部的浙江律师扎根西部基层，聚焦治理痛点和民生维权难点，以专业赋能治理、以温情化解矛盾、以实干回应期盼，推动法律援助从单一权益保障向全方位、深层次基层法治赋能升级，让每一次法律服务都兼具法治力度和人文温度。深耕民生维权最前沿，以柔性司法守护困难群体微光。法律援助的初心，在于守护平凡、托举弱势、慰藉人心。在云南绿春村寨，来自浙江金华的余青律师不久前接手了一起特殊的辩护案。未成年人李某因法律意识淡薄，一时糊涂偷了别人的摩托车，案涉金额已达刑事立案标准。了解案情后，余青律师秉持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结合李某的年纪、成长环境和悔过态度，认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更利于他回归正常生活，便依法向侦查机关提交了辩护意见，建议给这名迷途少年一次机会。最终，侦查机关没有追究李某刑事责任，改为行政处罚。余青律师及时、专业的介入不仅守住了法律底线，也让迷途的少年看到了回归社会的希望。坚守危难一线，以硬核担当彰显浙律本色。今年6月，青海海西州大柴旦遭遇6.3级强震。危急关头，来自浙江温州的高进律师选择坚守岗位，“人可以撤，法律服务绝不撤”——这句誓言，成为震区群众心中最坚实的法治依靠。高进暂赴敦煌线上待命，连续多日以车为家导致腰椎旧疾复发。住院治疗期间，他仍通过线上渠道跟进仲裁案件。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他便提前返程，刚抵达大柴旦又遭遇3.1级余震，此后，一顶临时安置帐篷就成为了他的办公点。他说：“地震能震塌房屋，但震不断群众的法律诉求。帐篷简陋一点没关系，只要能开门接待、线上答疑，法律服务就不会断档。”在救灾帐篷里，高进成功办结务工人员陈某的工伤纠纷。面对企业拒不支付伤残补助的僵局，他反复向企业释明法律规定，多次组织双方沟通协商，最终促成企业一次性赔付相关款项。赋能基层治理，以先进经验激活法治动能。来自浙江嘉兴的曹颖岳律师驻守陕西永寿两载，不仅妥善办结百余起民生案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4.8万余元，还为20余家企业开展劳动争议法律风险培训，对全县行政执法单位进行专题培训，汇编整理《咸阳市行政典型案件汇编》，发送至全县500余名行政执法人员，为当地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培育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从源头上夯实县域法治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贡献了微薄之力。促进民族共融最深层，以法治交融绘就团结画卷。在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内蒙古根河，零下58℃的极寒从未影响法治的温度。来自浙江台州的程梧展律师在案件办理、普法宣传、民族法治融合等方面以专业和坚守践行律师使命。2025年10月，在代理施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程梧展面对证据单薄、司法鉴定周期长的困境，严谨梳理案情、完善证据链，借鉴浙江“枫桥经验”推动多元解纷，最终为家属争取到45万元赔偿。与此同时，程梧展立足根河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主动将法律服务嵌入民族文化传承脉络：从内蒙古自治区旅游法律服务产品展示会到“歌游内蒙古欢乐冰雪季”文化活动，从敖鲁古雅驯鹿文化及非遗传承国际青年论坛到“党建引领聚人才”地企青年人才交流，他在与各族群众的交往中深入体察民族风情，探索法治保障与非遗保护、文旅发展的融合路径。从东海之滨到大兴安岭，程梧展成为浙蒙法治交流的纽带，更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祖国北疆的法治沃土上根深叶茂。薪火相传的力量十七载法援征程，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个体公益，而是一场跨越岁月、代代接续、生生不息的行业坚守。这份传承，是以身许法、矢志不渝的赤诚大爱。公益之路漫漫，总有先行者秉烛前行。来自浙江丽水的律师毛维林，深耕基层法律援助十余载，两度主动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奔赴广西基层填补当地法律服务空白，年均办结近百起法援案件，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最终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法律援助的履职岗位上。他以毕生坚守践行了“人民律师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成为浙江律师行业永续传承的精神丰碑。这份坚守，是老兵深耕一线、水滴石穿的执着初心。作为全国首批“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志愿律师，祝云昌律师深耕西部法援事业十余载，七次远赴甘肃偏远县域，亲身参与当地法律援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发展，以十数年默默坚守，诠释一名律师淡泊名利、济世为民的公益初心。这份守望，是初心不改、十载深耕的为民情怀。自2011年到2023年间，浙江杭州律师张建先后11次投身“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始终秉持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用心用情融入服务地区，接待好每一位来访对象，办理好每一起案件，做好每一次法治宣传，在每一个默默坚守中彰显着一名志愿律师的为民担当。这份担当，是生生不息的时代接力。十七年来，浙江“1+1”志愿律师队伍完成代际传承、梯队成长，公益奉献已然成为浙江律师行业的鲜明底色。山海同心，法援同行。十七载风雨兼程，浙江律师以脚步丈量山河，以专业守护公平，以初心传递温情。未来，这份跨越山海的法治坚守将持续接力，一代代浙江律师会继续奔赴所需之处、深耕基层，用责任与担当续写新时代法律援助的温暖篇章。【责任编辑：刘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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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7
2026-07-16
2026-05-20
2026-04-20
商事调解制度发展与律师行业机遇挑战——《商事调解条例》解读与前瞻
随着国际商事争议日趋复杂，市场主体对多元解纷的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25年底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简称《商事调解条例》），这是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具体实践，标志着商事调解步入法治化轨道。一、《商事调解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一）调整范围的明确《商事调解条例》第二条以“正面列举+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了商事调解的适用范围。此前司法确认主要是人民调解，其他民间调解缺乏规制，导致商事调解的独立属性被忽视，《商事调解条例》明确边界可避免类型混淆，让商事调解聚焦专业商事争议。相较于2025年5月的《商事调解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条文将“生活消费争议”调整为“消费者权益争议”，新增“劳动人事”争议排除项，进一步厘清了边界，使商事调解聚焦贸易、投资等商事专业领域。（二）商事调解主体的规范1.商事调解组织的性质。关于商事调解组织的性质，学界有“非营利法人”的主张，但结合《商事调解条例》的立法变迁与条文细节，笔者认为其应界定为非法人专业服务机构。从立法沿革看，《商事调解条例》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非营利法人”的定性，仅规定发起人为非营利法人，为组织形式预留空间；从准入逻辑看，《商事调解条例》将准入凭证由“登记证”改为“执业证书”，监管重心转向资质审核，与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审核准入要求一致，区别于政府组建、侧重公益的仲裁机构，凸显市场化的专业服务属性。综上，该定性既理顺了与发起人的法律关系，也精准契合其通过资质审核获取执业资格的市场主体本质。2.商事调解员的资质与聘任。《商事调解条例》第十二条对调解员资质作出重要调整：一是将商事调解年限要求放宽为参与“调解工作满3年”，吸纳了更多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员；二是新增境外人士聘任规定，彰显国际化导向。笔者认为，商事调解组织聘任律师担任调解员与仲裁机构聘任仲裁员存在显著区别。仲裁机构目前仍然为参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法人，因此能直接与律师个人建立聘任关系。商事调解组织与律师事务所属于专业服务机构，在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路径上，应当遵循律师执业管理规范。这意味着商事调解组织不能直接委托律师个人进行商事调解工作，而是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再由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该组织的商事调解员。这一“律所委派”机制既符合律师法定执业要求，也厘清了商事调解组织作为专业服务主体的边界，确保了服务的规范性。（三）商事调解活动的规制1.禁止虚假调解。《商事调解条例》第十七条新增“不得与当事人串通进行虚假调解活动”的禁止性规定，这一规定精准直击实践中存在的虚假调解乱象，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中，债务人往往不愿意申请司法确认，但如果是虚假争议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双方更有意愿申请司法确认，以此借助强制执行力实现其不正当目的。《商事调解条例》将串通虚假调解明确列为禁止性情形，能够有效防范利用调解这一方式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从制度层面筑牢防线，维护调解制度的严肃性与公信力，确保商事调解在法治轨道上良性运行。2.调解协议的效力。《商事调解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商事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这一规定弥补了以往调解协议缺乏明确法律效力的不足，为当事人履行协议提供了法律保障。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是提升商事调解公信力的关键，能够让当事人更愿意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同时也为后续的司法确认和执行奠定了基础。（四）涉外商事调解与区域协同机制1.涉外商事调解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健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商事调解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允许境外调解组织在特定区域设立机构，并试点调解员独立开展涉外商事调解。前者可引入国际先进经验与技术，助推行业国际化发展；后者能充分发挥调解员的专业优势，提升涉外商事调解效率与专业性。2.粤港澳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商事调解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协同发展”。这一规定更注重规则的衔接，而非具体执行机制的建立，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区域协同机制的建立，是商事调解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能够推动形成统一、高效的区域商事争议解决体系。综上，《商事调解条例》已构建起涵盖适用范围、主体资质、程序规则与协同机制的制度框架。制度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以律师为主体的专业调解员深度参与及服务质量的提升。二、商事调解背景下律师行业的机遇与挑战《商事调解条例》的施行，标志着商事调解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职业化、市场化与国际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这为律师行业开辟了新的业务“蓝海”，也带来了应对新规则、提升新能力的现实挑战。（一）历史性机遇：“五化”导向下的业务新空间《商事调解条例》的落地为律师行业参与商事调解带来了新机遇，且深度契合多重发展导向。在制度化层面，商事调解的法治框架确立，让律师参与调解有了明确的规则依据，催生标准化调解法律服务需求。在规范化层面，“律所委派”“禁止虚假调解”等规则的明确，倒逼行业规范服务流程，而律师凭借专业法律素养，在合规调解、协议效力认定等领域具备明显优势。在职业化层面，调解员资质条件的放宽与专业要求的提升，为律师转型复合型调解人才提供了通道，助力律师拓展执业边界。在市场化层面，商事调解需求的升温，推动纠纷解决服务市场化，律师可依托专业能力打造特色调解服务品牌，挖掘中小微企业等细分市场潜力。在国际化层面，涉外商事调解机制的完善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为精通国际规则的律师开辟了跨境调解业务新“赛道”。（二）现实性挑战：“五化”导向下的行业短板在“五化”协同推进的背景下，律师行业参与商事调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一是制度化适配不足，部分律所尚未建立与商事调解配套的业务流程、风险防控机制，难以快速对接开展制度化调解的要求。二是规范化执行标准不统一，部分律师存在职业伦理意识薄弱、调解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且行业缺乏统一的调解业务规范指引，影响服务公信力。三是业务能力欠缺，多数律师擅长诉讼业务，在调解谈判技巧、商业逻辑把控、跨文化沟通等执业能力上存在短板，难以满足多元调解需求。四是服务适配滞后，部分律所在调解业务的收费机制、激励模式方面存在不足，服务与市场需求脱节，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服务运营模式。五是国际化水平不足，缺少具备国际商事规则储备、外语能力过硬的涉外调解律师，且与境外调解机构的合作联动机制尚未成熟，难以适配国际化争议解决需求。三、以“五化”为核心的商事调解发展路径通过《商事调解条例》的制度化奠定基础，再配以规范化保障程序、职业化提升能力、市场化激发活力、国际化拓宽视野，将系统性地构建起商事调解的发展框架，不仅推动调解行业走向成熟，更为律师业务开辟了新“赛道”。（一）强化制度化回馈，主动参与制度建设律师行业作为商事调解制度的重要参与者与实践者，应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为制度化建设提供精准回馈，推动制度体系迭代完善。一方面，律师可依托执业经验，主动参与《商事调解条例》配套细则的制定与修订工作，针对调解员资质认定、角色切换边界、调解协议执行衔接等实操“痛点”提出细化建议，将实践中形成的成熟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律协与律所可牵头梳理商事调解典型案例，提炼可复制的流程范式，推动建立分领域、分场景的专项调解制度，细化不同商事纠纷的调解规则，让制度化框架更具实操性。（二）开辟规范化新“赛道”，拥抱数字调解变革律师行业应当首先夯实“链接”基础，通过建设合规便捷的在线调解平台，推广异地调解模式，让跨区域商事纠纷解决切实可行。在此基础上，实现从“链接”向“智慧”的跨越，积极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发争议预测及方案辅助生成等智能工具。当然，技术的深入应用离不开制度与安全的护航，需同步加快制定在线调解规则与数据安全标准，确保每一项程序都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提升其驾驭数字工具的能力，不断增强商事调解在数字时代的竞争优势。（三）破解职业化瓶颈，加强宣导与能力建设强化宣传引导，深化行业认知。律协与律所联动，通过行业论坛、新媒体推广等形式，向商事主体宣讲《商事调解条例》与商事调解优势，引导其主动选择律师调解服务；同步开展律师专项培训，提升其业务认知和参与积极性，筑牢社会各界对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信任基础。筑牢专业根基，精准适配需求。律协牵头搭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联合多方针对特色领域开展定制化培训，聚焦行业知识、调解技巧与利益平衡能力提升；建立律师调解员资质认证与分级机制，培育“通用型+专业型”队伍。律所需将商事调解纳入发展规划，组建专业团队，鼓励律师参与实践、积累经验。（四）完善市场化竞争机制，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针对品牌建设与市场培育，核心是增强商事调解公信力，打造与诉讼、仲裁对等的争议解决品牌，同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由律协联动多部门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体系，发布成功案例推广调解优势。另一方面，律协推动建立商事调解费用的合理定价，探索多元化经费保障模式，减轻商事主体与调解组织的成本压力。律所配套稳定薪酬与晋升通道，辅以荣誉激励，并通过宣讲进一步激活市场。（五）应对区域竞争差距，深化国际化布局针对区域竞争与资源差距，以特色化、规范化构建差异化优势。对内，各省（区、市）依托本地特色产业，鼓励综合型律所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专业化调解服务产品；支持中小律所深耕本地商事争议解决，提供本土化的便捷服务。同时，各省（区、市）积极开展跨区域调解协作，实现规则互认、资质互认与资源共享，依托在线调解平台打破地域限制，优化解纷效率。对外，支持国内优质商事调解组织“走出去”设立海外机构，培养一批精通国际规则的涉外调解人才，提升我国在全球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规则话语权与服务竞争力。【作者：戴勇坚、陈思雨，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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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3
2026-04-02
2026-04-02
2026-03-27
202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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