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原则还包含了规则所没有的一个维度，即所谓“分量的维度”（dimension of weight），而此种区别表现在两种规范冲突时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即两个规则冲突时，必有一个规则无效而被排除在法秩序之外，因此就涉及规则的效力问题，而两个原则冲突时则不涉及效力问题，只是在个案中分量较大的原则具有优先性，但这又并不会导致分量较小的另一原则无效，后者只是暂居幕后，而不会被排除于法秩序之外，而且这两个原则的优先顺位在另一个案中也可能会反转过来。[15]
而规则优先论的弱点则在于，它把规则的具体性、可操作性（其实就是实用性）等同于规则的正当性和效力上的优先性。而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在特殊案件中，在一定条件下，规则也可能需要让位于原则，以实现法的正义性。德沃金所曾举过的1889年美国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 v. Palmer），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6] 案中的被告帕尔默（Palmer）因担心再婚的祖父更改已经立下的把遗产留给自己的遗嘱而把祖父毒死，而当时的法律却没有关于遗嘱指定的遗产继承人谋杀立遗嘱人则丧失继承权的规定，而且该案中的遗嘱在遗嘱法上也无任何瑕疵。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根据普通法中所谓的任何人均不得利用自己的错误或不义行为主张任何权利的这一原则，判决帕尔默败诉。
然而，阿列克西在这里最具独创性的地方，是提出了解决原则冲突的所谓“冲突法则”（the law of competing principles）：在具体案件中，相冲突的原则P1和原则P2会导出两个内容上相互矛盾的要求，从而相互限制对方实现的法律可能性。此冲突无法通过宣告一方无效来解决，也无法通过在一原则上加上例外条款来解决，而是有赖于透过法益衡量，在该具体案件中加上“优先条件”（C），为两个原则建立一个“有条件的优先关系”（P）；如果假定在C条件下原则P1优先，那么原则P2必须退让，而这两个原则的“有条件的优先关系”则可以表述为：
（P1 P P2）C
若原则P1在C条件下具有法律效果Q，则下列规则生效：
C→Q
这也就是说，上述的C其实扮演了双重角色：在（P1 P P2）C中是“优先关系”的条件，而在C→Q中是规范构成要件。这就是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可用文字表述如下：此原则优先于彼原则的条件，构成了与该优先原则具有相同法效果的规则之要件。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jurisprudential methodology
Abstract: As far as legal principles are concerned, it is more vital to explore their apllications in judicial trials than to define them. In general, there exist four situations in which legal principles are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s. Firstly, the principle will act as the basis and guidance of the rule when a legal principle is in accord with a legal rule. Secondly, a legal principle will be applied for dealing with the legal loophole when a legal rule is missed. Thirdly, a legal principle will be used for making an exception of a legal rule when the principle conflicts with the rule. Finally, the situation in which legal principles are conflicted is especially complicated. These four situations may be structurally intercrossed and overlapping. And the first situation of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s has been well known, but the other situations, especially the third and fourth situations are in need of more research. From the deep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jurisprudential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legal principles.
Ò 本文最初由张卓明提出问题并写出草稿，林来梵重新确定了写作纲要和主干观点，之后再由前者查阅资料和具体捉笔，后者反复修改，前后三易其稿，历时一年余。其间林来梵曾于2004年8月在第三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学术研讨会（乌鲁木齐）上将部分主要观点以《法律原则适用程序的逻辑结构》为题作了报告，得到了与会的梁慧星教授、季卫东教授等大方之家的有益之教示。并此谨表由衷谢忱。
[1] 这里所说的“立法极简主义”一词，是笔者套用了台湾学者商千仪、高忠义对Cass R. Sunstein 的judicial minimalism 的译笔而来的，后者亦可译为“司法最小主义”，本指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只需决定当下该当个案及其所涉及的问题，而无须决定其他事项，诉诸广泛适用的规则(broad rules)，提出艰深的理论(deep theories)。原著见Cass R. Sunstein, One Case at a Time: 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中译本见凯斯•桑思坦：《司法极简主义：一次一案的精神与民主政治》，商千仪、高忠义译，台湾商周出版2001年版。此处的“立法极简主义”与judicial minimalism 的原意无关，主要指的是我国立法中存在着单纯以制定法作为正式法(regular law)的单一形态，以及制定法条文的极度简约等相关倾向。
[6] 众所周知，哈特认为法律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结合而成，后者又由“承认规则”、“修改规则”和“审判规则”构成，其中承认规则是核心，据此作为法律的检验标准。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特别是第五、六章。哈特在后来对德沃金的回应中承认对原则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探讨是其理论的缺陷，并认为德沃金对原则的说明是法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不过他不认为其理论与法律原则完全不相容，而需要被全盘抛弃。See Hart’s “Postscript”, in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 Clarendon Press, 1994, especially the third and fourth sections.
[7] 德沃金针对哈特的规则理论指出，法律不仅包括规则，也包括原则和政策，原则与政策又被视为广义的原则。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特别是第二、三章。德沃金对原则与政策的区分主要是针对功利主义，为此，把原则与个人权利相联，而把政策与集体目标和利益相联。阿列克西却认为没有如此区分的必要，因为原则既可能与个人权利相关联，也可能与集体利益相关联。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5, 80. 而根据我国学者的重要观点，原则可区分为公理性原则与政策性原则两大类。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54页。
[8] 当然，法律原则是否存在，是不是法律等问题的争论在国际学术界迄今仍尘埃未定，如美国学者Alexander、Kress和Schauer都持否定态度。See Larry Alexander & Ken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 Rev. 1997; Frederick Schauer, Prescriptions in Three Dimensions, 82 Iowa L. Rev. 1997.台湾学者庄世同在梳理英美法学界的争论基础上提出了消极的法律原则理论，认为法律原则存在，但不是有效的法律规范，而是法律上可适用的证立理由，旨在调和法确定性、法保障性、以及法可争论性的法治价值。参见庄世同：《论法律原则的地位??为消极的法律原则理论而辩》，载《辅仁法学》2000年第19期。
[9]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60页以下。
[10] 前引（9），张文显书，第71页。
[11] Bydlinski,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1982, S.133. 转引自[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0页。
[20] “空缺结构”也可译为“开放结构”，含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语义上的，自然语言必然带有空缺结构，即语言文字具有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为此，使用自然语言的法律必然也具有这种空缺结构；其二是评价意义上的，人类预见未来的能力有局限性，对目的认知也相对模糊，人类社会又有确定性(certainty)与适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种相互冲突的需要，由此产生法的“空缺结构”。参见前引（6），哈特书，第124页以下；See Fernando Atria, On Law and Legal Reasoning, Hart Publishing, 2002, pp.89-94.
[21] 前引（7），德沃金书，第55页。
[22] 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7页。
[23] See Larry Alexander & Ken Kress, supra, n.8, p.745.
[26] 115 N. Y. 506, 22 N. E. 188(1889). (1899年纽约法院案例报告，115卷，506页，东北案例报告，22卷，188页。)有关该案的评论甚多，可参见前引（7），德沃金书，第41页；[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4页以下。
[27] See Robert Alexy, supra, n.7, p58.有国内学者将之概括为“若无更强理由，不适用法律原则”，参见舒国滢：《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8] See Robert Alexy, supra, n.7, pp57-58.哈特也指出：德沃金引用的Riggs v. Palmer这个案例是一个原则战胜规则的例子，但这个例子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规则不具有全有或全无的特征，因为它们也可能与原则发生冲突并且可能被原则超越。See Hart’s “Postscript”, supra, n.6, p262.
[29] Henkel, Recht und Individulaitat, 1958, S. 37. 转引自前引（19），王泽鉴书，第245页。
[33] 115 N. Y. 506, 22 N. E. 188(1889). 该判决在其中援引了1886年的“纽约互济人寿保险公司诉阿姆斯壮案”（New Yor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v. Armstrong），117U.S.591,6 S. Ct. 877(1886)。该案中保险人为获得保险金谋杀了被保险人，为此，法院认定他因其犯罪行为丧失了该保险下的任何权利。
[35] Kenneth J.Vandevelde, Thinking Like a Lawyer: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Westview Press, 1996 p.142.德国学者霍恩也指出：“立法者应当实现数个正义准则，而这些准则相互矛盾。因此，法律规则常常是一个艰难的妥协，‘纯粹地’实现某个特定原则就成为不可能。”[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81页。
